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權兵衛(やまもとごんべえ，1852年11月26日—1933年12月8日)，日本海軍之父，一手締造了日本近代海軍，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實際指導者、第16任和第22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薩摩藩士藩士出身。海軍兵學寮畢業。
早年
和當時大多數日本海軍軍官一樣，山本權兵衛是鹿兒島人，薩摩藩的。十一歲時就參加了薩英戰爭，在弁天炮臺幫着搬炮彈，在一起搬炮彈的還有東鄉平八郎，炮手不是別人，就是現在的陸軍大臣大山岩，英國艦隊旗艦尤里亞勒斯的艦長和副艦長就是被這個炮臺送去見上帝的。
山本權兵衛是海軍兵學校第二期的，在海兵的時候是最讓教官頭疼的學生之一，最早幾期海兵學生中和英國人打過仗的不少，除了對過去兵戎相見的敵人那種本能的抗拒以外，還有就是“老子來自戰場”的自負，根本就沒有把那些沒有實戰經驗的大鼻子教官放在眼裏，成天喝醉了酒打羣架，火來了連英國人教官都敢打。
道格拉斯少校“做個紳士”的諄諄教誨對這幫近似於地痞流氓的學生沒有任何用處，到後來只能採取最原始的“開除”方法。僅在1872年一年中被開除的學生就有158名之多，山本權兵衛是第二期中頑劣之首，但不知怎的逃脫了被開除的命運。
山本權兵衛的胡鬧，還不僅限於酗酒打架。一次和別的士官們一起到品川的娼館裏去喝花酒的時候，看上了一個雛妓。當天晚上山本少尉就找了幾個人做幫手在妓院後牆上架上梯子把那個雛妓從妓院裏偷了出來，後來妓院找上門來，山本的一幫狐朋狗友幫他湊份子算是幫那雛妓贖了身，那個雛妓就是後來的山本權兵衛夫人津澤登喜子。
山本權兵衛在進入海軍中央擔任海軍省官房主事以後不像別人那樣經常在艦隊和中央衙門之間來來去去，而是一直在海軍中央，步步高昇，幾乎是日本海軍中僅有的沒有擔任過艦隊司令的海軍大將。這種奇怪的經歷，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的知遇有很大關係。
海權
中日甲午戰爭謀劃階段，海軍省官方主事(相當於辦公室主任)山本權兵衛大佐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中將之間有一次激烈的交鋒。當時能動員的日本陸軍總共大約有24萬人，而清軍呢則有98萬陸軍。但日本陸軍並不害怕那98萬大清陸軍，因爲一來分得太散，不一定能動員的起來。二來清軍的軍事素養和作戰能力確實不敢恭維。所以川上主持制定的《徵清大作戰構想》在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考慮海軍的作用，一開口就是發揚200米內硬功夫，刺刀見紅，打到清國的直隸平原，在那裏和清軍決戰什麼的。但川上在發表這個構想時，冷不防被山本權兵衛將了一軍：“陸軍有沒有優秀的工兵?”川上的回答是：“帝國陸軍的工兵非常優秀。”“那好，現在開始就趕快在九州到釜山之間架一座橋起來，要不然陸軍過不了海。”陸軍這才注意到他們的作戰計劃理有根本的缺陷：沒有考慮制海權。山本說了下去：“徵清作戰是渡海作戰，沒有海軍的護送，陸軍無法登陸。在海軍奪得黃海的控制權以前，運兵運糧的所有船隻都在北洋水師威脅下，如果北洋水師一旦切斷陸軍的兵員，軍火，糧草補給線，不管在朝鮮登陸了多少人，也不管這些人如何善戰，就只有失敗這個唯一的結果”。山本繼續又說：“所以這次作戰，海軍最大和最終的任務就只是自主行動，奪得並且確保制海權。其餘的陸軍部隊運輸以及護航活動，都不能對海軍的自主奪得制海權行動構成障礙”。川上和在場的大山岩都還是第一次聽到這種海權第一的論調。但是川上對於這種直截了當地反對自己的意見並不以爲杵，聽了進去。山本只是一個海軍大佐，而川上是陸軍中將。那時可不是後來大將論籮裝的時候，全部日本陸軍就只有三位大將：陸相大山岩，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和山縣有朋。山縣有朋當時是樞密院議長，預備役，小松宮是皇族擺設，就是說川上是陸軍第二人，山本的發問，應該說是有點犯上的。當然有一點很重要，川上操六也是薩摩藩出身。原來和山本權兵衛在鹿兒島的健兒社是前後輩關係，要不然陸軍第二人也不一定會聽得進一個海軍省主事的諷刺。這樣在那個《徵清大作戰構想》中才出現了根據制海權的變化而採取不同行動的方案。這是後來被稱爲“日本海軍之父”的山本權兵衛首次露崢嶸。開戰時只是一介大佐官方主事，並沒有參加具體的戰爭策劃和戰爭指揮的山本權兵衛就這樣以簡潔的比喻給陸軍們上了一堂海權課。隨着戰爭的進一步進行，山本權兵衛又在大本營移向海外和三國干涉上表現出了過人的預見力，從而被人重視。
行政
日本政府在1892年第四屆議會上削減了預算案，開始行政改革。當時山本權兵衛位居海軍省官房主事，在他主導下成立了相對獨立於海軍省(本部)的海軍軍令部(參謀機構)，使落後於陸軍的海軍有了和陸軍平等的地位。在同時進行的人員調過程中，他把同鄉、前輩以及在明治維新中立過功的人也列爲調整對象，對有用的人材則毫無偏見地錄用。象山本五十六、齋藤實、岡田啓介、山下源太郎等日後成爲重要角色的人物都是在那時由山本權兵衛提拔起來的。他的政治手法得到山縣有朋和井上馨的賞識。在山本權兵衛還當局長的時候，周圍的人就稱他爲“權兵衛大臣”。
山本權兵衛在由薩摩派閥掌握主導權的海軍中比同是薩摩藩出身的黑田清隆、西鄉從道等人年輕10多歲，屬於第二代領袖。由於他有着被稱爲“權兵衛大臣”的實力背景，所以從1898年11月至1906年1月連續擔任三屆內閣的海軍大臣，成爲海軍的中心人物。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成爲首相的條件。
明治末期，日本政治進入由藩閥政治向政黨政治轉換的漫長階段。在第三次桂太郎內閣成立之前，山本權兵衛被從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接班人的候選者中淘汰，評論家鵜崎鷺認爲“是山縣有朋的反對使他沒能主導政局”。相對於迄今一直是政治主流的“長州派陸軍第一代”來說，山本權兵衛屬於“薩摩派海軍第二代”，這也是阻礙他成爲首相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山本權兵衛擔任首相之前，薩摩藩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和鬆方正義兩人，而出身於海軍的首相只有鬆方正義一個人。長州藩出身且有陸軍背景的首相在人數上雖然只有山縣有朋和桂太郎兩個人，但在任職時間上卻大大超過了出身於薩摩藩的首相。如果再算上伊藤博文，那麼長州藩的優勢就更加明顯。
內閣
第一次組閣
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在高喊“維護憲政、打倒閥族”口號的護憲運動中宣佈總辭職。促使桂太郎內閣倒臺的一個原因是山本權兵衛氣勢洶洶地逼迫桂太郎儘快辭職，併爲此拜訪了西園寺公望做工作。山本權兵衛一下子引起各界注目，他與政友會的關係也被刻意渲染出來。
在桂太郎內閣辭職後的元老會議上，作爲護憲運動攻擊目標之一的山縣有朋始終保持沉默。桂太郎推薦西園寺公望接任首相，但西園寺公望認爲自己沒有按照天皇“阻止通過桂太郎內閣不信任案”的交待去辦而固辭不受。作爲立憲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公望推薦由本黨的原敬或松田正久接任首相，但他們都是政黨政治家，不可能得到元老們的同意。結果首相的桂冠就落到了山本權兵衛的頭上。山本權兵衛同情政友會，並且由於他屬於第二代政治家，身上污點，成爲不了護憲運動直接攻擊的目標，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他是薩摩藩軍閥這一點雖然對於要打破閥政治的民衆來說難以接受，但對於元老們來說卻是可以同意他擔任首相的重要理由。
在民衆對藩閥政治家的嚴厲的目光下，山本權兵衛內閣誕生了。他上臺後，一邊安撫民衆情緒一邊應付政局，不得不和政黨進行合作。在政黨方面，對佔有議會過半數席位的立憲政友會來說，只要沒有天皇要其組閣的命令，就只能通過與山本權兵衛合作來實現其政策主張，除此別無他擇。雙方從各自所處立場出發，確定了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大框架。
山本權兵衛與政友會經過協商達成一致，內閣成員除陸軍、海軍、外務大臣以外全部加入政友會，作爲交換條件，政友會同意支持山本權兵衛內閣。高橋是清、奧田義人、山本達雄三人在入閣之前加入了政友會。山本權兵衛還通過起用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牧野伸顯等手段成功抑制了薩摩藩的競爭對手、護憲運動要打倒的對象—長州藩派閥。從這一點上看，山本權兵衛雖然有得到政黨支持的背景，但他在執政過程中，並非將實現自己的政策爲重點，而是優先考慮控制政權和穩定運營，說到底他還是屬於“利用政黨主義”的實用派。
致力於通過護憲運動打倒藩閥政治的政友會成員們難以接受和薩摩藩頭子山本權兵衛進行合作。內閣成立後不久，尾崎行雄、岡崎邦輔等24名議員脫離政友會，成立政友俱樂部，政友會作爲執政黨在議會的席位跌到半數以下。山本權兵衛內閣成立一週之後，由於桂太郎辭職而中斷的第三十屆議會復會。由於時間有限，新內閣提出了與桂太郎內閣完全相同的預算案，最終以5票之差僥倖得以通過。山本權兵衛內閣的開局相當嚴峻。
山本權兵衛在議會中提出修改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和文官任用制度，並得以實現。所謂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是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制定的，規定只有現役陸海軍的大、中將才有資格擔任陸、海軍大臣，這個規定也是把第二次西園寺公望內閣趕下臺的護憲運動所攻擊的目標之一。山本權兵衛爲了擴大內閣對軍部的約束力，將擔任陸海軍大臣的資格從現役將官擴大到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山本權兵衛自海軍起家，和齋藤實一起控制着海軍大權，在海軍和輿論支持背景下，對改革心懷不滿的陸軍也只得吞下這個改革方案。以這次改革爲契機，陸軍大臣木越辭職，在圍繞後繼任人選問題上山本權兵衛沒有和山縣有朋商量就決定由土佐藩出身的楠瀨幸彥接任。正如大家所知，雖然修改了現役武官制，但實際上並沒有預備役和後備役將官擔任過陸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本人是否真有從現役軍人以外選拔大臣的意願值得懷疑。雖然這些改革是在政友會的壓力下進行的，但山本權兵衛在輿論的支持下，使改革獲得成功，爲軍人以外人員擔任軍部大臣掃清了障礙，這一點還是值得讚賞和強調的。日後廣田弘毅內閣恢復了現役軍人擔任軍部大臣制度，結果導致陸軍利用這個制度控制了內閣。如果把兩者進行比較，感觸就會更深一些。
在改革文官任用制度方面，他放寬了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時制定的敕任官必須通過高等文官考試的規定，擴大了首相自由任用官員的範圍。爲了排除來自山縣有朋派官僚控制的樞密院的壓力，山本權兵衛把可由自己自由任用的官員範圍擴大到陸、海軍省以外各省的次官以及警視總監、法制局長、內務省警保局長等。改革給政友會帶來相當大的好處。有人認爲改革使官僚政黨化，政黨增加了對政府人事安排的干預權力。也有人認爲，在民主政治中，被委託擔當政權的政黨、人物使用自己的助手落實政策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必須指出，對於山本權兵衛的改革不能一概而論是對是錯。
山本權兵衛內閣對大藏省和農商省進行了整編，削減了一萬多名官吏和僱員，僅大正2年度就削減了6600萬日元的行政經費。山本還對山縣有朋的大本營--樞密院進行改革，將樞密顧問官的定員從38人減至24名，弱化了樞密院的力量。
有人認爲，山本權兵衛進行的一系列改革得到過昭和天皇的高度評價。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分析日本戰爭失敗原因時天皇舉出四個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沒有具有常識的領導層，戰略和政略不足，缺乏對部下的統帥力，釀成以下克上之風，導致最終失敗”。與當時領導層相比，天皇認爲有能力的人物有山縣有朋、大山嚴、山本權兵衛。雖然還不清楚山本權兵衛哪段執政時期得到昭和天皇好評，但可以認爲第一次組閣時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山本權兵衛內閣正值日本經濟不景氣，全國的中小資本家認爲政府既然能夠進行行政、財政改革，那麼一定有收入來源，因此展開要求廢除營業稅和通行稅的運動。“西門子事件”成爲推動這場運動發展，迫使政府不得不減稅的象徵性事件。“西門子事件”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爲取得日本政府艦船訂單而向海軍高級官員行賄的事件。正在召開的第三十一屆議會提出對彈劾政府的案決議，羣衆也在日比谷公園舉行彈劾內閣民衆大會，最終發展到羣衆包圍議會的事態。迄今在政爭中一直處於劣勢的長州派閥，特別是其中的山縣有朋派，利用這個事件爲轉機開始向山本權兵衛展開了反撲。在這種形勢下，執政黨佔多數的衆議院通過了政府提出的削減三千萬日元擴充海軍經費的預算案，但山縣派勢力強大的貴族院則要求政府削減七千萬日元的海軍經費。兩院在協議會上沒能達成一致，預算案被否決，山本也失去了政友會的支持，不得不總辭職。
第二次內閣
加藤友三郎內閣由於首相去世而總辭職，在元老西園寺公和鬆方正義定奪下，1923年8月28日再次由山本權兵衛組閣。這是由於當時第一大政黨政友會內部存在總裁高橋是清派與反總裁派的矛盾而無法擔綱政權，憲政會也沒有這方面的要求，並且很多人對與西門子事件無關卻被排除出政界一線的山本報抱有同情。
山本在組閣之初曾想組建一個舉國一致內閣，他邀請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以及貴族院研究會的幹部們入閣，均遭拒絕，不得不逐個決定閣僚人選。革新俱樂部總裁犬養毅以實行普選製爲條件答應入閣，但確定其他閣員並非易事。9月1日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山本在持續不斷的餘震中決定自己兼任尚未確定的外務、文部、司法三個大臣的職務。9月2日山本內閣宣佈成立。這個內閣中有很多實力派人物，被稱爲“人材內閣”。由於沒有多數執政黨參與，內閣更加需要首相發揮領導力。
關東大地震非常強烈，死亡人數超過9萬人，受災羣衆達340萬人。爲應對災情組閣越快越好。組閣後，內閣每天要召開數次會議，至12月止共頒佈了包戒嚴令在內的130條以上的法令。政府還設立了以首相爲總裁的帝都復興審議會和以後藤內相爲總裁的帝都復興院。高橋、加藤兩位黨首也參加了帝都復興審議會，呈現出舉國一致的情景。但對於後藤內相提出的30億日元復興費用預算，審議會認爲應優先考慮復舊項目，只認可了不足6億日元預算。地震發生後，廣泛流傳着朝鮮人要藉機暴動的傳聞，結果以數千名朝鮮人被殺害爲開端，相繼發生了殺害工人運動領導人的“龜戶事件”和殺害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和伊藤野枝的事件。應該注意到的是，不論哪一件事件都與政府有關。
犬養毅不斷要求儘快實現普選制，政友會對此表示反對。由於山本在震後復興問題上需要政友會的合作，因此表現出迴避的態度。但是政友會認爲帝都復興計劃會對地方產生不良影響而表現出厭煩情緒，山本對以犬養毅等閣僚的領導力急劇下降。
以帝都復興相關問題爲中心的第四十七屆議會在留下一些少得可憐的成果後結束了。兩天之後，即1923年12月25日，第四十八屆通常議會召開。在議會開幕的27日，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在虎門狙擊前往議會途經此處的攝政官事件(虎門事件)，山本內閣爲此提出辭呈。天皇暫時收下了內閣辭呈，兩天後下達了不允辭職的“優渥上諭”，但在犬養毅強烈主張下內閣還是總辭職了。對於犬養毅來說這是一個事關國家體制的重大問題，同時他對山本內閣實現普選也不再抱希望。
概括地看兩屆山本內閣，可以說它的誕生是靠自身實力創造的運氣，後來又因偶然的不走運而倒臺，真讓人感到宿命的安排。關於第二次山本內閣，在內閣成立之初就有人指出山本已經呈現出極限。雖說虎門事件成爲導致第二次內閣辭職的直接原因，但年過七旬的山本不能正確掌握和對應民主社會潮流，沒能即時充分對應地震災情，以及沒能善使謀略控制住政黨纔是其內閣倒臺的真正原因。
簡歷
1852年10月15日 出生於薩摩(現鹿兒島縣)
1863年 參加薩英戰爭
1868年 參加鳥羽伏見戰役
1869年 以薩摩進貢生身份進行海軍操演所學習
1874年 任海軍准尉
1895年 任海軍軍務局長
1898年任第二次山縣內閣海軍大臣，在第四次伊藤內閣、第一次桂內閣時留任
1904年 任海軍大將
1913年 任首相(第一次內閣)
1914年 因西門子事件內閣內總辭職
1923年 任首相(第二次內閣)12月，因虎門事件總辭職
1928年 受大勳位菊花勳章
1933年12月8日 去世，81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