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及隨着事態發展而牽涉進來的什葉派催生了這一次革命。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保守派對西方化和受到西方支持而在國家進行世俗化的國王所作出的強烈反彈，非保守派的人士也對社會不公和舊制度的缺失作出迴響。國民認爲國王負有不成爲非穆斯林西方勢力(美國)傀儡的義務，他們認爲這些西方勢力的文化會沾污伊朗。
國王政權被視爲壓迫性、殘暴、腐敗及奢侈。政府的權責失職，其過於雄心勃勃的經濟計劃使經濟面臨瓶頸、短缺並出現通貨膨脹，保安部隊也無法應對抗議示威。當時的伊朗奉行皇權極度集中的制度，規模如此龐大的反國王運動意味着“實在有太多的示威者”，使保安部隊不知所措。
伊朗伊斯蘭革命令伊斯蘭教取代了君主政體，而霍梅尼及伊斯蘭意識形態能夠推翻國王巴列維在某程度上關乎什葉派所宣揚的伊斯蘭復興具有反西方化的意識。霍梅尼追隨了他所愛戴的什葉派伊瑪目侯賽因·本·阿里的足跡，而國王就像是侯賽因的仇敵暴君耶齊德一世。國王政權及反國王的世俗主義者低估了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運動，同樣要爲此負上責任。國王政權認爲霍梅尼的威脅不及伊斯蘭社會主義者，而世俗主義者則誤以爲霍梅尼會持觀望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