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戰況朝不利於德國的方向轉變,生活物資匱乏的現象日趨明顯。爲了防範國內因缺糧發生叛亂,納粹領導人再次露出冷酷的嘴臉——他們運用強制手段,將全歐洲的食品向德國人手中集中;至於廣大佔領區內的外國民衆,則任由其在飢餓中自生自滅。
“有數千萬人是多餘的”
隨着戰事進入僵持階段,儘管食品有了適當的配給,德國人的進食習慣也逐步適應了戰爭環境,但仍然存在疏漏之處。有別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這回將物資匱乏之害轉嫁給了被佔領區,特別是被迫害的少數人羣和俘虜。波蘭或希臘,尤其是蘇聯地區都蔓延着飢餓,在精神病院、猶太人隔離區、集中營、戰俘營裏有無數人餓死。納粹二號人物戈林曾不止一次地宣稱:“倘若有人要捱餓,那麼絕對不能是德國人,讓其他人倒黴去吧。”
基於這樣的考慮,一項針對蘇聯佔領區的命令出臺了:“決不餵養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而是拋棄他們,要以俄國爲基地支持戰時配給經濟。可想而知,這片地區的工業荒廢和大量人口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這份文件繼續寫道:“在俄國的土地上,有數千萬人是多餘的,他們必須死掉或者徒步遷至西伯利亞地區。”
軍需總長愛德華·瓦格納嚴禁部隊的給養流入被佔領區民衆。300萬駐外德軍應“爲了故鄉的親人”而依靠腳下的土地供養自己。於是,沿着行軍路線,德國軍人把所有能吃的東西一搶而空。1942年12月,駐蘇聯南部地區的農業負責人聲稱,必須吞噬一片800至1000公里縱深的地區,它“應具備帝國需要的一切”。
出於經濟上的考慮,德軍統帥很早就認定,佔領大城市並不那麼吸引人,實施包圍則更加有利。瓦格納曾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必須長期圍困彼得堡(蘇聯時期的列寧格勒),才能使得我們不再要供養這幾百萬人。決不能有惻隱之心。”結果,在列寧格勒戰役期間,整個城市在兩年半的包圍中至少被餓死了100萬人。
榨乾佔領區的最後一滴血
對國內食品供應的擔憂在德軍最高統帥部頒佈的命令中得到反映。1942年5月,東方前線的士兵——除了正常的戰地軍郵外——每個人還可郵寄一個20公斤重的包裹回家。官方宣稱這旨在“幫助負重過多的軍隊”。最高指揮部對這些包裹免於海關檢查,直到寄回國後才被打開。若是查看這些包裹的話,就會發現裏面全部包裹着燻肉。同年12月,德國國防軍高層再次決定,爲所有在北非、潛水艇上和蘇聯作戰的士兵組織“前線度假軍士包裹行動”。帝國駐烏克蘭專署爲此批量購買了價值3700萬馬克的食品。
在同年8月6日的特別會議上,戈林赤裸裸地要求所有帝國專署和軍事指揮部從被佔領區榨取更多收入:“我不在乎有什麼地方將發生饑荒,只要不在德國就行。”據不完全統計,僅在狹小的塞爾維亞,就有10萬噸小麥和玉米被運往德國。同樣的情形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理由是“德國爲了進行對布爾什維克的戰爭而爲歐洲流血”。1942年8月,負責烏克蘭地區的帝國專員埃裏希·科赫在與希特勒談話後闡釋了給養政策的基本方針:“……爲了將戰爭推向勝利,缺乏的糧食必須從烏克蘭籌集。在此目標面前,對平民的給養完全不重要。”
只有德國人不允許捱餓
提高德國人給養水平的要求,甚至加速了對猶太人的屠殺。當捉襟見肘的佔領區當局僅存少許食品時,1942年夏,負責波蘭境內物資供應的卡爾·瑙曼,在總督轄區政府的會議上對所有管理精英強調:“供養包括150萬猶太人在內的人口已經不可取。只保留30萬猶太人,他們作爲手工業者或其他工作者對帝國還有利用價值。……其他120萬人不再被供養。”事實上,到1942年底,有超過100萬波蘭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殺害。
面對同樣的形勢,在此前三個季度即1941年9月,針對蘇聯戰俘的飢餓策略已然強化。當時納粹高層已意識到,不可能在冬天到來前戰勝蘇聯。在明確援引1918年德國國內因飢餓而爆發叛亂的“歷史教訓”,並表示不可能降低對國內的配給後,戈林於9月16日發佈命令:“原則上,被佔領區只供養那些爲我們工作的人。”不久,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與佔領當局就蘇軍戰俘營之情勢交談後表示:“對正在發生的饑荒無須任何解釋。”而在很多半公開場合,德軍軍官曾多次談到,“我們的任務,就是讓俄國戰俘餓死或凍死”。
諷刺的是,在對蘇聯戰俘及猶太人實施無情的飢餓政策後,1942年10月4日,戈林在柏林體育館就“收穫感恩”發表講話。他承諾,在聖誕節前,德國民衆將得到特別配給。“從今天起,形勢將越來越好,因爲我們已經佔領了最肥沃的土地。雞蛋、黃油、麪粉,那裏將會應有盡有,超乎我們的想象。”
由元首策劃、戈林操作的這一動員沒幾天就發揮了作用。帝國保安部如此報告民衆的反應:“戈林說到了人們的心坎上”,這“減少了對給養困難的憂慮”。如此一來,民衆“對於軍事狀況,例如戰爭進程和斯大林格勒的持久戰,也就不會有過多的怨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