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是清朝咸豐元年到同治三年期間，由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韋昌輝、石達開等組成的領導集團從廣西金田村率先發起的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和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農民起義戰爭，是19世紀中葉中國最大的一場大規模反清運動。
1851年1曰11日，洪秀全建國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影響也最大的農民起義。明末清初，由於明朝末期此起彼伏的農民戰爭和清軍入關後百姓大規模抵抗清軍，使得中國人口銳減，田地荒蕪，生產力凋蔽。迫使清王朝對社會制度進行改革，頒發了一系列緩和民族矛盾與鼓勵農民墾耕荒地的社會政策，使得中國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生產力水平也不斷提高，清王朝進入穩定發展期。但是進入19世紀初，中國開始逐漸走向衰弱期，衰弱中隱藏着封建王朝的經濟社會危機。
第一、封建王朝內在的社會矛盾
清朝的經濟結構是傳統的小農自然經濟模式。90%以上的人口都在耕作經營農田，在田間耕作、在鄉村生活是中國人生活的主要內容。由於中國的生產技術未發生重大的革新，農業不能維持生活，所以只能求助於手工業。農民以家庭爲最基本的生產單位，依託土地進行手工業生產。但是由於農村在消費上具有很高的自給性，市場狹小，運輸到外地也很困難，手工業的利潤不可能高。
清朝工商業也不發達，封建王朝都在政治上壓制商人，而商人在社會上也很容易受到歧視，導致商品生產和交換一直處在初級階段，根本不可能走向資本主義道路。在生產關係方面來說，清朝的土地私有制和租賃模式下只能導致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中國的自耕農、僱農在狹小貧瘠的土地上，使用簡陋的生產工具，從事簡單的勞動，他們的目的僅僅是爲了家庭的生存和溫飽。
清朝是典型的“以農立國”的封建農業社會，社會財富的生產方式主要依靠耕作農田。清朝的所謂“康乾盛世”的基礎依然是小農自然經濟體，和以前歷朝歷代的封建盛世沒有多大區別。因此，清朝依然無法擺脫傳統封建社會自身固有的內在矛盾，而且在乾隆時代末期就開始逐漸凸顯出來，逐漸形成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
第二、人口的暴漲引發的社會危機
清朝還面臨歷朝歷代極爲少見的因“人口奇蹟”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由於美洲引進的新食物——玉米、馬鈴薯和花生大規模種植，使得清朝的食物供給更加充足，能養活更多的人口，清朝也實施減徭薄賦、獎勵開墾的政策，清朝初期生產力迅速恢復並得到高速發展。中國古代有賢明君王在位，人口大增的現象稱之爲“盛世氣象”，所以清朝一直都是採取刺激人口增長的國家。
康熙帝諭曰：“朕覽各省編查人丁數目，並未將加增之數，盡行開報，應令直省督撫，將現今錢糧冊內有名丁數，勿增勿減，永爲定額，其自後所生人丁，不必徵收錢糧。編查時，只將增出實數審明，另造清冊題報。朕欲知人丁之實數，不在加增錢糧也。”於是清朝以康熙五十年制定的人丁冊爲準，新增加的人口稱之爲“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
康熙帝還積極鼓勵人民開墾荒田，不僅如此，還對敢侵擾開荒拓荒百姓的官員治罪。比如康熙十二年，諭戶部曰：“小民拮据開荒，物力艱難，恐催科期迫，反致失業，朕心深爲軫念。嗣後各省開荒地方，俱再加寬限。”“如新任官自圖錄敘、掩襲前功、紛更擾民者，各督撫嚴行稽察，題參治罪。”
康熙帝還經常派遣督撫大員、內閣大學士等親自監督農業生產。大力進行水利建設、關注蝗蟲問題還有農業生產問題。雍正帝繼位，第一年，決定以丁稅攤入田賦，輸納徵解，就是所謂的“攤丁入畝”。從此沒有土地百姓終身都不需要納稅。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上百年的經營，中國內地社會安定，政治穩定、經濟發展，這些都極大地鼓勵了人民的生育，於是，人口迅速暴漲，從康熙三十九年到道光二十年的140年期間，人口從1.5億膨脹到4.1億，淨增2.6億。
這種增長速度史無前例，導致中國形成極爲龐大的人口基數，就是到現在都依然嚴重困擾和阻礙經濟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第三、人多地少引發的糧食危機
中國自秦漢以來，生產力始終沒有發生重大的改革，生產力水平仍然低下，無法突破小農自然經濟的框架，人民的經濟生活只能憑藉土地的自然生產力。而中國收到土地面積和自然條件的衆多限制，農作物產量增長幅度及其有限。清朝鼎呈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的“重農輕商”基本國策，用政治手段、國家權力和宣傳教化抑制工商業，貶低商人地位，詆譭經商精神，導致中國絕大多數人口都束縛在面積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勞動力資源的嚴重浪費。
在中國，90%的人口的主要食物是穀物和蔬菜，只要2%~3%是各種肉類。乾隆中期，人均耕地爲4.25畝，道光年間，人均耕地降到2.19畝，中國農民與其說是農耕，不如說是園藝勞動。加上鴉片戰爭戰敗導致鴉片大規模輸出，銀子大規模外流，致使糧價暴漲，每石米價由康熙時代的800文，漲到道光時代的3000文。
這時候的中國，農業經濟已經走向絕境，別說4億多人口的生活，就是生存都很難維持下去。清朝也無法改變中國的小農土地制度。在小塊分割的土地上，別說運用機器，就是耕牛都無法充分利用，此時的中國根本不可能出現技術改良，農民需要長時間在田地裏勞作，農民的生活程度始終在飢餓線上掙扎。也對改變清朝的農業產業結構束手無策，無法開發出工商業的潛力，無法使社會財富增長，無法解決暴漲的人口的就業問題和生活問題。
所以到了嘉慶時期，流民、饑民已經不堪饑饉開始大規模起義了，1796年爆發白蓮教起義時間長達9年，範圍波及9省份。後來又爆發湘黔苗民起義。均遭到清朝血腥鎮壓。特別是對湘黔苗民起義的鎮壓，導致苗民從大約40萬降到10萬左右，降幅達到驚人的70%以上。到了咸豐時期，太平天國運動首義地——廣西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大概1.2畝，導致土籍和客籍的矛盾激化，最終導致太平天國的發生。
第四、土地兼併的愈演愈烈。
人口的暴漲加劇了土地的問題。人多地少，土地緊張，地價高昂，一般的農民根本無力購買土地，而社會的腐化導致皇親國戚、官僚、鄉紳、地主、豪強乘機瘋狂兼併土地，土地越來越集中化，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佔田者十無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無田可耕者十之三四”的社會現象。
太平天國運動首義地——廣西東南所有州縣官僚、鄉紳、地主、豪強所佔田地爲這些州縣所有耕地的80%一90%，而且收的地租一年高過一年，導致農民大規模破產，甚至出現“因是鬻及兒女者，往往有之”的人間慘劇。而清朝對此麻木冷漠，也沒有應對的方法，社會階級的對立日益加劇，饑民、遊民、流民羣體根本得不到清朝的救濟和安置，很多農民只能輾轉流落在異鄉覓食，凍餓致死者難以計數。
道光年間連首都——北京城城內就有乞丐近10萬人，可想而知，那時候的饑民、遊民、流民羣體的龐大。要是碰到災年，那完全就是人間煉獄。1841一1843年，黃河連續三次大決口，黃河流域500多個州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災害，飢餓而死的農民數不勝數。到了1850年的時候，清朝面臨着極其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
此時的中國基本國情是政治腐敗、人口暴漲、土地兼併、災荒頻繁、饑民遍野、流民遍地。此時的中國社會動盪空前加劇，社會亂象越來越多、越來越大。此時的中國各種反抗力量正在全面的、加速的聚集起來，一場猛烈的革命大風暴即將來臨。“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種鼓，神人爲之波濤”風暴已成，勢不可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