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宋神宗年間，王安石在熙寧變法時提出的著名的“三不足”觀點。特別是近代以來，這一觀點一直被當作是無所畏懼，勇往直前、不斷革新的精神代表而被褒揚。
但仔細想來，結合王安石變法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這一看似冠冕堂皇的觀點卻存在很多漏洞，以至爲他以後的改革留下了很多隱患，這一觀點是很值得推敲的。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如果純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看，天變當然是不足畏的(但王安石的“不足畏”是針對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而言，而不是指抗禦自然災害)。但是，如果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大背景下來看，天變不足畏就值得推敲了。
所謂天變足畏，來自西漢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應”理論。他認爲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干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
董仲舒把天視爲至上的人格神，認爲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天子應當因此感到畏懼而改行仁義;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這一理論貌似純屬封建迷信，但其實是大有深意的。
在古代，皇權至高無上，沒有任何人有權力能夠約束皇權。那麼，誰能夠制約“天子”呢?那就只有“上天”了。而“上天”如何來傳達自己的意旨呢?只能通過“天人感應”。
可是，“上天”不會說話，只能通過一些打雷、地震、日蝕之類的天變來發表它的觀點，因此必須有人來翻譯解讀，這些人又是誰呢?就是士大夫階層。
這樣一來，情況就很清楚了，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的“天人感應”理論，實質上是士大夫們用來合法制約皇權的“殺手鐗”。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每逢日蝕、地震、水火災害等天變發生，常有士大夫們借題發揮，上書言事，鍼砭時弊。而平時對這種膽大妄爲的“逆龍鱗”行爲怒不可遏的皇帝，在天變面前，也不得不放下架子，低頭認錯，甚至發表“罪己詔”。
雖然在皇帝倒行逆施的時候，並不總能及時的發生天變，而士大夫們對天變的解讀也並不總能起到正面的作用，但這畢竟是一種對皇權難得的制約手段，所以，“天人感應”理論，在皇權一家獨大的中國古代社會是有着相當積極意義的。
王安石的“三不足”觀點，從根本上推翻了這種制約機制。如果天變也不足畏，祖宗也不足法，人言也不足恤了，世上還有什麼能約束皇帝的呢?難怪曾經積極支持過范仲淹變法的三朝宰相富弼聽到這樣的言論時，感到十分震驚，說：“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
不受約束的權力是極其危險的。在擁有絕對權力的情況下，濫用權力的誘惑力幾乎是無法阻擋的。王安石變法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通過“三不足”觀點，取消了對皇權的一切約束，在宋神宗與王安石“上與安石如一人”的情況下。
在變法的前幾年，王安石几乎取得了不受約束的權力。生性執拗，人稱“拗相公”的王安石，雖然是抱着一顆變法強國的赤誠之心，但也逃不出絕對權力的誘惑。
他濫用權力的第一個表現是，未經深思熟慮，在試行驗證階段就匆忙推出新法並強行執行。從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開始，到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的短短五年時間裏，王安石就頒佈了十幾條新法。其中，許多核心的新法，是在變法的初期就頒佈了。
要知道，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很多都不是在舊法上小打小鬧的修補，而是對整個國家體制(特別是在經濟領域)的重大調整。
這樣重大的改革，在幾個月間就提出並頒佈執行，不能不說是過於草率了。王安石在變法之初，原本還有些試行的安排，但很快就被他自己推翻了。
這就使得原本可以在試行階段發現並糾正的問題，被放大到了全國範圍，因而引起了嚴重的後果，對整個王安石變法造成了重大影響。
王安石濫用權力的另一個表現，也是後果更爲嚴重的一個表現，是他推行了“順新法者升，逆新法者黜”的錯誤用人政策。凡是對新法提過意見的，不論意見有沒有道理，是不是全面反對新法，還能不能爭取，都一律罷黜;凡是高舉贊成新法的旗幟，不論其人動機如何，品行如何，政績如何，一律升遷。
這種做法的後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說話的名臣幾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對立面，譬如，韓琦、富弼、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兄弟等等，其中不乏原本並不是全面反對新法，只是就其中一些具體問題，提出客觀意見的人，如韓琦、蘇軾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謂支持新法的人中，則混進了不少有能無德的人，甚至是企圖利用新法升官發財的投機分子。
他們雖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並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們或是貪污腐敗、魚肉百姓，或是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甚至爲了獲得更大的利益，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對面。譬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鄧綰，就是典型的勢利小人，曾說過“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的“名言”。
這一錯誤用人政策的後果，首先是矇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讓他只能聽到阿諛奉承的一面之詞，而無法根據客觀情況對新法的實施政策進行必要的調整;其次是給許多人造成了新黨多是奸臣的印象，從而對新法本身也產生了懷疑，最終導致變法的失敗。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這些濫用權力的錯誤，固然有他個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爲他掌握了不受約束的權力。假如他的權力受到一些制約，畏一點天變，恤一點人言，在每一條新法出臺之前，與反對派們辯論一番，修改幾稿，非盡善盡美不能出臺，這樣一來，新法必會少很多漏洞。
同樣，如果王安石不能隨意升黜官員，讓朝中留着幾個像韓琦、富弼、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那樣的建設性反對派的話，一旦新法出了問題，他們就會立刻指出，迫使同時也是幫助王安石調整政策。絕對的權力，貌似對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終卻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寧變法”的經驗教訓，對當下依然有着很強的借鑑意義。“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固然可作爲鼓勵人們大膽改革、勇於創新的號角，但在改革過程中應該是，該畏的還是要畏，該恤的還是要恤。而且，應該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機制，以保證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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