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傑斐遜，美國第三任總統(1801~1809年在任)，是深受後世美國人愛戴的“英明領袖”。可他也曾經以身爲英國人、學習母國文化爲榮。
只是到了北美各地紛紛揭竿而起、不再唯母國是瞻後，包括傑斐遜在內的美國“領導集體”，才一改以往對英國的親近語氣，開始針鋒相對。他們同時在兩條戰線上、用兩種武器，展開了獨立戰爭。
軟硬兩手
第一條戰線，就是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道理，華盛頓、傑斐遜等人都想明白了，請願也好，暢談理想也罷，都贏不來北美獨立。“革命”是要重新劃定各方利益關係，免不了要動刀動槍，所謂“槍桿子裏面出政權”也。
另一條戰線，就是搶佔輿論高地。不僅要讓北美民衆認識到，他們已經不是英國人，而且在品質、才具、潛力等各方面，都不輸於英國人，從而激發起集體自豪感，自覺選邊站隊，加入“美國人”的行列。
北美宣佈獨立後，一位名叫雷納爾的神父曾以鄙夷的口吻說：“美國尚未產生過一個優秀的詩人，真正有能力的數學、藝術和科學方面的天才。”這反映了當時歐洲人對北美人的普遍看法：你們雖然是歐洲人的後裔，但畢竟去了一片蠻荒之地，各方面不可避免都會退化。
這下子傑斐遜的火氣起來了。這位《獨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馬上寫成一篇戰鬥檄文予以反駁：在戰爭中我們產生了一個華盛頓，在未來的世紀裏，在世界上最傑出的人物中間，他會佔據其應有的位置;在物理學方面，我們曾產生了富蘭克林，當代沒有一個人的發明超過他;我們認爲裏頓豪斯先生(編者按：18世紀美國的天文學家，製作美國第一架天文望遠鏡)可以與現在活着的任何一個天文學家媲美。
他宣稱：“美國雖然昨天還是一個兒童，但已經證明，很有希望產生可以激發人們最高尚的感情、召喚人們去行動、加強人們的自由，並且把人們引向幸福的天才和品質高尚的人羣。”
強詞奪理
反對母國，實際上就是反對以前的自己。對華盛頓、傑斐遜來說是這樣，對才華橫溢的本傑明·富蘭克林來說，何嘗不也一樣?北美鬧獨立前，他曾把英國比喻爲一位聰明而又善良的母親，把大英帝國說成一個大家庭，並且堅定表示：削弱這個大家庭的任何一部分，都會削弱整個大家庭。現在，這羣最忠實的“英國人”，卻出爾反爾，要造母國的反了，必須得替自己的反叛行爲找個“說法”才行。
殖民地精英最先拋出來兩個“說法”：一個是不反對英國國王，只是反英國議會;另一個是“無代表、不納稅”。他們的理由是，殖民地是從國王那裏獲得特許狀的，與英國議會無關。他們甚至提出，殖民地和英國事實上是不同的國家，就像以往英格蘭和蘇格蘭是兩個國家那樣，後來之所以聯合，只是因爲效忠於一個共同的國王。他們起初的想法是，要和英國國王搞“統一戰線”，來抗拒英國議會在北美徵稅。
但仔細分析，殖民地精英們的“思想武器”，大有虛晃一槍的意思。先說“只效忠國王而不必效忠議會”的說法，實際上是玩了一把“歷史穿越”，有意無意把17世紀以前的英國政治制度，當成了18世紀的英國現實。17世紀之前，英國的確有過強勢君主時期，英國國王也想學中國皇帝的“朕即天下”，要獨攬王國大政方針。然而，經歷英國內戰(1642~1651年)和光榮革命(1688年)後，進入18世紀，原先由國王、貴族院、平民院分享的英國國家主權，逐漸歸於英國下議院，英國國王只是“虛君”。國家主權歸誰，當然應該效忠於誰，殖民地精英還說要效忠於英國國王，就於理不通了。
“無代表、不納稅”之說，也有點站不住腳。當時英國本土像謝菲爾德、伯明翰、利茲之類重要工商業城市，也像北美殖民地一樣，在英國議會並無代表權，但它們都必須納稅。英國議會向北美徵稅，並非像殖民地精英們所說的那樣，是拿它們另眼看待。相反，殖民地不想繳稅，其實是在向母國索要特權。
北美殖民地精英們扛着義旗向母國打“回馬槍”之時，根本不會考慮到，振振有詞的“造反有理”，實際上經不起太多推敲。獨立戰爭發生100多年後，美國政治學家梅里亞姆說了實話：當年殖民地精英們只服從國王不服從議會的說法，當時就已經過時了;而“無代表、不納稅”的說法，當時又言之過早，因爲此前並無這樣的先例。
歪打正着
獨立的大旗一旦打出來，就沒有了回頭路，反叛者的調子會越喊越激進。獨立戰爭打響前後，北美殖民地精英不僅覺得英國議會“不可靠”，甚至公開宣稱英國國王也“不可靠”了。
後來曾接替華盛頓，當上美國第二任總統(1797~1801年在任)的約翰·亞當斯，最初也曾說過：“美洲人無疑應當效忠於國王喬治三世本人，上帝保佑他順遂昌隆。”他的話音未落，北美大地上四處飄揚的更響亮的聲音，是托馬斯·潘恩(美利堅合衆國名稱的始創者)所言：“對上帝來說，一個普遍的誠實人要比從古到今所有加冕的惡棍更有價值。”
在英國國王乃至整個英國統治制度成爲“革命對象”後，北美殖民地精英煞費苦心，用上了更加“高精尖”的思想武器，比如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等理論。有趣的是，這些當年令人眼花繚亂、不知如何應對的新奇理論，原產地都是英國本土——正像梅里亞姆所說的：“革命理論的各項基本原則幾乎統統是上一世紀英國政治哲學的翻版”。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馬克思的名言：資產階級爲自己準備了掘墓人。
然而，如“只效忠國王、不效忠議會”“無代表、不納稅”一樣，自然權利、天賦人權、社會契約等等，貌似有理，實則含糊其辭。到了19世紀，如功利學派創始人、英國思想家邊沁，就直言不諱地指出，有人以爲人天生就有這個權利、那個權利，還一起訂過這個契約、那個契約，簡直不可思議，荒唐可笑。
總而言之，美國是一個在“槍桿子武裝反叛、筆桿子強詞奪理”的基礎上製造出來的新國家。誰曾料想到，這個合法身份成疑的新國家，卻“歪”打正着，成就了世界近代史上一段傳奇，徹底改變了200多年來人類的生存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