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由小編給大家帶來秦國的故事，感興趣的小夥伴接着往下看吧。
秦國強盛以後，他們的軍隊被稱爲虎狼之師，國君被成爲虎狼之君，意指秦國的兇狠。當然，這在當時肯定不是什麼好的形容詞，等秦朝建立後，又被貼上了一個“暴秦”的標籤，那秦國真的只有“暴”沒有”仁“嗎?我們還是要弄清楚暴秦的由來究竟是怎樣的，這次就準備和各位簡單介紹下秦國曆史上的仁君，以及爲何在古人眼裏秦朝最突出的還是這個”暴“字，想了解的朋友可以來看看。
1、秦國曆史上的仁君
那篇讓筆者不淡定的文章所及的秦國曆史上的五位仁君，說的是：開國君主襄公、春秋五霸之一的穆公、倡導並遂行商鞅變法的孝公、鼎定戰國後期霸主地位的昭襄王，和，最終實現大一統的始皇帝。
襄公立國，但凡知曉相關歷史，就會明白，那是通過戰爭手段實現的——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獨寵褒姒、廢儲另立，激出變亂，致宗廟崩摧;緊鄰的“天子附庸”、“行政級別”僅爲“大夫”(不是諸侯)的“秦邑”首領也就是後來的“襄公”，率本族子弟兵“勤王救駕”，又護送周平王東遷，周平王論功行賞、投桃報李，將其封爲“伯爵”諸侯……整個過程中，“智”、“勇”，都當得;“仁”在何處，卻不易察;非要拉扯，恐怕“忠”字會更貼切——對周王室的“忠”。戰爭、開國，就算能跟“仁”扯上關係，該也不在主流;用“仁”來形容任何一位開國君主，就我國曆史而言，不敢說“謬”，但至少算不得“全面”，更說不上是褒揚。
再說穆公——“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這是經典史籍《史記》借其後世之口對其人歷史功績的形容。平、霸……這樣的詞彙，跟公共認識的“仁”，能扯上關係?三置晉君，不管出於何等緣由，都肯定是“干涉別國內政”，且是即立君位這樣的頂級干涉;何談“仁”?秦晉之好，讓一個女子爲政治需要先後嫁給一對親侄叔，簡直有悖人倫，“仁”在哪裏?還有，未必人盡皆知的——死後多達一百七十七人的殉葬!
在“人殉”早已普遍成爲“遙遠歷史”的公元前七世紀後期(秦穆公卒於公元前621年，歷史上全面廢除“人殉”最晚也是在四百多年前的周王朝建立之初)!這能叫“仁”?!
孝公，就是用“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形容穆公的後世傳人，或許相比前面兩位，個性上更趨於“仁”;但其所着力推動、堅決踐行的“商君之法”(商鞅變法)，卻是在史冊上盡書血淚、當世乃至後世都談之色變的“嚴刑峻法”!其在位二十餘年間，倚仗這套令人髮指的嚴刑峻法短期促發的國力、軍力激增，多次對外用兵，攫取大片土地……戰爭!又是戰爭!還是戰爭!!戰爭與“仁”，是怎樣的關係?能夠怎樣“辨證”?把戰爭換成亙古未有的嚴刑峻法及其鐵血踐行呢?或許，嬴渠樑，作爲一個人，可謂“仁人”;但秦孝公，卻很難對等地認爲是“仁君”吧。
昭襄王(宣太后之子)，在位五十六年(紀年)，以“會盟”爲名扣押楚王(懷王)，並長期囚禁，致其困死於秦國——使詐行強、破壞外交誠信、踐踏別國尊嚴，說“耍流氓”都不爲過，使秦國背上了“虎狼”之名……這叫做“仁”?長平之戰，坑殺四十萬俘虜，沒有君主的允准或默許，哪個將領敢爲之?這也叫“仁”?對打贏長平之戰這麼大這麼決定性戰役的將領(白起)一擼到底、詆譭迫害，及至逼死，也是“仁”?要說“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會不會覺得是腦子進水?
始皇帝，千古一帝、皇帝之始，持續十來年、死亡人數過百萬的平滅“山東六國”戰爭的總指揮;對被征服國家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大規模、有組織屠城的決策人，跟“仁”字怎麼“搭”?別說什麼“歷史必然”。歷史的必然，指的是“大一統”趨勢;但實現大一統，是否除了戰爭、屠城，戰爭加屠城，再無他法?血腥悲愴的大一統之上，透支民力、鐵血壓服、焚書坑儒，都是“仁”?除了“就是”和“就是就是就是”之外，還可能的另一個答案，恐怕也就是讓《大秦賦》的“創作情結”洗腦了。
2、暴秦的由來
縱觀歷史，憑着今人的見識，品咂下來，覺得“暴秦”之“暴”，有兩層含義：
一是“現象層面”的，即形容作爲諸侯國的“秦”和作爲大一統帝國的“大秦”的軍國式“暴性”——好戰逞強、法令嚴苛、崇信武力、擴張野心，還有，很重要一點——敵視天下。由所有這些作用、化合而成的“國家性格”，就算非要結合所謂“歷史侷限性”和“大趨勢”，以“暴”喻之，稍嫌刻薄，卻也無論如何不能說是“仁”吧!
“暴秦”之“暴”的另一層含義，可以說是隻能從今人角度“審視”而見的“深切層面”或說“本質層面”，便是或許很多人不能接受而卻錚錚存在的歷史悲劇——野蠻戰勝文明。順着《大秦賦》的熱度而涌現出的衆多說法、論調中，就有人發出“野蠻戰勝文明”的“異聲”。
其具體語境，大致是說《大秦賦》及其“背靠”的特大長篇歷史小說鉅著《大秦帝國》，因爲這樣那樣的理據、情由，刻意把“秦”描畫成“先進者”，甚至將其託高到華夏文明的“高峯”甚至“源頭”，是在推崇“成王敗寇”思想、“唯勝利論”，是本質的錯謬和大大的誤導;進而接續到“野蠻戰勝文明”話題，舉出蒙元滅宋、滿清代明等實例，不無道理。
那稍後就出現的秦國五位“仁君”的文章，或許多少含着之於這番“不無道理”的針對辯駁意味，無外乎想說“秦並不野蠻”或“秦不應歸於野蠻之列”;進而又有說法稱，後世，尤指秦朝緊後的漢代，更尤指西漢賈誼之輩，“暴秦”、“暴秦”地說，“天下苦秦久矣”地嘆，是“餘痛未消”之下，出於褒揚“漢”而刻意“妖魔化”秦的政治目的;細品品，還是“唯勝利論”——西漢勝利了，所以……
賈誼那時候(漢文帝時期)，秦、大秦帝國，在“官方政治語境”下，是不能提的，是禁忌;箇中原因，多重而複雜，涉及漢王朝開立的諸多歷史細節，絕非一言以蔽之的“竊取歷史成果”，也並不是“撫天下慟、予民休息”這麼冠冕堂皇;而在複雜且嚴厲的大環境下，賈誼的《過秦論》，一把揭開“黑蓋子”，精到而生動地辨析當時還“熱乎”着的歷史，該是冒着被“封號”風險的，而不大可能是什麼“爲現實政治服務”。
如果說，賈誼的“智勇”及筆者上述推想，不足信;那就再多看一眼《史記》。司馬遷老爺爺，是寧受宮刑不改著述的“驢脾氣”;怹老人家著書還有個後世所有史書都沒有的特點，就是把怹認爲相似度高的人物，打破年代甚至朝代界限，放在一塊兒說;其中突出一例，便是《屈原賈生列傳》——將屈原和賈誼這兩位相隔數百年、既不同朝也毫無“鄉里牽帶”的人物，寫在了一篇文章裏，是因爲這老倆位都是既睿智又“驢性”的“敢言者”。至少，司馬遷是這樣認爲的。
如果說賈誼“不可信”，那屈原呢?司馬遷呢?都不可信?
不反對懷疑。甚至不反對“擡槓”。可藉着上述五位“仁君”來懷疑，來擡槓;拿一部滿眼“不可知細節”、充斥“唯勝利論”以及至少也可以說是“有欠考究”的鄉土情懷的當代文學作品來懷疑、來擡槓，就……怎麼說?不說了吧——說粗話不好。
至於“野蠻戰勝文明”，諸多原因、禁忌，也不多說，只提兩點：
一，歷史的“勝負”，無論如何，都是“必然”和“偶然”相遇、相合而成。
二，從來就沒有絕對的“文明”和“野蠻”!過去、現在、將來，皆然!
3、仁與君的悖論
仁君，作爲我國曆史對某些君主的形容，早在國人的認識中成了“慣用詞”;並由於國人普遍的思維與認識模式，長久以來，具備了相當的甚至是顛簸不破的合理性。但細究起來，這可以說是個邏輯悖論——仁、君，仁慈、仁愛、寬容，和，君主、帝王、執國者，作爲兩大“組”概念，本身相互間是缺乏契合性的，可以說，不宜這麼去組合。
仁，是咱們漢語獨有的字眼、詞彙。按筆者淺見，其意，有兩個層次，即“個性”的層次和“社會”的層次。
其中“個性”層次，應該主要是指善良、溫和、公允、悲天憫人之類的品格、秉性，更傾向“天賦”、本真，但並不屬純然天性，須後天引導、塑造。亦即：仁，作爲個體的一種品性特徵，既須遺傳這類生物性本源，也須後天主體環境和“大環境”的作用。好像用詞重複了——後天主體環境和“大環境”——主體環境、大環境，有什麼區別?
有區別。
往清楚說——對於一個簡單自然人的個體而言，後天的主體環境，想要指代的是其自幼生長的、密切的，周邊小環境，比如：家庭、最親近長輩和共同成長者(兄弟姐妹、玩伴)、啓蒙教育，等等。相對應，大環境，更指諸如所處時代的主流社會特徵、所屬族羣和局部區域的公共性格特徵、所處國家或較大地域的社會總體狀況，等等，其實已滲透“個性”層次與“社會”層次的界限;對普通人來講，所謂“社會”層次，大抵也就到這程度。
君，在這兒是指獨裁或具有明顯獨裁特徵的集權統治者，不涉及“君子”之類其他指代含義;是“天地君親師”的“君”，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君”。
爲“君”者，大抵兩類人——芸芸衆生中脫穎而出的強者，和，他們的血親後代。強者、開拓者、創立者、侵略者、投機者、掠奪者、權謀者……必定與衆不同，無論角度、側重、善惡;其後代，多多少少會從生物學意義上繼承其類似特性，而其中，關於“仁”的因素，不能說沒有，但該不是“顯性”的、主流的。就是說，凡爲“君”者，骨子裏，都不太可能會“仁”字當先。
至於“後天”，上述“主體環境”裏，即便有“仁”，也多半會顯得刻意、做作——自古帝王家，教育子女時，大多總體會往“仁”、“遜”、“禮”的方向傾斜，而針對衆多子女中既定的唯一繼承者，則會在“適當時候”，施以特別的教育和示範;而那些特別的教育和示範，諸如“帝王術”，跟“仁”一毛錢關係都沒有!表面化、刻意化、說教式的“仁”，在“雙重標準”下，配以與表面刻意灌輸的那些截然相反的周邊現實，但凡有點兒志向和相應才具的“君”或其圈定的“儲君”，只要不向“昏”的方向滑，再“仁”能“仁”到哪兒去!
可見，所謂“仁君”，最多隻是寄望、願景般的形容或以偏概全的“蓋棺定論”。
歷史上，諡號裏帶“仁”字的帝王，多出現在封建社會中期和晚期，雖不乏其例，但真正稱得上“有做爲”的，卻乏善可陳。中古以前以至上古，因爲“大環境”相對更險惡、“君家”的“主體環境”尚不健全以及“蓋棺定論”還比較誠實等情況，被譽“仁”字的君主，幾乎沒有。
或許，歷史長河中，有過不少波的“仁政”，但基本都是階段性、非本質、出於特定政治訴求的，跟“君”的品性，並無直接的、貫通式的關聯。
簡單而武斷地說，“君”的“本質”是“不仁”。在此基礎上，“仁君”，就是不成立的概念。即：“仁”與“君”之間，存在邏輯性的相悖特徵，實事求是的話，是不能放在一起的。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