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一提到閻錫山，最有一種概念的就是劉胡蘭是他親自殺的，因爲當時閻錫山是國民政府山西省主席。其實這不足爲奇，如果按照這個類似的觀念推理，文革時期的死難冤魂都是一個人作爲的，因爲他當時是中國的最高領袖。
1924年四月，印度偉大的詩人泰戈爾先生應梁啓超和蔡元培之邀來中國訪問，由林徽因和徐志摩做隨行翻譯陪同他在中國各地訪問講學。當時很多中國文學和詩歌愛好者在杭州靈隱寺和北京先農壇聆聽過泰戈爾的講演，他和胡適和鄭振鐸以及梅蘭芳的會見成爲歷史佳話，在很多人物傳記中都可以瀏覽到。可是泰戈爾來中國訪問還見過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閻錫山。直到如今中國人似乎也鮮爲人知，因爲他的身份爲題，閻錫山的很多真實歷史足跡被淹沒的無影無蹤。
泰戈爾在北京的講學訪談結束後，選擇了去山西。當時中國的學者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山西幾乎沒有一個在文學上著名的人物，那麼泰戈爾怎麼會選擇去山西呢?大家都知道泰戈爾著名的《新月集》和《飛鳥集》寫的是什麼，在這位大詩人的眼裏渴望和珍惜的就是國泰民安和祥和自然地生活情景，這種詩人的美好情懷，他認爲在中國山西當時就達到了。
1916年，閻錫山擔任山西督軍和山西省主席以後，在山西逐步行駛了農民耕者有其田和從小學到大學的免費公學，他曾經創辦過“山西外文文言學校”，在20年代就把英語和中國文言在一個教學裏體現，這種教學方式好像現在也沒有哪個學校敢這麼起名字。這種民衆安居樂業的祥和自然，是山西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山西的晉商在中國乃至世界聞名遐邇。
泰戈爾在後來的回憶錄對閻錫山的描述說：“他更像是個文人，舉止文雅，談吐具有哲學家的風格。”泰戈爾竟然對閻錫山的印象是“更像一個哲學家”?這位在中國人眼裏只有軍閥殺人的概念的人物，卻被泰戈爾顛覆了中國人描述的閻錫山形象，真是令人震驚的不知所措。可是我們又怎麼不相信泰戈爾的判斷呢?難道我們連世界頂尖界別的詩人的思維都要推翻嗎?
請看泰戈爾和閻錫山的一段談話記錄：
泰戈爾：“請問閻先生，什麼是東方文化?”
閻錫山：“東方文化簡單說就是一個'中'字。”
泰戈爾：“什麼是'中'呢?”
“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此‘種子’爲不可思議，不能說明的，宇宙間只有個種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這種‘種子’。假定地球上抽去萬物的‘種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類就陷於悲慘。”
泰戈爾：“可是閻先生，我到了上海北京和天津，爲什麼沒有找到你說的'中'呢?”
閻錫山：“泰戈爾先生，您說得對，不只是在上海北京和天津找不到，就是在太原也找不到，您想找到就要到鄉下。”
談到這裏，就連在一邊擔任翻譯的林徽因和徐志摩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因爲閻錫山讀懂了泰戈爾的詩集裏面的全部思想內涵，泰戈爾更是欣慰地握着閻錫山的手，他讚賞地對閻錫山說：“你是具有詩人般的軍人和國家管理者。”會見結束以後，閻錫山邀請泰戈爾品嚐了地道的山西農家飯菜，席間的菜餚相當簡陋，這正是泰戈爾的做人宗旨，泰戈爾激動地再一次握着閻錫山的手說：“凡是被征服的、被壓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應該聯合起來，把本來美麗的世界，還他一個和諧，本來充滿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們的生命。相信以我們大家的努力和經驗，在晉祠的這項鄉村建設實驗一定會成功的。先在太原一地開頭，然後逐漸向中國推廣，讓它全面開花結果”。
從泰戈爾的言談中可以見得，山西在泰戈爾眼裏是多麼令人感到是及其理想生活境地。
閻錫山先生在後來的很多時候談起那次回見泰戈爾就會感慨萬端，泰戈爾這樣的偉大詩人在他的理念裏也影響着閻錫山的後半生，1949年以後，閻錫山先生去了臺灣，在以後的十年裏，他看淡時事風雲，在陽明山潛心寫書，竟然寫下了300萬字的回憶錄和關於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探討文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