王安石爲何會揹負罵名你知道嗎?不知道沒關係，小編告訴你。
《周易·繫辭》中說道"一合一闢謂之變。"門的開開合合是變化，月的陰晴圓缺是變化，海的潮起潮落也是變化。窮則變，變則通，從理論上說，懂得變通會讓事情出現轉機，然而一旦牽涉政治，那就得另當別論了。
我國曆史上著名的變法或改革，從戰國時的吳起變法，至清末的戊戌變法，雖鮮有成功，但沒有哪一次變法像王安石變法那樣揹負上了"亡國"的罵名。
"安石亂天下"，果真如此?
王安石變法始於熙寧二年，終於元豐八年宋神宗去世，又稱"熙寧變法"。該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爲目的，以"理財"、"整軍"爲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算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
據史料記載，在變法當年，慈聖、宣仁二位太后淚流滿目，對着宋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於是，這位應該算是整個宋代最有改革幹勁的皇帝宋神宗，開始猶豫了，因此王安石變法在神宗期間並未得到較高的讚譽。
王安石得到的最高讚譽，是宋徽宗在位期間，那時候，各地起義接連不斷，其中包括最著名的梁山好漢起義。這個時候，王安石變法早已被其繼任者、反對者、曾經的朋友——司馬光徹底推翻，但宋徽宗還是肯定了王安石變法所做的改變。
可惜好景不長，宋徽宗的兒子宋欽宗繼位，在位後不久，便再一次推翻了王安石，於是，此後的第二年，北宋滅亡。"安石亂天下"此時似乎得到了印證。
那麼，王安石究竟做了什麼?
王安石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是值得肯定的，比如——青苗法。他用現在主流的金融手段——借貸，來支持農業的發展。後世對青苗法的爭論較爲激烈，到了南宋甚至有許多人對它做出尖銳批評。
當時北宋的官方利息是每半年20%~30%，一年的利息就是40%~60%，乍一看，利息的確偏高。但是，當時民間借貸的利息是100%~300%，是官方借貸的好幾倍。
這樣看來，青苗法應當得到支持纔對，爲何卻落得這樣一個評價?這是因爲有些地方官員會強制農民借貸，而我國古代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農民們不願意冒險，花明天的錢辦今天的事。再加上後來官方借貸利息的提高，並沒有幫助到農民有本金髮展農業生產。
表面是"三冗"造成北宋頹敗，實際上是農業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造成這種結果並非王安石的本意，他的本意是想通過官方借貸來抵制民間借貸，一方面可以充實國庫;另一方面可以減輕農民負擔。只是在那時的社會制度之下，每個人都想從社會運作中分一杯羹，所以官府借貸出現之前，民間借貸才如此"繁榮"。
而王安石通過官方借貸抑制民間借貸，觸動了當時地主階級的利益，青苗法受到地主階級的阻撓，進而壓迫農民，百姓哀鴻遍野，王安石只得背上了千夫所指的罵名。
前面我們分析過，王安石是想削減地主的利益，"還富於民、還富於國"。但是他卻忘了，皇帝纔是當時最大的地主，是王安石變法的最大阻力，他想改變農民的現狀，就必須邁過皇帝這座"大山"，但是這在古代是不可能的。
日漸腐爛的根無法挖去，無論做什麼，都是徒勞的，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癥結就在這裏。宋神宗或許也已發現，但是那又能怎樣呢?因爲他就是腐爛的"其中一環"，他無力改變現狀，更不能親手推翻自己。
現如今我們提起北宋，更傾向於用"三冗"描述當時的社會背景，其實此言差矣!"三冗"只是表面的東西，雖說"冗兵"、"冗官"、"冗費"增加了國庫的支出，但是若國庫充盈，北宋可以負擔得起。況且"三冗"在某種程度上也解決了一部分人的吃飯和就業問題。
只有農業纔是國家之本，所有的問題，最後都會歸結爲"田"，要想解決農民的問題，就要減輕農民負擔、發展生產。因此，王安石變法陷入了一個死循環當中，地主階級不願意削減自身利益，農民沒錢種地，變法如何談得上成功?國家如何繁榮安定?
除此之外，王安石變法還牽扯到了嚴重的黨派競爭問題。
黨派鬥爭動搖國家根基
王安石變法開始之後，參加變法的官員被稱作"新黨"，不參加變法的官員是"舊黨"，這在客觀上已經破壞了北宋的政治生態平衡。在此之前，也有黨派之間的爭鬥，但也都圍繞着一條共識展開：不管哪一派當權，都不能打擊報復，要容忍反對的聲音，但是王安石所代表的"新黨"破壞了這個規矩。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將以司馬光爲首的舊黨統統趕出京城，這並不是王安石的道德問題，而是出於民族大義的考量。他首先效忠的是這個國家，其次纔是這個政權。但並不能保證所有人都像他一樣"先天下之憂而憂"，新黨處處針對舊黨是爲了保證變法能夠落實，但是舊黨往往是出於報復心理，在重回高位後，又將新黨統統趕出京城。兩派鬥爭樂此不疲，將北宋內部攪得烏煙瘴氣。
黨爭在此後的政權中愈演愈烈，終於成爲了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新舊兩黨，有很顯著的差別，新黨注重辦事效率;而舊黨看重道德、愛說空話、假話;新黨比較聽皇帝的話，而舊黨愛批評皇帝，頗有"倚老賣老"之勢。
這其實是由新舊兩黨的背景造成的差異，新黨只是依靠王安石，才逐步走入政治舞臺，是政治新秀;而舊黨卻已存在千年，勢力根深蒂固，不可撼動，已有大片土地在握，屬於既得利益者。
那麼新舊兩黨的分歧爲何這麼大呢?當然是因爲新黨的變法政策觸動了舊黨的利益，所以纔會極力反對。但是從皇帝的角度來看，新黨作爲新秀，勢力不大，易於控制，因此有了上文提到的一幕：在宋徽宗年間，他重用新黨，肯定王安石變法的功勞，但儼然已無用。
因此，王安石變法，無論從經世致用的角度來看，還是思想建設角度來思考，都無益於北宋王朝的發展。前者無法撼動根本，終是無用;後者開啓了激烈黨爭的先河，使文官作爲行政主力日漸腐朽，最終爛到了骨頭裏。
但是，王安石這個人是"幸福"的。
《莊子》中曾說，列子達到物我兩合一的狀態纔是終極幸福之所在。所以王安石是幸福的，因爲他不管得罪了多少人，如蘇軾因他葬送了一生的仕途，被貶多次鬱鬱而終;司馬光與他從好友知己到頭號反對者。到後來，王安石甚至揹負上了"亡國"、"亂天下"的罵名，但不論改革阻力有多大，批評者的聲音有多尖銳，王安石依然能不忘初心，在巨大的時代洪流中逆流而上。
王安石是心懷巨大使命感和責任感的人，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人，絕非以個人利益得失作爲改革的基點，這在本質上就與後來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
從實現人生理想這一點來說，他比絕大多數"一生襟報未曾開"的仁人志士幸運。王安石有機會，他的改革從後世角度來看是成功的，這大概就是"生命力"。但是作爲一個政治家，王安石的變法又顯出了巨大的侷限性。他性格上的執拗以及無法真正撼動社會本質的政策，從根本上決定了"變法"之路，道阻且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