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什麼後世將北宋滅亡歸罪於王安石呢，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是流傳至今的千古名句。
而作者王安石，更是北宋政壇上傑出的一個人物。在北宋積弊已久，文武孱弱之時，他以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推行變法改革，給北宋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
但是，他的變法卻飽受爭議。
有人說，雖然王安石費盡心思實行變法，但還是失敗了。更有甚者，甚至將北宋滅亡的原因也歸於他的變法。在王安石受到批評的同時，外國的不少學者卻尊他爲“中國十一世紀偉大的改革家。”一個北宋的風雲人物，卻受到了如此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這着實令人費解。
實際上，王安石的變法過程非常複雜，是不能簡單地用成功或者失敗來評價的。
倘若，他的方案根本沒有實施，或者在實施過程中引發了禍亂而被迫中止，這都可以稱得上是失敗。但是，當時的事實並不是這樣。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擔任參知政事，並在朝廷中吹響了變法的號角。朝中的頑固派雖然很是不滿，但是，在神宗的皇權壓制下也只好默不作聲。變法持續了十多年，直到元豐八年(1058年)神宗駕崩後才中止。
當時，哲宗即位，高太后掌控朝政。在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狀況下，新法被停用。雖然，新發並未長久地實行下去，但是，這十餘年的變法過程中，王安石也做出了不少政績。即使成果沒有達到令人驚歎的程度，可也不能簡簡單單評價爲失敗。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那麼，就從這兩方面開始論起。
富國：變法之前，北宋的國庫可謂是窮的叮噹響。在封建社會，祭天大典可以說是一等大事，是萬萬不可馬虎的。但是，北宋方面卻窘迫到連在大典中給官員的賞賜都拿不出，真是貽笑大方。變法之後就不同了，國庫的進賬明顯增添了許多。
雖說和前朝盛世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庫銀五千萬兩以上的結餘，足以讓北宋朝廷挺直腰板。而且，國家的可耕種田地面積大大增加，甚至，達到了七億畝。在封建社會以農業爲主的經濟下，耕地面積增多的好處不言而喻。
強兵：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雖然出身行伍，但是，北宋的軍事實力卻實在難上臺面。宋太宗登基後曾兩次北上攻遼，但均已失敗告終。自此以後，北宋可謂是屢戰屢敗，甚至連一個小小的西夏都拿不下來。新法實行，軍隊在王安石的策劃下增設禁軍裁撤冗官，逐漸有了新氣象。
軍隊的實力增加後，曾試探性地同西夏發生過幾次激戰。這幾場戰鬥雖說有贏又輸，但已讓西夏方面對北宋頗爲忌憚。尤其是熙寧六年(1073年)，北宋大將王韶領兵出擊，直接斬殺了數千敵兵，並收復了河湟一帶(今青海東部)失地，使北宋的邊界擴大了兩千餘里。
這場戰鬥，打出了北宋軍隊的赫赫軍威，使周邊國家收起了對北宋的小覷之心。
那麼，既然變法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就，爲何很多人都說失敗了呢?這還要說到當時朝廷中，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的矛盾。兩人均爲神宗皇帝的股肱之臣，也都支持變法興國的主張。可是，兩人雖都支持新政，卻在新政的具體問題上，持有截然相反的觀點：
王安石的着眼點在於新政的作用，只要新政可以富國強兵，他就不顧一切地推行;而司馬光考慮的是新政的實行問題。在他看來，新政再好，也要按部就班地實行。如果太過急功近利，那麼，就難以避免與民爭利，讓朝中小人鑽了空子。
如果，宋神宗能夠在兩人之間調和，使兩人能夠齊心協力爲國效力的話，兩人的矛盾就不會過於激化。因爲，兩人雖然政見不同，但都有一顆以天下爲己任的愛國之心。可惜的是，宋神宗年少輕狂，根本不懂和氣爲重的道理。
他在表示支持王安石後，便將持反對意見的大臣全部貶謫。如此行事，雖然明面上的阻力減少了很多，但卻使新法更加地不得人心。這就使得神宗駕崩後，新法被全面罷撤，王安石的一片苦心付諸東流。
神宗駕崩後，哲宗即位，重新啓用了司馬光。也正是在他重登相位的這一年，他的政敵王安石去世了。雖然他將新政全部廢除，但對於王安石這個人，他心中還是非常佩服的。王安石去世後，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向朝廷上奏，請求對王安石從厚撫卹，以示敬重。
由此看來，兩人只是政見不同，並無私人恩怨。如此罕見的兩個人才，神宗皇帝卻偏要用一廢一，真是令人嘆惋。
新法雖然廢除，但國事並未有所改觀。司馬光和王安石相繼去世後，北宋朝中再也沒有出現過像兩人一樣的人才。哲宗駕崩後，由於哲宗無子，只好立哲宗的弟弟趙佶爲帝。而趙佶，就是臭名昭著的書畫皇帝宋徽宗。
王安石實行變法的時候，反對他的人曾在暗中叫囂，說新政實行後便會天下大亂。可是，從新政實行的那天起到趙佶即位，已經整整三十一年了。這三十一年中，不說沒有外敵入侵，連國內大一點的農民起義都沒有發生過。
但是，宋徽宗趙佶上臺後就不同了，即使新政廢除了，可是，他只用了二十七年便將祖宗的錦繡江山拱手讓給了金國。這樣分析下來，問題就很明瞭了。王安石的變法雖然有得有失，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緩解了北宋國內矛盾，增強了北宋的國力。
而趙佶就不同了，他爲了他的藝術追求，置廣大民衆於不顧，直接導致了北宋的滅亡。當時的人將北宋滅亡歸咎於王安石，實則是爲了掩蓋徽宗趙佶的錯誤。在那個年代，爲皇帝歌功頌德無可厚非，但若將鞠躬盡瘁的功臣當作皇帝的擋箭牌，就未免太下作了。
參考資料：
【《宋史》、《王安石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