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期間，美國社會中出現了一個身份尷尬的羣體，那就是被稱爲“敵國僑民”的德裔美國人。爲將這部分公民“資敵”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裏，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數千人，通過“外國僑民財產管理局”沒收的財產更是以億元計。
1918年3月28日出版的《紐約先驅報》中的漫畫，名爲“來自‘敵國僑民’的威脅盤旋在紐約上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社會中出現了一個身份尷尬的羣體，那就是被稱爲“敵國僑民”的德裔美國人。爲將這部分公民“資敵”的可能性扼殺在搖籃裏，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了數千人，通過“外國僑民財產管理局”沒收的財產更是以億元計。
一戰爆發百年之際，美國《史密森尼雜誌》網站等媒體還原了這段不甚光彩而又被公衆遺忘的歷史。
“六個小飛行員，有一天出發了，他們想要飛往科布倫茨(德國城市)，但再也沒回來。”1918年7月，從奧匈帝國移居美國的埃裏希·波塞爾特，還是一位年輕的編輯和翻譯，他萬萬想不到，就是這麼一首小小的打油詩，會令拘留營成爲自己的下一個棲身地。
“這並不是首絕妙的好詩。”經歷牢獄之災後，波塞爾特爲自己當初的頭腦發熱唏噓，“且顯然不能發表。”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波塞爾特有類似遭遇的德裔美國人絕不在少數，他們大都是因爲可小可大的“越界行爲”，引起當局的猜疑和不滿。
《史密森尼雜誌》網站文章稱，戰爭期間，美國聯邦政府將50萬德裔美國人標註爲“敵國僑民”，對其中不少人進行重點監視。約6000名男性和少數女性被送進拘留營。政府還扣押了近5億美元可能與戰爭有關的私人財產——數額接近美國在一戰前的戰爭預算。
一首打油詩招來牢獄之災
“兩個小飛行員，出發前臨陣脫逃，一個無法呼吸，只剩另一個。這個小飛行員，不久也以失敗告終，他爲其他5人悲痛，最終被抓住了。”這是波塞爾特那首詩的結尾部分。
司法部門在波塞爾特家中搜出這首小詩時，絲毫不覺得它有趣。“這絕對不是開玩笑。”來自聯邦調查局(FBI)的內部報告寫道，“在空戰中，已經有太多小夥子失去了生命，敵國僑民竟試圖把這當做笑料。創作這首詩的人，找不出任何藉口爲自己的罪行推脫。”
事實上，波塞爾特早就是聯邦特工的重點盯防對象，他“因言獲罪”的前一年間，特工多次不請自來，上門搜查。這首詩的出現，終於爲逮捕他提供了“合適”的理由。
波塞爾特被送往佐治亞州的堡奧格爾索普，即美國爲敵國僑民設立的拘留營之一，另外3個分別位於佐治亞州麥克弗森堡、猶他州道格拉斯堡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的溫泉營地。
對波塞爾特採取強制措施，表面上看有法可依。一戰剛打響，美國就頒佈了針對敵國僑民的法律。據美國司法部年度報告記載，對德宣戰次日，時任總統威爾遜發佈公告，“那些讓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幫助敵人，或是違反總統頒佈的任何條例的僑民，都將被拘禁。”
隨着戰爭持續，司法部的手伸得越來越長。1917年，《間諜法》和《敵國貿易法》相繼生效。波塞爾特案中，司法部將《間諜法》作爲參考，建議將他羈押至戰爭結束。
即便如此，政府也沒找到任何罪名可以用來指控波塞爾特。“他並未與任何陰謀有關，但被控故意犯罪。”報告提到，“他很擅長寫作，如果將內容發表，可能引起麻煩。”
大多數罪名實屬“莫須有”
和波塞爾特遭遇相似者不在少數，在人權保障尚不完善的100年前，拘留“非美”僑民往往無需有力證據。波士頓交響樂團指揮卡爾·穆克，也曾因“莫須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
當時的輿論宣稱，穆克是“愛國的德國佬”，但他的真實身份是中立的瑞士公民。政府對穆克的指控是“拒絕在音樂會的背景中懸掛星條旗，以及在情書中貶低美國政府”。
儘管這些罪狀子虛烏有，穆克還是被送往堡奧格爾索普，他的29名樂隊成員也被遣送出境。
美國西沃恩南方大學網站載文稱，事實上，只有極少數敵國僑民參與了顛覆美國的活動，但由於政府和部分媒體大肆鼓吹，加上民間反德情緒高漲，懷疑與事實間已不存在界線。定罪時，司法機關傾向於使用模糊性的語言，諸如“威脅國家安全”、“對抗國家利益”等。
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還是“愛國公民”的暗中監視，他們熱衷於揭發可疑的鄰居和同事。由此可見，公衆不僅支持政府嚴厲對待德僑，若政府在此事上不盡力，還會面臨公衆的責罵。
美國不是惟一一個在那場戰爭期間限制敵國僑民自由的國家。在英國馬恩島西海岸，沿着帕特里克村外的狹窄道路，可以到達一處偏遠的農場。如今，雜草叢生的廢墟中只能看到低矮殘破的牆壁，而在一戰期間，英國政府曾在這裏安置超過2.5萬名敵國僑民。
據英國《獨立報》報道，戰爭爆發後，居住在英國的德國貴族、服務員、麪包師突然發現自己身處危險之中。由於驅逐他們可能帶來刺激敵國的風險，當局索性把這些人圈禁起來。位於馬恩島的拘留營是英倫三島中最大的，島上的總人口也不過4萬名。
與此同時，爲防範敵國僑民刺探情報，或是加入敵國軍隊，德國也將數千名英國公民和大量法國、俄羅斯公民集體送往集中營。
拘留營裏的歲月不堪回首
如果說與其他國家有何不同，在遠離歐洲戰場的新大陸，當局對被拘僑民的管理多少要人性化一些。儘管也採取了軍事化的紀律，美國境內拘留營的條件相對寬鬆，舉例而言，其爲敵國僑民提供的伙食和正規軍的官兵完全相同。堡奧格爾索普營地指揮官的信件記載，“這裏沒有對伙食的投訴，除了那些不知滿足的傢伙，大部分人對飯菜讚不絕口。”
爲打發寂寞，被羈押者獲准閱讀書籍、雜誌、報紙(需經檢查);還能進行室外運動，包括棒球、排球、籃球、網球、拳擊和摔跤。拘留營會不定期舉行比賽，頒發獎品。
專爲女犯建造的營地未能派上用場，但類似的營地裏倒也不缺少女性。每個星期，敵國僑民的妻子擁有兩小時探望時間，但條件也很繁冗：探訪前必須獲得指揮官的同意;在探訪中只能使用英語……瑞士使館負責對營地的運作進行監督，確保僑民受到公正對待。
儘管“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拘留營內還是存在諸多非正常現象。田納西州《查特諾加時報》曾披露，富裕的德裔美國人被定性爲A類犯人，不用勞作，住在單間，還時常僱傭來自下層階級的囚犯爲僕從。至於大多數無錢無勢的普通人，每天都被強制勞動。
營地的看守也可謂滴水不漏。美國陸軍部派駐了32名軍官和452名士兵。一家紐約的報紙形容，拘留營外有3排帶刺鐵絲網，內設12個哨崗，每個崗位上均有持槍士兵值班。
在埃裏希·波塞爾特個人的記憶中，在拘留營度過的歲月同樣不堪回首。他告訴美國《水星雜誌》，營裏曾出現囚犯營養不良和過度勞累的情況。一些人自殺了，還有一些人被從拘留營轉到精神病院，在戰爭快結束的日子裏，營地內還曾爆發傳染病。
數億美元“敵國資產”遭充公
如今看來，拘留敵國僑民的做法無疑是令人不安的。然而，此舉在另一項看似“更平和”的政策面前依然相形見拙——根據《敵國貿易法》，美國政府設立了外國僑民財產管理局。
曾於20世紀20年代因一系列大搜捕行動而出名的米切爾·帕爾默，受命管理“可能阻礙美國取得勝利”的財產，這意味着，任何屬於敵國僑民的財產都有可能被沒收。“所有被拘留的外國人都被政府視爲敵人，”帕爾默寫道，“他們的財產則會進行相應處理。”
政府賦予該機構相當廣泛的權利，對此給出的解釋是：扣押敵國僑民的財產，爲的是從經濟和物質上阻止他們幫助美國的敵人。在帕爾默領導下，外國僑民財產管理局聘請了數百名官員，四面出擊，在從成立到一戰結束的短短一年時間裏，獲得了數以億計的財富。
在《Munsey's》雜誌中，帕爾默將自己的部門形容爲“全國最大綜合商店”。查處的對象包括新澤西州的鉛筆公司，康涅狄格州生產巧克力的企業，以及芝加哥的啤酒釀造廠。
德國在美的化工企業成爲重點查處的目標，拜耳化學公司位於紐約的工廠一度被拍賣，使得該企業失去了在美國的阿司匹林專利，後者被稱爲醫學史上最具價值的藥物之一。
“我們沒收過來自紐約的地毯，在喬普林市附近起獲3匹馬，還有從南方運來的一整車香柏木。”接受採訪時，帕爾默毫無顧忌地表達着自豪與滿足。他的態度恰恰反應了當時不少人的觀點，即：以德國爲首的同盟國應當爲戰爭造成的破壞付出儘可能巨大的代價。
“令人們不再受壟斷工業化的威脅，同樣意味着讓世界遠離德國軍事專制主義。”帕爾默說。在他看來，美國有權將德國和奧匈帝國後人的財產據爲己有。儘管具體操作惹出不少爭議，其中一起案件還曾到達最高法院，但根據戰時法，政府的此類行徑均未受追究。
不僅敵國僑民，按照歷史學家亞當·霍奇斯的研究，即使是與德國移民結婚的美國公民，也會被劃入敵國僑民之列——威爾遜政府從這些人身上總共搜刮出2500萬美元。
也許是從中嚐到了甜頭，到了二戰期間，羅斯福總統又復活了外國僑民財產管理局，對敵國僑民的拘禁政策變本加厲，總共約11萬日裔美國人被送進了拘留營。
長久以來，外界對日裔美國人的遭遇多有評述，但一戰時的先例幾乎沒人記得。一戰結束後，政府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處理被拘的敵國僑民。據軍事歷史學家威廉·格利登考證，帕爾默曾試圖把在拘留營中引起麻煩的德裔居民統統驅逐出境，最終未得到國會批准。
戰火熄滅7個月後，三五成羣的囚犯陸續收到了釋放通知書。直到1920年4月，最後一個德裔美國人才重獲自由，此時，距一戰結束已過去一年半了。現實情況如格利登所描述，“拘留營究竟是什麼時候關閉的，幾乎沒有誰關心或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