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庶繁榮的北宋王朝，爲何會橫遭亡國大難?“靖康之恥”災難後，一個“罪人”也常被拉出來批判：北宋改革家王安石。
特別是到了南宋殺良將送錢換和平的“太平”年月裏，對王安石以及“王安石變法”的怒罵，也驟然到了高潮。在南宋諸多“名流”看來，就是這個膽大包天的王安石，鬧出一場震驚天下的變法，這才把繁華的大宋鬧的一團糟，折騰出半壁江山淪陷的慘禍。學者羅大經一句怒罵王安石的名言，更是南宋朝野一百多年的共識：“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大宋落到這步慫包天地，都是王安石害的。
那這口大鍋，王安石還有他堅持一生的變法事業，能不能扛得動?
不妨，可以看看下面這幾條冷知識，王安石的一生功過，王安石變法是強國還是坑國?相信一目瞭然。
一：北宋“基建狂魔”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一樁十分坑的事兒，就是民間的農田水利建設。
北宋立國後，農業政策“不扼兼併”，但各地的農田水利建設，到了北宋中期時，早已嚴重滯後。遇到水旱災難時，各地有錢的地主們，更是隻顧自家的莊田，一番修壩截水，輕鬆就把災難甩鍋給苦農民們。於是宋仁宗年間時，北宋每隔幾年就是大災，成千上萬災民流離失所。北宋王朝呢?要麼是宋仁宗在皇宮裏悲慼戚祈福，要麼就是咬牙撥出錢糧，招募饑民當兵，解決眼前困難，卻背上沉重財政負擔。北宋的“積貧”，就是這坑爹基層建設惹的禍。
待到王安石變法高調啓動，對這坑爹現象，王安石也重手狠治——方田均稅法。從此後大宋各地興修水利，所需費用全按照百姓財富來分攤，有錢人必須多買單。錢不夠?更可以向官府申請低息貸款。如此新思路，自從出臺後，就被司馬光文彥博等重臣怒罵，“禍國殃民”的帽子扣了好多遍。
但就是在罵聲中，昔日基層建設坑爹的北宋，卻是突然華麗轉身：僅是變法的前七個年頭，宋王朝就興修了一萬處水利工程，灌溉三十八萬頃農田。更完成了影響數百年的“淤田”工程——在河南山西陝西等地大規模引水衝擊鹽鹼地，叫淤泥在鹽鹼地沉積下來。這些昔日一毛不長的十萬頃“惡地”，從此煥然成爲物產豐富的良田，萬千流民也從此安居樂業。幾乎是以“基建狂魔”般的狂飆速度，這些迅速見效的強大工程，撐起了大宋王朝的富國強兵。
被那些反對變法的“舊黨”所無視的，正是這空前工程裏，受益深遠的民生。
二：“自打臉”的募役法
王安石變法的各項政策裏，捱罵最多的，當屬募役法。
爲什麼捱罵多?王安石變法前的北宋《會記錄》就給出答案：宋朝全國納稅土地四百四十萬頃，僅是全國耕地的三成。大批土地被享有特權的官僚地主佔據。苦農民們承擔着大多數稅賦，苦累的差役更逼得多少農民破產逃亡。宋仁宗年間范仲淹等人的奏摺裏，滿眼都是民間百姓負擔沉重的血淚。但在王安石看來，這事兒哪裏只能揭露血淚，必須要改——募役法。
募役法，也就是從此之後，原先享有特權的官戶等地主階層，全都有出錢代役，先前官府一分錢不掏，全靠農民白出力的差役，也改成官府出錢代役。等於是直接拿刀割有錢人的肉，當然也惹來罵聲一片。王安石大張旗鼓變法時，反對變法的舊黨們，就變着花樣攻擊“募役法”。但是，待到王安石與世長辭，也同樣是許多曾瘋狂攻擊王安石的“舊黨”，卻用“自打臉”的方式，告訴後人“募役法”的真相。
比如曾經拼命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舊黨”範百祿，在司馬光要廢除“募役法”時，卻毅然站出來阻止，擲地有聲爲“募役法”叫好：“熙寧初，百祿爲鹹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府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苦老百姓們，看待這“舊黨”口中“禍國”的募役法，卻是這般熱烈歡迎。
而同樣因爲反對募役法，曾多次被惡治的蘇軾，更在宋神宗去世後，說出了他的愧疚反思：“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當年我一腔熱忱，反對變法，但現在卻親眼看到變法利國利民的成果，真是慚愧啊。
這些在民間歷經浮沉的官員，縱是曾與變法結怨，卻親身見證了募役法的利國利民。然後不惜用“自打臉”的方式，說出埋藏心中已久的良心話。只可惜，哪怕這樣“自打臉”的良心話，卻也攔不住元祐年間，北宋鼠目寸光的統治者們，對變法粗暴的清算廢除。然後，就有了史料記載裏，王安石變法被廢除後，元祐年間一句心酸的民聲：天下人思念免役法(募役法)。
三：大宋的錢哪去了?
雖然那麼多沉浮民間的“舊黨”成員，用自己的親眼所見，見證了王安石變法的“利民”成果。但王安石去世後，頑固的“舊黨”首領們，卻早給王安石變法找出了新毛病：你就算給老百姓恩惠又如何?但是你“坑國”啊!典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那句怒罵：名爲利國，其實害國。
可是，就是在司馬光痛罵王安石的元祐元年，三司大臣畢忠遊的《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卻以實錘的證據，狠狠回擊了“害國”說：王安石變法何止是“利民”?變法的這十幾年裏，昔日“積貧”的大宋王朝，“仁君”宋仁宗在位時每年都財政虧損的大宋王朝，這時已經積攢了數千萬貫錢糧，足夠國家二十年支用。而且北宋三司每年的財政收支，都能盈利結餘一半以上。
這哪裏是一個被嚴重“害國”的大宋朝?分明是一個蒸蒸日上的強大王朝。
也正是因爲有了這豐厚的財政基礎，財大氣粗的北宋，才得以大刀闊斧進行軍事改革。昔日走兩步就大喘氣的北宋廢物禁軍，搖身變成打得西夏一潰千里的鐵血西軍。北宋的西線國土，更朝着漢唐河湟故地高調延伸。甚至，哪怕北宋末年君臣胡鬧，闖出靖康之恥大禍，但正因有王安石變法時代錘鍊出來的西軍勁旅，宋朝才得以抗住金軍兇殘腳步，艱難守住半壁江山。可以說，正是被南宋君臣痛罵的王安石變法，給南宋艱難攢了續命的家底。
甚至，就是在北宋王朝瘋狂廢除變法的元祐年間，六年前還財大氣粗，國庫儲備足夠支用二十年的北宋王朝，竟又落到了國庫窮得叮噹響的地步，廢除了“募役法”等國策的北宋民間，百姓又掙扎在苛捐雜稅下。以蘇軾的哀嘆說，“舊黨”治下的大宋，已是“帑稟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纔不到六年時間，王安石留下的，那個國富兵強的大宋，就給糟蹋成這個樣子。
而這一年，是公元1091年，距離北宋靖康之恥國難，已只有三十五年。到底誰該爲北宋悲劇負責?相信已一目瞭然。
被接下來偏安南宋誤讀的，卻是一位熱血爲國的偉大政治家，更是一場大宋本可熱血崛起的歷史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