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晚期雖然昏庸腐朽，但是卻有幾位老臣忠心爲國，才讓清王朝不至於轟然崩塌，其中曾國藩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一位。
曾國藩是著名的“中興大臣”，幾乎以一己之力，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於風雨飄搖之中挽救大清王朝於既倒。
但即便是這樣一位忠心耿耿的人物，滿清的皇帝卻始終以滿漢分野的有色眼鏡來看待他，小心地提防着他，不想讓他尾大不掉、獨居大功。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爆發。隨即，曾國藩上奏《敬陳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結果咸豐帝氣得將奏摺擲於地上。
隨即曾國藩生母去世，他丁憂回籍。咸豐二年底，曾國藩接到幫辦湖南團練聖旨。經郭嵩燾力勸，離家前往長沙，與湖南巡撫張亮基商辦團練事宜。他依靠師徒、親戚、好友等複雜的人際關係，以湖南同鄉爲主，按照戚繼光的辦法，組成一支地方團練，並整合湖南各地武裝，稱爲湘軍。
咸豐四年九月，曾國藩一舉攻克太平軍佔據的湖北省會武昌，名聲大震，咸豐帝聞訊極爲高興，打算任命曾國藩爲署理湖北巡撫，並謂“不意曾某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
不料首席軍機大臣祁寯藻(也是漢人)卻在一旁小心提醒咸豐皇帝：“曾某以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之福。”其實是想說，曾國藩居然能一呼百應對付太平軍，萬一他要造反怎麼辦?
果然，咸豐帝立即醒悟過來，默然變色，隨即把任命曾國藩爲署理湖北巡撫的諭令收回來，僅賞給曾國藩兵部侍郎的空頭虛銜。
此後的六、七年時間，曾國藩皆“不獲大行其志”，沒有辦法直接出任某一省份的總督或者巡撫，從而也沒有辦法形成自己穩固的大後方。
直到咸豐十年，太平軍攻佔蘇州、常州，兩江總督何桂清被革職，經過大臣肅順的大力推薦，曾國藩才得以出任兩江總督，督辦江南軍務。
對於清廷在這個事情上的反覆，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得極爲清楚：“迨文宗(指咸豐皇帝)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帥之授。受任危難之間，蓋朝廷四顧無人，不得已而用之。”也就是說，但凡有一點其他的辦法可想，有稍微合適一點的人可以啓用，曾國藩就不可能受到重用。
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軍破太平天國的天京(南京)，對平民展開屠殺，當時的南京城平民死傷無數，南京人鹹恨湘軍，稱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爲“曾剃頭”、“曾屠戶”。隨後，朝廷僅加封曾國藩爲一等侯爵，他的弟弟曾國荃爲一等伯爵。試想，如果換成了滿族人有此等功勞，即使不封王，至少也會加封公爵的。
即便如此，清廷還是對曾國藩小心提防。爲了打擊曾國藩的勢力，清廷人爲製造了他與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的矛盾，並達到了離間關係，讓他們這些漢人官僚彼此監督制衡。
曾國藩對自己的處境十分清楚，他明白鳥盡弓藏的道理。故而他很早就表示，“萬一金陵克復，擬即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
不過，當他打下南京後，就因功勞居首，受到滿族正白旗出身的湖廣總督官文攻擊，曾國藩被迫迅速裁撤湘軍25000人。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也受到連累。曾國荃因爲得罪了官文，一個月內幾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嚴厲斥責，當時京城大小官員的輿論也出奇一致，都認爲曾國荃是居功自傲、目中無人。所謂“打狗還須看主人”，對曾國荃的攻擊，背後的真正目標是誰一目瞭然。
同治七年(1868年)，曾國藩改任直隸總督，被調離了他的勢力大本營江南地區。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曾國藩處理非常棘手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曾國藩已患重病，但朝廷仍然堅持。曾國藩收到命令後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
曾國藩在交涉時，對西方列強做出了很多讓步，導致全國輿論大譁，不少人罵他是賣國賊，“自京師及各省皆斥爲謬論，堅不肯信”。所以有人認爲：“曾國藩實際上死於處理天津教案導致的精神打擊。在如履薄冰的對外關係處理中，他的忠、信、篤、敬四字祕訣，未能挽救自己的名聲乃至生命。”
通過曾國藩的遭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謂的滿漢一體、各民族平等都是騙人的鬼話，可千萬不要相信，不然一定上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