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精緻的明朝生活手冊
“穿越”的熱潮流行得久了，回去做帝王將軍公主小姐，各種樣的癮，那些經典的穿越小說，已經帶我們體驗過很多遍了。
倘若，如果成爲古代社會的一位普通勞動者，生活又會是怎樣的模樣？
比如，回到今天極有關注度的大明朝，成爲普通老百姓一枚。
那麼，一件很痛苦的現實便是：規矩多。
衣食住行都是規矩
如果僅看朱元璋開國時期創立的明朝社會體制，以及那個體制下老百姓的生活，我們恐怕很難把明朝同“豐富多彩”四個字聯繫在一起。因爲朱元璋所創造的社會體制，是一個等級森嚴，條令嚴苛，管理嚴格，簡樸刻板的世界，打個比方說，就好比是一個規矩嚴格，秩序分明的傳統農莊。
而說到明朝這個“農莊”的規矩，那更是名目繁多，衣食住行，樣樣都有嚴格的條令，違規的代價，則更是慘重的，稍微不留神，就很可能是牢獄之災。
就以穿衣服來說，明朝初期，特別是朱元璋統治時代，是一個穿錯衣服後果很嚴重的時期。明朝社會階層的劃分，不同等級的人羣，都有各自穿衣服的規定，一旦穿錯，就等於是“僭越”大罪，將被國家處以重刑。
犯罪的後果很嚴重，但要想不在穿衣服問題上犯罪，卻也是相當辛苦的，尤其是如果我們以現代人身份穿越到明朝，想要不栽在這條上更是困難，一是要考驗自己的背書能力，明朝穿衣服的規矩極其繁瑣，從髮型到服裝無所不包，比如束頭，全國的成年男性都要束髮，官員要戴烏紗帽，穿圓領袍，着黑靴，士子百姓要戴四帶巾，穿雜色盤領衣，不得穿玄黃顏色。教坊司樂工要戴青色頂巾，系紅綠帛帶，女性方面，普通老百姓的妻子，可以允許戴銀質首飾並在上面鍍金，耳環可以戴黃金耳環並佩珍珠，鐲子則必須佩帶銀鐲子。樂妓要戴銀角冠，絕不能和老百姓的妻子穿一樣的衣服。
上面的這些規定，只是衣着服飾規定的籠統內容，具體到穿衣的面料，樣式，尺寸，顏色上，卻更是條令多多。面料上說，王公貴族和職官，有權穿着錦繡綢緞，普通老百姓家只准穿着素衣綢緞，商人更慘，只能穿絹和布，有錢也不能穿綢子。而具體到官員身上，不同等級的官員，穿衣服的規定也是不同的，官員之間身份的差別，主要通過官服上的圖案來界定，官職不同，官服上的動物圖案也就不一樣。文武官員的服裝也有區別。這其中，擔負教育任務的教官們，也有特殊的服裝，各地教官上任，國家都要賜予衣服，同時學校的訓導，也要被賜予冠帶。生員們要規定戴軟巾，腰繫垂帶，衣着襴衫。而在生員考取國子監，則要被賜予遮陽帽，即明朝人所說的舉人圓帽以示區別。不同的衣服，標誌着不同的身份，我們如果穿越到明朝去，在大街上不用問，只憑路人的衣服，就可判斷出其身份職業。而我們如果生活在明朝，在不同年齡段，我們所穿衣服的改變，也意味着我們人生的軌跡。
和穿衣服同樣的是，吃飯在明朝，也是有學問的。
明朝人的飲食，在明初也有嚴格的等級界限，比起元朝末年的享樂風尚來，明朝初年吃什麼，怎麼吃，都是件一不留神就要命的事情。首先餐具就有嚴格的規定：公侯以及一品二品官員，酒盞要用金制，其他餐具用銀製，三品到六品官，酒注要用銀製，酒盞用金制，六品到九品官，除了酒注和酒盞用銀外，其他餐具必須用瓷。在明朝初年的餐桌上，和穿衣服穿錯的後果一樣，宴會上擺錯一件餐具，也同樣是要被辦罪的。森嚴的規矩下，明初吃飯，內容也很簡單，就算是公侯之家，餐具講究多，但飲食內容卻比較隨便，一般也很少有宴會時候請戲班子唱堂會的。老百姓家自不用說，許多老百姓家一輩子也沒辦過宴會，就算是結婚這樣的大事，酒宴上通常也只是五六盤水果，五六盤菜，條件好的家庭，再多個兩三盞湯。之所以如此簡樸，除了規矩多外，還因明朝開國早期經濟疲敝，無論官民都不怎麼富裕，節省着過日子吧。
比起吃來，明朝人的住房，同樣體現了森嚴的等級，首先是王府的級別，明朝親王的府邸，正門，前後殿，四門，城樓，都要用青綠點金裝飾，廊房要用青黑裝飾。而王府的規格，乃至房間數目，也都有嚴格規定，親王如果擅自裝修房間，甚至多蓋府邸，那可不是鬧着玩的，重了可以直接被處以謀反大罪。公主的府邸則又有區分，不能用金色裝飾。
官員的住宅，規矩卻更多，甚至和穿衣服一樣，根據不同的品級都有不同的規定，不但外觀上區別很大，甚至房間內部的廳堂以及桌椅擺放，規矩也同樣的多。外觀構造上，官員的住宅裏不許建歇山轉角，重欄重栱，不許有彩繪圖案。廳堂的房間數量，根據官職的大小也是有嚴格區別：一品二品官員家的廳堂，規定有五間九架，三品五品的廳堂，規定有五間七架，六品至九品的廳堂，是三間七架，在屋脊門屋的圖案上，更有嚴格的區別，修錯了房，畫錯了圖案，對於明朝官員來說，很可能就是一輩子全完蛋。老百姓的房屋，更是不能超過三間五架，連彩色裝飾都更不允許有。同時對於官員來說，這種住宅規定，也是有繼承權的，比如某官員官居一品後去世，他的兒女們仍然可以住在一品官員等級的房屋裏，同時，如果房屋的圖案上，出現了諸如日月龍鳳等象徵皇權的內容，同樣要以謀反論罪。相比於住，明朝人出門的規矩也多，尤其是官場上，官員出行主要是坐轎子，什麼樣的品級，做什麼樣的轎子，坐錯了同樣是大罪。
明朝這種森嚴的等級制度，在明朝開國之後，構成了明朝森嚴的社會秩序。按照明末歷史學家談遷的話說，也正是這種制度，使明初成爲了明朝歷史上“犯罪率”最高的朝代。生活在明初的老百姓，有時候一不留神就會犯法。比如穿錯了衣服要犯法，朱元璋在位時，曾經有軍漢當街踢球玩樂，出汗了爲涼快，就把褲腿挽起來，結果一挽褲腿就“違制”了，接着一羣公差上來，把這羣軍漢抓走，不久後宣判，所有挽褲腿的軍漢，他們挽褲腿的腳都被砍掉。踢球尚且那麼大風險，處處都要謹慎。按照明末歷史學家談遷的話說，如果他生活到朱元璋統治的時代，那是想想都害怕的。
史上最好社會福利
從明初的社會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苦逼的。但事實上，無論明初還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
在中國曆代封建社會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比較高的時代。這個功勞，首先當感謝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視民間疾苦，從小吃夠了苦的他，也出臺了各種政策，讓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別是“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寡孤孤獨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過世死者，惠民藥局，就是國家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裏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是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麼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甚至朱元璋還曾經試驗過“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試點，於郊外修築公房，並安排無家可歸者居住，儘管這項政策，限於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國家免費福利公房。除了這些福利機構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養濟院”爲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會給予大米三鬥，庫布一匹。以至於許多生活並不貧困的騙子，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裏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災害等情況，對於因此而無家可歸者，明朝更免費給予稻種更牛，並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更出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制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就要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毫不誇張的說，大明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國家。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許多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時代裏，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體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後的北京保衛戰，不但明軍三軍用命浴血拼殺，甚至戰前，京城的百姓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戰鬥打響後，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鬥，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明朝中後期雖然軍備廢弛，但史不絕書的，卻是明朝北方邊境上，經常邊鎮百姓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並擊退強敵的佳話。尤其是在嘉靖年間的右玉保衛戰中，當時韃靼大軍圍困，小小右玉，只有幾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卻答，我們世代受國恩，如果今日開城，就要留下萬世的罵名。結果八個月的右玉保衛戰，令橫掃草原的韃靼阿勒坦可汗碰的頭破血流。鼎盛時期的大明，儘管存在着諸如腐敗等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繁榮經濟和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國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滅亡的下場，武備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卻是腐敗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民心，最終慘遭拋棄。
奮鬥在明朝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混農村還是混城市，效果也都是不一樣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農”政策，具體到農民身上，一是賦稅比較輕，除了江南地區重稅外，其他地區稅都不高。農民家裏的土地，多少畝種麥子多少畝種果樹多少畝種桑麻，都要聽國家指揮，私自亂種更要治罪。這種明朝特色的“計劃經濟”，在明朝早期發揮了巨大效用，國家經濟迅速恢復，糧食儲備直線增加，按照《明史》的說法，在朱元璋在位的晚期，國家各倉庫裏的糧食，就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爲常年存放，早已經腐爛變質了。
而在明初做農民，雖然被管的多，但只要勤勞工作併發家致富，卻也有機會當官。明朝管靠財產較爲豐厚的農民叫做“富民”，啓用富民爲官，也是明朝從朱元璋開國之後，一度奉行不輟的傳統，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拉近政府與百姓的距離，體現朝廷親民重農之意，二也有助於調和官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們去執行國家的政策，與百姓之間的衝突會少得多。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農民出身並官至高層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廣富民嚴震直，一路提拔成了戶部尚書，掌管整個大明王朝的財政。蘇州富民沈階，也曾官至戶部員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縣的基層官員甚至小吏，也都有“富民”充任，種地種的好，在明朝早期，當官甚至當大官都不是夢。
“富民爲官”現象後來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選爲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實的農民或者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雖然也不乏嚴震直這樣的能臣，但絕大多數人行政能力卻是有限的，幹工作更乾的很辛苦，隨着明朝教育的發展，科舉制度逐漸成爲官場選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員，也就日益絕跡。
明朝農民生活的變遷，最大的特點，就是從明朝開國到滅亡，農村土地兼併和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這個變化並不止明朝有，相反卻是每個封建社會的老劇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貧富分化問題，這其實是經濟發展規律，任何一個行業，都會有優勝劣汰，但明朝的問題是，國家以農業稅爲主要稅收方式，而土地兼併的發展，卻讓農業稅日益萎縮，因此農民負擔日重，這其中尤其以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最爲明顯，江南地區是明朝農業稅稅率最重的地區，但是明朝又有規定，士紳大戶有免稅特權，所以一些自耕農們，就把土地寄託在大戶名下，以此逃稅，這樣的情況，大戶得利，小民也減稅，然而國家的稅收卻因此受損。明朝中後期稅收日少的局面，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問題，就是稅收比例嚴重失調，主要承擔賦稅，依然以自耕農爲主，可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博興，工商業其實成了國民經濟中的大頭，然而放在稅收裏，工商業的比重卻依然低，結果就是該繳稅的，卻交的少，沒錢繳稅的，就交的多，交不起的就起來造反，最後把明朝給反沒了。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別是中後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裏，那麼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榮，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於明朝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加劇，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榮，人口數量激增，行業魚目混雜，三教九流雲集，在這樣的城市裏，一個人奮鬥的途徑，也變得日益多樣，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文士，考科舉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麼做個教書先生，要麼回家種地，很可能清貧一生，放在明朝卻又許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給官員做師爺，給商人做參謀，甚至還可以去戲班子寫戲。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滿的達官顯貴，衣着華貴的商人，街邊青樓窗口，花枝招展的妓女，甚至連婦女都有許多新職業，比如出入於官宦小姐家的女幫閒等。許多當時造訪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認定，明朝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在同時代歐洲城市之上。每一個明朝城市在外人眼裏，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這個世界裏做老百姓，奮鬥的內容，也是可選擇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個城市後，首先要找當地的“會館”，也就是由你的老鄉開的招待所，在會館登記註冊後，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後會館負責給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後就可以合法在當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自己辭職，後果就是嚴重的：名聲算臭了，在當地無法再混了。而且明朝一個城市的工作，在當時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可以做工人，做傭人外，甚至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裏也有行業——青手。這個職業有兩個業務，一個是打人，比如收人錢財後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捱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門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錢僱青手替自己捱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費十兩，幹這個行業，就算沒膽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捱打，也絕對有機會發財。
而明朝中後期這種社會變法，最爲苦逼的羣體裏，也包括知識階層，我們今天稱呼秀才，都叫窮秀才，其實這個稱呼，就是從明朝中後期開始，明朝初期的秀才並不窮。按照國家規定，秀才都有國家的財政補貼，這個到了明末也照樣有，但數目三百年來基本沒變，物價卻也翻了不知多少倍，這些錢放在明初，足夠給秀才養家餬口，放到明末，卻連喝西北風都不夠。這種情況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謀生路，個別沒骨氣的，就要窮人接濟，成語“打秋風”就是這麼來的。而有骨氣的秀才，好多也都轉行，最多的都是轉行做生意，明朝中後期，出身讀書人的商賈越來越多，好多還成爲了一時的富賈，形成對比的是，許多商人有了錢之後，第一件事是花錢買一個生員名額，以圖有個身份。
而在那個時代裏，生活壓力最小，既有錢又有閒的階層，當屬士大夫階層。明朝中後期士大夫階層的特點，一是極端富裕化，二是極端享樂化，明朝貧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識階層，就是有科舉身份和官員身份的士大夫們，生活大多高度富裕，特別隨着明朝腐敗的加劇，他們就變得更加的富裕，富裕了以後的他們，生活態度也和前人不同，按照沈德孚《萬曆野獲編》裏的說法，明末的士大夫們，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上，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無所不用其極。又比如穿，極盡奢靡，再比如業餘愛好，有喜歡流連青樓的，也有喜歡混跡戲班的，而且這兩樣在明朝開國時期絕對不允許的丟人事，放在明末卻是風雅事，明朝士大夫們，常有人專門喜歡爲戲班子寫戲，更有人喜歡親自登臺演戲。混跡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員進妓院，鐵定是要丟官的。而在明末，官員進妓院，不但是一件風雅事，甚至還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個知名妓女的青睞，甚至抱得美人歸，那在官場上的知名度，鐵定刷刷的漲。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錢謙益，雖然在當時被罵的要死，結婚的時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雞蛋，但名聲算是出來了，後來他一躍成爲東林黨干將，和這個不無關係。
明朝最後的皇帝-崇禎上吊
明朝這些社會觀念的改變，不但是一個朝代理念的改變，甚至也是一種社會制度演進過程的改變，從總的趨勢看，明朝的這種演變，主要就是從單純的封建禮教，演變爲對個性自由解放的強烈追求，這個過程裏所出現的一切現象，如果我們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國家，我們會發現兩者充滿着各種相似之處，然而不同在於，明朝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其改變只在於生活層面與經濟層面，國家基礎的社會制度，卻並沒有因爲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結果就是日益發展變化的明王朝，與舊有的官僚體制越來越不相容，具體到國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對立嚴重，而明朝民間聲音，與官方聲音也對立嚴重，在經歷了張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後，萬曆皇帝的清算，卻讓這種不相容徹底的失控，所謂萬曆三十年不上朝，以及東林黨與閹黨的相互傾軋，歸根結底都是這種不相容的表象，實際的原因卻是，在不相容中反覆掙扎的明朝，最終沒有贏得一個新的出路，整個國家，隨着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稅收的不公正，舊體制的日益滯後，最終如一個公司破產一樣，走上了滅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