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都會裏泛起外國女人，應當是很小兒科的事。我所在都會處於湘中要地本地，經濟不算蓬勃，都會生齒只有40多萬，沒幾多知名度，也常常可以望到那些丰姿綽約的外國女人在年夜街冷巷走來走往，老、中、青、白、黑、棕都有。然而，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中葉快要百年的時間裏，不要說在內地的中小都會，就是在廣州、上海等年夜都會，也難見到外國女性的身影。年夜街上沒有外國女性，不是因爲外國人不肯將女眷帶去中國，而是由於那時的清當局不容許外國女性來清國棲身。在清朝中葉，荷蘭有一個名叫洛連的商人，經常漂洋過海來中國做跨國生意。在那時，中國的茶葉、陶瓷都是大受西方人歡迎的好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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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連頭腦靈活，人又勤快，生意越做越大，後來擁有了一艘重達600噸的大型帆船“海馬號”。
白居易在《琵琶行》裏面說“商人重利輕離別。”作爲商人，爲了生計，爲了盈利，當然得風霜江湖，在進出貨物諸環節忙碌。如果要一天到晚和老婆兒女廝守，那還不得吃西北風?
洛連在萬里海疆上追波遂浪，不得不長期忍受與妻子孩子分別的痛苦。可是，自從擁有了體積龐大的“海馬號”，攜妻兒一起來中國就成爲了可能。
官員視西方女人爲洪水猛獸
洛連的妻子名叫詹妮，是個中國迷，對神祕的東方國度充滿了嚮往。洛連和詹妮還有一雙聰明活潑的女兒，受父母的影響，她們也常常吵鬧着要到神話般的中國走一走、看一看。
可是，中國當時的制度，是不允許外籍女子入境的!實際上，產生這一制度的理由很簡單，兩點有傷風化;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國定居。
外籍女子怎麼有傷風化呢?又爲什麼要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國定居?
以當時清朝官方的話說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爲不檢點，常常當街和男人牽手、說笑甚至親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習俗處處都體現出“女士優先”的思想。
這讓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
在乾隆初年，清朝在廣州、福建、浙江、江蘇四處口岸設對外通商，那些前來經商的外國人攜眷招搖過市，他們的行爲舉止，讓還裹着小腳的中國女人在思想上不啻於受到了一場暴風雨的沖刷。那種熱鬧和震撼場景，英國人亨特在《番鬼在廣州》一書中有記載“到九點半鐘，我們陪婦女們到外面街上去參觀街道。這時商店都已關門休息了，但是幾個過路的中國人見了她們，忽然喊起來‘番鬼婆!’於是每一家的大門立時打開，有燈籠照出來，在不到十分鐘的時間，我們已經完全被包圍，於是她們不得不趕緊退卻。”保守的清朝官員因之視西方女人爲洪水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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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缺乏經濟學理論的中國政府認爲，和外國人做生意，只是有益於外國人，中國並無一利可圖。在和西方人貿易中，西方人不僅可以享用中國生產的茶葉、陶瓷等好東西，中國國庫裏的大量白銀也白白地流出了國門。要杜絕這一點，最好就是關閉通商口岸。
就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四處口岸關閉了三處，只剩下廣州一處。在最後一處口岸還沒能關閉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絕外國商人帶女眷來中國。家眷不在中國，則這些外國商人就在中國呆不了很久，最終會盡快離開中國。這樣，中國的白銀保住了，中國固有的封建倫理秩序也保住了。
嚴防西方女眷進入本地居住
乾隆十年(1745年)，在乾隆的默許下，中國各地都嚴防西方女眷進入本地居住，並形成了地方定例。
洛連這次攜妻女來華，實在是心存僥倖。
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月，“海馬號”從荷蘭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錨，繞過好望角，在海上顛簸漂流了十個月，終於來到廣州海域。
在逆珠江上溯時，詹妮帶着兩個女兒站在船舷上，遙望着在檣桅林立、彩旗飛揚的珠江兩岸，歡呼雀躍不已。
“海馬號”駛入內河，稽查人員飛報廣州地方政府“紅毛船一條向廣州駛來，船名‘海馬號’，一等船，貨主及家眷共四人，醫師和牧師五人，船工廚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門，炮彈六百個。”
有家眷!有家眷!而且三個家眷都是女的!廣州方面的神經馬上崩緊了。
廣州關長李永標、行首(商會會長)嚴濟舟和擔保商人潘振承，趕緊與荷蘭商館祕書約翰磋商阻止方案。同時調動吏胥、關丁、綠勇近百人在黃埔港嚴陣以待。
1751年7月8日，“海馬號”抵達虎門與黃埔之間的獅子洋。詹妮和兩個女兒以爲這是來迎接她們的，高興得忘乎所以，她們不斷地向碼頭方向揮舞着中國絲綢圍巾。然而，當船靠近碼頭，荷蘭商館祕書約翰已早早站在岸上，用荷蘭語大聲喊“洛連，先不要靠岸，情況有變化，請聽我先和你解釋!”洛連的心咯噔了一下，他已經預料到自己一直擔心的事發生了。約翰和他的擔保商人潘振承劃了一條小船過來，重申女眷不許上岸的規定。洛連的眼眶一下子就紅了，淚水涌了出來，說“我的妻子女兒在風浪中漂泊十個月，終於來到了她們嚮往已久的中國，卻不許她們上岸，太令人失望了!”潘振承苦笑着，說這是規定，誰也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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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連急得不行，大叫道“天啊，這樣我太對不起妻子女兒了。”他還跪在甲板上，擦着不斷流下的眼淚，說“潘，請您給廣州官員求情，讓我的妻子女兒上岸進廣州吧。”
詹妮和兩個女兒弄清楚了情況，也跟着哭了起來，和洛連一字兒跪在甲板上。這種情形，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看見了也會落淚。
潘振承撩起衣襟下襬擦去了腮幫的眼淚，將他們扶起，答應回去給政府彙報。
走之前，潘振承要他們做好最壞的思想準備。
將夷人家眷安置澳門定爲成例
當天晚上，下起大雨，電閃雷鳴。洛連等不了請示結果，帶着驚恐不安的妻子女兒冒雨登岸。他通過私人關係，將被淋成了落湯雞的妻女安置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帶)中的瑞豐行。
第二天，洛連帶妻女來到廣州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廣州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中引起轟動。
最終，在關長李永標、行首嚴濟舟、保商潘振錄等人極力斡旋下，廣州當局低調處理了這起糾紛。
廣州當局說“夷人攜帶番婦同行，例當驅逐，但爲表示聖朝懷柔之至意，敕令荷蘭人將家眷帶到澳門居住。”
洛連之事，就以此平復。
處理結果呈報到北京，清政府因此將夷人家眷安置到澳門之舉定爲成例。
乾隆批示說“嗣後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員查明有無婦女在船，有則立將婦女先行就澳寓居，方準船隻入口，若藏匿不遵，即報明押令該夷船另往他處貿易，不許進口;尚委員徇隱不報，任其攜帶婦來省，行商故違接待，取悅夷人，除將委員嚴參，行商重處外，定將夷人船貨一併驅回本國，以爲違禁令者戒。”
本來，清朝杜絕西方女性來華的禁令只是停留在“定例”和口頭上，經過洛連一事，限制西方女性來華的條規就此陸續推出，成爲了正式法律條文。
1759年，《防範外事規條》推出，其中主要內容有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如需在中國逗留過冬，也只能在澳門居住;外國商人到廣州後，須住於行商指定的商館，並由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人向外國人告貸，禁止外國商人僱中國女傭;嚴禁外國商人僱人，以及與中國人傳遞信息;對外國商船到廣州停泊時，酌撥營員彈壓稽查。
1776年，出臺了《防夷四查》;1809年，出臺了《民夷交易章程》;1814年，又出臺了《整飭夷商貿易九事》。
在廣州商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亨特在《舊中國雜記》中哀嘆道“從此，我們這些可憐的廣州外國人，都成了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連女人的聲音都是一種奢侈品，廣州的官員是不允許他們的外國同性們享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