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還在給老天皇披麻戴孝之際，這位“帶頭大哥”若槻禮次郎哪裏會想到，即將到來的新一年裏，日本政壇壓根兒也不平安，他所領導的憲政會，竟會栽倒在“錢”字上，成爲“憲政”的犧牲品。
1926年12月24日，西方人的平安夜，第52次日本帝國議會召開。第二天，上帝之子耶穌的生日，大正天皇駕鶴西去。
大家還在給老天皇披麻戴孝之際，執政的議會第一黨憲政會黨首、首相若槻禮次郎卻出面召集了一場“三黨首會議”——兩大在野黨黨首，政友會的田中義一、政友本黨的牀次竹二郎，如約而至。
這位“帶頭大哥”哪裏會想到，即將到來的新一年裏，日本政壇壓根兒也不平安，他所領導的憲政會，竟會栽倒在“錢”字上，成爲“憲政”的犧牲品。
“騙子”首相
那個時候，日本國內經濟形勢不太好。1918年11月一戰結束，日本靠大量出口軍需軍火發戰爭財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很多拼命擴張的企業，都累積了大量壞賬。1923年9月關東大地震，又把日本整個折騰一遍。政府爲挽救危局，一邊印錢發補貼，一邊指令各種到期貸款可以延遲支付。
大發補貼自然導致通貨膨脹，日元匯率下跌，對當時正在尋求恢復金本位制度的日本非常不利。憲政會執政之後，一直在回籠貨幣，試圖扭轉局面。
問題又來了，貨幣一回籠，必然通貨緊縮，物價下跌，生意就不好做了。生意不好做，各企業壞賬還沒還清，日子更難過了。
日子難過，當家的內閣就要受攻擊。在野黨之一政友會爲了搶班奪權，哦不，“爲了保護人民利益”，大肆在媒體上攻擊憲政會，還發起彈劾，搞得內閣日子也很不好過。
不好過怎麼辦？“三黨首會議”正要談這個事。
會議召集人若槻禮次郎開門見山：老天皇剛死，新天皇剛上來，大家別鬧事，要團結協作，我們憲政會只想通過縮減政府預算案，大家幫幫忙。
求人尤其是求政敵幫忙辦事，不能不先給點兒好處。首相大人又說：只要預算案通過，本屆內閣會有“更深層次的考慮”。
田中義一、牀次竹二郎聞言，頓時眼前一亮。
所謂“更深層次的考慮”，按日本慣用的政治黑話來理解，就是“我要辭職”。按照當年所謂的“憲政常道”，只要若槻內閣辭職，肯定是由議會第二黨，也就是政友會接任，黨首田中義一名正言順當首相了。
田中義一覺得這個提案不錯，反正真掌了權，一個法案通不通過都是小事。他連忙答應，三人在一份協議上簽字畫押。
於是田中義一主動撤回已提交的彈劾，同意了憲政會上述方案。1927年3月4日，內閣一份“轉撥款爲國債”的法案在衆議院獲得通過，進入貴族院(相當於西方的上議院或參議院)審覈。
田中義一自以爲得計，在家悠閒地等着若槻禮次郎辭職。但怎知左等不到、右等不來，卻等來一條極爲詭異的消息：憲政會一部分人正在與另一在野黨政友本黨尋求聯合。
麻煩來了。政友本黨雖然是議會第三黨，可要是憲政會一大堆議員加入，它就很可能壓過政友會成爲第二黨。即便若槻禮次郎辭職不幹，政權依然落不到田中義一手裏！
田中義一急了，決定報復。
但日本帝國議會有“一事不再議”的原則，即短期內同一件事情不能討論兩次，不能重新彈劾，田中義一這一腔火氣怎麼辦？想了半天，他乾脆把上年底“三黨首會議”達成的祕密協議向媒體全盤曝光，給狡猾的對手取了個外號：“騙子禮次郎”。
更要命的是，田中義一順帶將政府賑災票據的發放內幕，也對媒體爆了料，搞得老百姓對憲政會怨聲載道。
禍從口出
沒過幾天，又出了一件大事。
3月14日，東京渡邊銀行的專務(相當於公司董事)渡邊六郎找到了大藏次官(財政部副部長)田昌，說銀行現金週轉很困難，今天中午兌換不出錢了，要是政府再不給資助點，估計立馬就得停業。
東京渡邊銀行前身爲日本第二十七國立銀行，以向經營家族關聯企業提供大額貸款爲特色，一戰之後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使該銀行大量貸款無法回收，關東大地震後經營情況更是持續惡化。
田昌急忙安撫說：兄弟，再挺一挺，我去找大藏大臣(財政部部長)商量商量，一定給你解決。
說來也巧，這天正好是衆議院預算委員會審理日，大藏大臣片岡直溫沒在辦公室，而是去了衆議院。田昌倒也實在，直接跑去會場，怎奈片岡直溫在裏面彙報，出不來，田昌便現場寫了一份材料說明渡邊銀行面臨停業的困境，然後就撤了。
這份材料遞到會場裏，恰好衆議院在野黨代表詢問大藏大臣：現在有哪些銀行撐不下去了？片岡直溫匆匆翻了兩眼材料，然後說了一句：
“今天中午渡邊銀行最終還是破產了，真是倍感遺憾。”
其實，田昌回到大藏省後得知，渡邊六郎沒光指望他一個人救急，同時還找了其他銀行緊急拆借一筆資金，至少今天是不用關門了。很可惜，這條消息只傳到大藏省，卻沒傳到衆議院。
更可惜，片岡直溫隨口說的這句話也沒傳回大藏省，而是直接驚動了媒體。
這下炸鍋了。第二天，日本各大報紙紛紛曝出頭條，說東京渡邊銀行破產，老百姓聞訊四面八方趕去擠兌，於是渡邊銀行真的被迫停業了。渡邊銀行好歹是國立銀行，個頭不算小，它一倒閉，連累6家中等規模的地區性銀行也跟着一起倒閉，所謂“3月恐慌”(又稱昭和金融恐慌)突然爆發。
不久事情真相大白，片岡直溫被媒體罵得擡不起頭來，連累憲政會內閣也灰頭土臉。儘管3月23日他們提交的縮減政府預算案通過貴族院審議，但三天後，帝國議會不得不宣佈閉會，以免各派內部矛盾繼續升級。
屋漏偏逢連夜雨，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中國臺灣，金融業也出了大簍子。
釣魚執法
1899年，日本殖民者建立臺灣銀行，該銀行發行獨立貨幣，與日元可以兌換卻不能通用，目的是避免殖民地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會殃及日本本土。
表面上，臺灣銀行得到日本政府支持，樹大不倒，實際上在20世紀20年代那一輪經濟蕭條中，也是舉步維艱。到1927年，該銀行賑災貸款仍然有1億日元沒有收回，佔了當時全部賑災貸款“爛賬”的一半。經過調查，其中近八成爛賬，即七八千萬日元，都是一家名叫鈴木商店的企業所欠。
鈴木商店做樟腦起家，很早就進入了臺灣市場，自然與臺灣銀行關係不錯。藉助一戰時期的巨大經濟景氣，鈴木業務飛速增長。但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和金融恐慌中，鈴木商店未能倖免，業績節節敗退，終於連累到了“金主”臺灣銀行。
1927年3月26日，即日本帝國議會閉會當天，臺灣銀行與鈴木商店正式斷絕關係，表示不再繼續給後者貸款。4月1日，鈴木商店債權人集體堵門催賬，五天後，商店被迫宣告歇業。遠在東京的憲政會內閣怕引起更大連鎖反應，立刻申請發佈緊急敕令，催促日本銀行(日本的中央銀行)向臺灣銀行提供援助金。
但這項命令，卻在日本樞密院扣下了。所謂樞密院，是天皇的諮詢機構，平時沒什麼存在感，可他們手握一項重要權力：出臺法律及解釋法律。
恰好此時中國南方國民革命軍發動的北伐節節勝利，長期軍閥混戰的局面眼看着會結束，日本國內一些力主對華強硬的軍政界人士甚爲擔心，他們紛紛要求增加在華駐軍，擴大軍費開支。樞密院裏也有強硬分子的代表，比如後來二戰中的甲級戰犯平沼騏一郎，就是“佼佼者”之一。
4月17日，由於遲遲得不到日本銀行的緊急援助貸款，臺灣銀行被迫停業。殖民地的地區性“中央銀行”停業，此事非同小可，連日本國內的金融業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4月20日，若槻禮次郎不得不爲此引咎辭職。按照“憲政常道”的規則，內閣政權移交給了政友會，田中義一總算接任了首相。
陸軍軍人出身的田中義一，放棄元帥頭銜轉戰政界，正是爲了這一天。
從軍方色彩很濃的政友會內閣上臺後的“政治分贓”可以明顯看出，樞密院跟若槻禮次郎內閣過不去，是事先與政友會串通好的。新內閣四大要職之中，外務大臣由田中義一本人兼任，內務大臣、司法大臣分別由樞密院強硬分子平沼騏一郎的兩個弟子鈴木喜三郎與原嘉道出任，只有大藏大臣一職，仍是經驗豐富的政友會元老高橋是清擔任。
田中內閣與樞密院、貴族院、軍部均過從甚密，“大正民主運動”發起人之一、民本主義思想家吉野作造毫不客氣地譏之爲“最差的內閣”。日後日本軍部架空內閣，推舉親軍部政客爲首相，或者乾脆以軍人爲首相，以政黨爲附庸，操縱議會，充實軍力，走向戰爭，一步步走的就是這條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