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波斯語：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Enghelābe Eslāmi)是1970年代後期在伊朗發生的歷史事件，沙阿(伊朗君主)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立憲政體在過程中被推翻，阿亞圖拉(革命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
國際均勢
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於80年代的國際均勢上的影響巨大，這也改變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對伊斯蘭教的認識，更多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更大的興趣，不論那是基於同情還是懷有敵意。甚至有猜測指革命可能會改變“世界的均勢，希特勒征服歐洲以來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
伊斯蘭共和國以“既不倚東，也不靠西”的口號將自身定位爲革命明燈，號召中東以至全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美國的影響力及社會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領袖在第三世界支持與穆斯林無關的革命團體，也尋求他們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愛爾蘭的愛爾蘭共和軍及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甚至有些已達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於伊斯蘭革命(阿富汗聖戰者)的程度。
波斯灣與兩伊戰爭
伊朗革命派明確地號召波斯灣地區推翻君主政體，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即伊朗)，使由遜尼派主導的阿拉伯鄰國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響起了警鐘，這些國家都是君主政體，國內又有爲數不少的什葉派民衆。在接下來八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數以百萬計的傷亡。雖然戰爭是因爲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發，但是大部分的戰鬥都是在伊朗收復了失地及伊拉克提出了和約後發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約被霍梅尼拒絕，他又宣稱“巴格達政權必須被推翻，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纔是和平的唯一條件。不過戰爭在伊拉克沒有發生伊斯蘭革命的狀況下結束。
美國和伊朗關係
伊朗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和美國由盟友變成仇敵。伊朗革命派希望把國王引渡回國行刑，美國總統卡特不再支持國王和幫助他重返權力寶座。身患癌症的國王要求入境美國就醫，德黑蘭的美國使館人員反對這個請求，他們堅持要穩定美國和過渡革命政府之間的關係。卡特雖然同意美國使館人員的意見，但礙於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國王的政治人物施加壓力，他只得答允了國王的請求，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堅定地認爲前君主政權是美國的傀儡，導致霍梅尼陣營裏的激進學生攻擊美國大使館。
伊朗人質危機損害了兩國之間的外交。在1980年4月7日，美國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兩國至今仍未恢復外交關係。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護國的身分代表美國在德黑蘭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國的利益則由華盛頓的巴基斯坦大使館伊朗外交利益辦事處作爲代表。
中東其他國家
在中東及穆斯林世界，伊朗伊斯蘭革命觸發了巨大的熱忱，使反對西方干預和影響的力度成倍增長。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敘利亞哈馬大屠殺及黎巴嫩1983年美國大使館炸彈襲擊都分別發生伊斯蘭暴動。
雖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蘭分子取得成功，其他的伊斯蘭活動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霍梅尼在1989年發佈一條教法，下達對英國人薩爾曼·魯西迪的追殺令，引起了國際迴響。伊斯蘭革命政府也被認爲協助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的成立。
另一方面，有觀察員認爲革命政府雖然投放了許多努力及費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勢力，當中“具有持續影響”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另外有意見認爲極具破壞力的兩伊戰爭“致命地傷害了……傳播伊斯蘭革命的理想”，伊斯蘭共和國志在追隨意識形態，而不是建立“民族主義、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難以成爲“強大的地區勢力”。
國內社會與經濟發展
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在改革後，依照伊斯蘭教的原則下，識字率進一步得到提升。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了超過一半。產婦及嬰兒死亡率亦顯著地下跌。人口增長在起初受到鼓勵，在1988年後則不再受到鼓勵。總括來說，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與土耳其處於平等水平。
革命後的伊朗經濟沒有繁榮起來，伊朗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依然強烈。國民平均收入隨着油價而波動，據說曾經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至今仍未達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輕人的失業人數持續上升，大抵是因爲經濟制裁及國內腐敗。
伊朗伊斯蘭革命擴闊了教育的層面及對窮人的醫療保健，又作爲伊斯蘭教的政治宣傳、消除世俗主義及美國文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經濟平等、自給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誠方面的轉變則較少。一些民意調查及觀察員反映了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包括革命一代與年輕伊朗人之間的“裂縫”，年輕伊朗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父母所表達的熱情到底是爲了什麼”。
政治與政府體制
伊朗擁有民選的全國、省區及地區政府，他們都隸屬於神權政體，神權政體對議會及法案具有否決權，對比起國王政府的同等機關有更大的權力。在伊朗佔少數的遜尼派(約8%)成爲了不穩定的因素，伊朗的少數非穆斯林族羣不享有平等的權利，在290席的議會裏只有5席是給予這些族羣。
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們被認爲是異端及顛覆分子。已有超過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被處決，更多的人被囚禁，褫奪工作、養老金、從商及教育的機會。巴哈伊信仰的聖地被充公、摧殘及破壞。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在被剝削教育及工作的機會，數千名年齡介乎17至24歲的年輕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學無理開除。
伊斯蘭共和國帶來了更多還是更少的政治打壓仍存有爭議。對國王暴政和腐敗的怨言如今卻對準了那些伊斯蘭法學家。對薩瓦克的恐慌被對革命衛隊和其他革命執行者的恐慌所取代。一些人認爲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人權組織反映出伊朗國內的酷刑、囚禁異見人士及殺害著名評論家的狀況。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執行審查制度，沒有官方的允許下，“書籍雜誌不得出版、錄音帶不得分發、電影不得播映、文化團體不得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