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以來就有尊師重教的傳統。早在西周時期，《太公家教》已有“弟子事師，敬同於父”的記載;春秋時期的孔子更留下了“有教無類”等至理名言。
到哪些學校去上班?
古代具備學校性質的教學機構，只有公學、私塾和義塾三大類。
私塾，最早是因家庭、家族需要而自然誕生。富裕殷實的家庭或家族，意識到了培養下一代的重要性，動用一部分家產或族資，購置教學用具，開闢教學場地，聘請當地或外地因多種原因在科舉考試中失利閒居家中的落榜考生來做塾師。往往一個家庭的私塾，只要塾師好，直系、旁系親戚的子女都會輾轉託情轉來。
公學，就是動用國家或地方財政的公辦學堂，公學的實際負責人，大多是當地的權勢掌握者。比如太學、國子監，相當於今天的官辦大學。
至於義學，就是地方政府或者大家族出資辦學，面向特定對象免費開放。
特別需要說明的是，萌芽於唐代、推行於五代、至宋而大盛的書院，既有官方投資，也有民間籌資，具有半官半民的性質。
需要什麼道德素質?
教師不僅是授業的經師，更要做傳道的人師，其道德操守、行爲舉止，向來受到嚴格的約束。“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禮記·學記》)這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師道尊嚴”。
“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授業。”(《孔子世家》)孔子退居家中整理古代文化典籍，還是引來了四面八方的學子向他問學。對此，可用孔子自己的話作解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在學生眼中，“仁且智”是孔子的鮮明特點，也是孔子被後人看作聖人的主要原因。可以說，“仁且智”是古代中國對於教育者人格境界和師表風範的最高追求。
工資收入怎麼樣?
古代基層教師，大多是秀才，偶爾也有童生、監生、舉人。太學、國子監等高校教師，得是舉人、進士。但基層教師也沒誰願意白乾，因爲不能吃空氣，要拿錢養家，其工資叫“束脩”或“束脩”，結算方式3種：銀錢、穀物、銀錢+穀物。
以明朝爲例，落後地區用60石穀子(粟)支付給老師作爲年薪，支付銀錢的年薪一般在16-40多兩。明末有個名醫陳舜系，說他在黃惟萼家做家教，當年給粟米20石，每月還給錢4800文，算起來年薪達到70兩以上。顯然，基層公辦教師工資與當地政府重視度、經濟水平相關，“民辦”教師則與戶主貧富度、是否大方有關。
除了工資性收入，基層教師還有就餐和節禮福利。家塾老師伙食通常比較理想，可以住東家，吃東家。富豪之家，則設專竈招待老師。比如晚清的陝西太原塾師劉大鵬，在日記裏感嘆，找到了一個豪綽的東家：不僅3餐免費，帶孩子吃飯，也免費。想吃啥，書童就安排啥，飯菜可口。
教師怎麼就餐，情形不一。一是“自爨公養”。就是東家出錢，或柴米油鹽菜蔬，由教師自行烹調。若社學塾師自費就餐，學校需支付伙食補貼，按照就讀學生數，年標準在15-20兩銀子。浙江山陰的徐氏宗族宗譜記載，義塾每年支付塾師工資50兩銀子，而米鹽油茶，則由家族基金(“公倉”)撥付。
二是“吃轉飯”，就是輪流到學生家吃飯。一般情況，伙食不錯。私立學校裏，爲使老師吃飽喝足，幹活來勁，家長也沒閒着，隔段時間送些米油鹽茶煙。
三是東家概不負責，塾師自行解決。比如河南安陽有個馬氏家族，江蘇蘇州有個彭氏家族，分別明確塾師年薪50兩、72兩銀子，其他任何福利沒有。
大學和公立學校教師，與官員一樣有穩定的收入。漢代太學博士的官秩，初爲四百石，後升爲六百石。四百石級別，每月的工資(俸祿)是50斛穀物，漢代50斛相當於今天1350斤，在當時屬於大縣縣丞的工資水平，即副縣級待遇，相當於今天的副高職稱。而漲工資後的六百石，則爲70斛，約等於當時副市級幹部郡丞的待遇。
宋代書院一類私立學校，社會捐助多，部分教師收入遠高於公辦編制內老師。比如南宋明道書院，山長(院長兼主講老師)的月俸100貫，每天還補助700文伙食費，年薪高達幾千兩銀子。
公辦教師的待遇要算明代最低，而且常被扣罰。洪武二十五年更定的國子監教師工資單如下：祭酒，月俸米21石;司業，月俸米10石;監丞，6.5石;博士、助教、典簿，6 石;學正，5.5石;學錄、典籍，5石。縣學教師(教諭)收入，只有博士的一半，月俸米3石。明代一石米相當於現代120斤，也就是說，博士每月的工資是720斤大米，學正600多斤，教諭360斤，依然是窮儒。
古代沒教師節，政府對教師節日收禮並不管束。每年特定節令，比如新學年開始、結束，學校開辦或關閉，部分家長爲表達敬意，會送錢送禮，慰問老師，稱爲節敬、節儀。但節禮不一定人人有，數目不大，禮物不多，意思意思而已。
正式上崗啥程序?
塾師應聘，在明朝稱爲“覓館”，有關係可算王道，比如親屬與宗族，師徒與朋友，鄉緣與地緣等，沒關係則非易事。
應聘的關鍵，根本上還是取決於學識和能力。不過接觸時間太短，難以讓陌生東家認可，於是名士、名師的薦書，提供了信用擔保，在明末大爲流行。
應聘成功後，先確定工資、聘儀和開學時間，然後下聘書。聘書套話連天，相當客氣。社學聘師的基本儀式比較搞笑：送聘書，教師扭捏推辭，“萬般無奈”地接受。開學那天，地方小官帶着一大批學生家長，前呼後擁，再次拜請，塾師當然還得幾經推辭，家長還得繼續拜請，直到教師不好意思了，終於答應。之後，家長們先行，到社學門口，盛裝迎接。塾師進門，學生行拜師禮。家塾、義塾聘師情形大體相同，但程式可能簡化。
聘期多長?一般家塾和義塾，聘期一年。期滿續聘與否，由東家決定。至於社學塾師，因政府參與，聘期分兩種，一是“期聘”，多爲一年。二是“考覈”，即根據定期考覈結果，決定續聘與否。考覈時間，各地不一，有每月兩考或一考，有每季一考，考覈主持人多爲鄉約、州縣官、學官，教學成績好，獎;教學成績差，不說二話，辭退。若塾師學識淺薄，教學成績一塌糊塗，那就集合裏排(明朝110戶爲一里，某年輪值的里長稱爲裏排)、本鄉秀才等，當面“糾舉而斥之”，毫不客氣。但每月一考、兩考，煩瑣，也不符合教學規律。因此，每季一考更常見。
爲保障教育的有效性和連續性，對塾師的實際聘期往往較長，三、五年，十年八年，三五十年，都有。在每個朝代中前期，人才缺乏，“易師”較少。
古代“教師”從業也得通過考試
《登科記考》記載：“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爲考課等級。”在西漢以前，教師多是推薦，並不需要從業考試。但到東漢時期，中國出現了教師“資格考試”——要想成爲太學博士，得通過太常主持的考試(有點類似今天教育部主持的考試)。當時，經學名流纔有任職資格，而且，對教師個人的教學經歷和年齡都有相應的規定，要求曾教過學生50名以上，年齡不小於50歲。
隋唐時期，中國形成了完備的官學制度。官學，相當於今天的公辦學校，既有小學，也有大學;既有綜合性學校，也有專科學校。當然，教學管理和要求也更規範、更嚴格了，對教師從業資格和教學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覈辦法。
唐代對包括教育行政官員和教師在內的學官，同其他官員一樣，均要定期“考課”，一般每年一小考，三至五年一大考。考覈內容分業務、品德及教學效果等，考覈結果分爲九等。其中，授課數量是考覈定級的重要標準之一。此即《登科記考》中所說的：“諸博士、助教，皆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爲考課等級。”
宋代是民辦學校開始興起和繁榮的時代，私立書院流行，但朝廷對官學同樣抓得很緊，要當上“公辦教師”同樣得考試。宋熙寧八年(公元1076年)實施的“教官試”制度，大概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難通過的教育主管和教師資格考試。《文獻通考·學校七》稱，由於考試過嚴，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全國州、縣的教授“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
古代教學成績與“升學率”掛鉤
《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試中舉”方可升職。在唐宋及以前，對教師業務的考覈主要在“教學量”上，明代則開始與教學質量和“升學率”掛鉤。明朝對教育主管和教師的考覈，除了和其他行業官吏相同的“考滿”“考察”外，還單設有“學官考課法”。
“學官考課法”是明太祖朱元璋推出的教師考覈制度，於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頒行。該考覈辦法的中心是，“以九年之內科舉取中生員名數爲則，定擬升降”。據《明會典》記載，府學教授有9名學生在鄉試中舉，州學學正有6名學生中舉，縣學教諭有3名學生中舉，方算稱職，可獲升遷資格。
平時對教師也有考覈。如在月考中，學生三月無長進，教師要被扣工資。當時教師工資由現鈔和米兩部分組成，扣工資的形式主要是“罰米”。如果學生在學年末舉行的“歲考”中仍不進步，問題就大了——凡府學12人、州學8人、縣學6人以上無長進，府州縣地方官及所屬學校教師除被“罰俸”外，還要被“訓導”。
如果“歲考”中，府學24人、州學16人、縣學12人以上無長進，要取消教師資格，巡按御史或按察使有權直接開除(罷黜)教師。不僅教師被處理，府州、縣的地方官員也跟着受罰，要被處以“笞刑”。
對國子監教師的考覈更加嚴厲。曾任明代南京國子監祭酒(相當於大學校長)的黃佐，在其《南雍記》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北京國子監學生唐謙等想出來做官，吏部安排考試，結果成績很差，“不通經書”。按規定應該將主管教學的司業(相當於副校長)趙季通治罪。明成祖朱棣聽說後，放過了他，但就此向全國下發“紅頭文件”，規定“凡弟子員再試不知文理者，並罪其師，發煙瘴地面安置。”
學生學不好，教師要被髮配到環境惡劣的地方去，這大概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考覈教師最狠的一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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