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強烈反對最終失敗。
王安石在歷史上的名聲或許更多地得益於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堪爲一代模範。然而處於封建社會的文人，從小即深受儒家治國平天下思想的影響，從而由科舉而入仕，都期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王安石當然也不例外。
王安石的性格屬於那種豪爽灑脫而不羈的類型，平時生活即不拘小節，不修邊幅，穿着也不講究。在變法之前他曾做過京官和地方官，也正是他在地方官任上的經歷使他看到世間百姓的疾苦，形成變法的思想;或許是由於他性格的原因，他曾多次辭去皇帝徵召——拒不做官!
然而上天或許有意要使他在歷史上畫上變法的一筆，年輕的宋神宗趙頊繼位了，這是一位渴望國富民強重振國威的皇帝，他希望能有個能臣來實現他的理想。王安石此時早已名聲在外，他於是一紙詔書下到金陵，召王安石越次入對，王安石此時守孝期滿，不能以什麼理由來推託了，於是乘船由水路進京。神宗隨即與他作了一次長談，兩人觀點相同，一拍即合，馬上，王安石被任命爲宰相，開始推行新法。
本來這次變法是爲了抑制豪強，惠及百姓，富國強兵，然而，其措施必然要損害社會上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這個集團包括大官僚、大地主、富商甚至還有宦官，可以說包括了社會中的中上階層絕大部分人員，而另一方是以王安石爲首的變法派官員，他們依靠的是皇帝的支持。誠然，那些老官僚也是既得利益者，他們是絕不願變法的。
王安石很清楚，在新法推行中，這些盤根錯節的老官僚只能是障礙，要想盡快推行變法，只有清除他們在朝廷中的影響。於是從熙寧元年開始，歐陽修、韓琦、張方平、王拱辰、呂誨、範純仁、蘇轍、富弼、呂公著相繼罷官，此外還有司馬光、文彥博等，一直到熙寧六年，反對派的官員被罷、黜、貶的數量創北宋開國以來的最高紀錄。
當然其中除了反對變法的原因，也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但是反對變法卻是主要的。與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立下了不殺大臣的戒律，所以官員獲罪只是丟官或者是懲罰，卻不會丟掉性命。這些因反對變法失勢的官員散居各地，在朝廷，變法派就不遺餘力地推行新法。但是，或者是因爲當政者太想使國家儘快振作起來，王安石選擇變法的官員時，主要是基於能否推行新法的考慮，選中了許多德行不佳的官員。
在這些變法的官員中，有呂惠卿、蔡京、蔡卞、章惇、曾布等，他們固然在推行變法方面符合王安石的要求，但是卻並非都是君子。呂惠卿是個奸邪小人，他日後出賣了王安石;而蔡京更是後來與童貫、高俅並列的奸臣。其實，王安石也並不想一直用這些人，他只是苦於無人推行新法才選擇了當時還是年輕後生資歷淺的這些人。他有一個近乎理想的想法，即用這些人推行新法成功後再用那些老臣來代替他們，畢竟那些被斥退的老臣大部分是老成君子。
不過，這個想法太天真了，司馬光曾經告誡過他：“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就是說這些小人任用時間太長了就不容易斥退了。變法之前司馬光和王安石是好朋友，甚至在變法之初還告誡王安石不可用呂惠卿，說呂：“他日將賣公自售”。對於呂惠卿，呂公著也曾經說他：“獐頭鼠目，必是奸邪，將來反對王安石的必是此人”。但是爲了新法，王安石顧不了這麼多了。
終於，由於政見的截然不同，以前的好友成爲政敵，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的老師歐陽修都成爲反對王安石的人。歐陽修寫的《醉翁亭記》就是在他被貶滁州的時候寫的;蘇軾原來與王安石極爲相投，大概因爲二人性格上有許多共同點，狂放不羈，然而或許正是由於這種性格，又加上蘇軾反對變法，他多次被貶，一生仕途坎坷，對這種坎坷的唯一補償就是成就了他的不少佳作，從而讓他躋身於唐宋八大家。
變法仍在繼續，反對一直未停。以前的好友開始激烈地批評變法了，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信中指責他：“用心太過，自信太厚”，這多少還有些朋友似的溫情規勸。而在後來的奏疏中，司馬光稱變法是：“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說王安石：“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這已是針鋒相對的反對了。在司馬光罷官退居洛陽時，他說：“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道，救天下之民”，包含了許多不滿。他在洛陽的園林區名獨樂園，也含有一些譏諷不滿之意。趙抃也曾上書指責新法：“騷動天下”。
但反對派的指責也並非全無根據，新法在取得成就的同時，的確也產生了不少弊端，其中有設計不完善的因素，更多的是在執行中走樣的緣故，此外還有一些自然不可抗力的因素。如，在推行新法時，有強制農民借貸的事，在保馬法推行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反對派也製造了一些事件來阻止變法，如東明縣令賈蕃煽動農民上訪鬧事等案件。
決定變法失敗的關鍵因素出現了，熙寧六年，全國出現自然災害，南澇北旱，持續數月，造成許多百姓流亡。此時有一個小官鄭俠花了一幅《流民圖》進呈神宗，使神宗對變法效果產生重大懷疑，他下了罪己詔，卻把責任推到新法頭上。司馬光上了《應詔言朝廷闕失狀》。王安石罷相。神宗對此感嘆：“去吾臂矣。”他把王安石當作臂膀並非做作，因爲他也曾說過：“古之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者絕少”，他們確實相知甚深。
王安石罷相後，呂惠卿等人執政，使新法更加走樣，全然不再爲民，而成爲謀私的工具。終於，爲了打下這股勢力，神宗重召王安石爲相，但是此時新法真的走到了盡頭，王安石能做的只是一些善後罷了。反對派司馬光入相後，七八個月之內盡罷新法，這也是司馬光在政治上的巔峯之作。一次轟轟烈烈的變法失敗了。
這次變法雖然經歷時間短，但也是取得了許多成績的。
它抑制了豪強兼併土地，農田水利法使許多農民受益;免役法和均輸法保護了下層小民的利益;方田均稅法抑制了官僚地主的利益擴張。其他如將兵法、保馬法，多少動搖了老舊的軍隊體制。我們回頭再看這次變法的時候，僅僅用生產關係來解釋無疑是不夠的，它變起倉促，幾乎沒有給人們多少準備時間，在思想認識上極不統一，造成針鋒相對的兩個派別。王安石又急功近利，慌不擇人,在人事安排上出現重大失誤，沒有精心挑選官員以致最後斷送新法。
可以說，新法的制定並未充分考慮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分配和調整，只是站在一種爲國爲民的立場上，卻沒有考慮那些反對階層的利益補償，所以這些社會的主導階層形成巨大的反對勢力，使新法遭遇巨大阻力。又，所任用的那些新法官員，很多並非爲了新法，而是爲了官制，他們推行新法的不遺餘力正是他們追求官位和私利的表現，一旦他們目的達到，新法就拋之腦後。
無論變法派還是反對派都說自己是爲國爲民，其不同者，只是在於爲國爲民的方式不同，但卻使一方對另一方的政策極力反對，都想以自己的方式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根本上並不是完全地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而是夾雜着個人抱負的實現這個私人問題，因而兩方不能同處一個朝堂上坐下來共商國策，只是互相詆譭和指責。設如雙方能互相妥協，一心爲民，那麼出現在歷史上的或許是一個穩健的官僚集團執行一次穩健的漸進式改革。
歷史不能假設，但是我們可以設想那樣的話即使效果會慢一些，但是總比一次急速改革最終失敗又回到老路上好得多。新法已經耗費了一定國力民力，也調整了官僚集團，盡罷新法之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會混亂。有人說，正是由於這次罷了新法而導致了後來的金朝南侵，徽欽二帝被俘。
從整體上來講，這次新法是對封建制度的一次修補，它只是對具體的社會弊端開出藥方，但是這藥方是治標不治本的，因爲最根本的封建制度沒有被改革。新法的實施靠的是原有的官僚機制的運行，它所注重的是產生“利”，即國家的稅收和下層百姓的富足，這本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是由於時代的侷限變法者沒有也不可能認識到真正因該改革的是封建制度和皇權制度，也沒有認識到各個階層的利益需要重新調整，調整的好壞是決定變法順利施行的關鍵因素。
所以，即使變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一定的程度上改良了社會和國家，但是封建社會的根本制度仍然在運行，它最終是會被稀釋在這個制度中的。
司馬光爲何要反對王安石變法?
第一個原因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
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爲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爲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持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二個原因還是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
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通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第三個原因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
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此時北宋的統治者一直也是很想讓國家再次的復興起來，於是當朝的皇帝極力支持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爲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這次變法已經露出了失敗之勢，司馬光一直都是個一心爲國家着想的好宰相，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取得好結果，因此儘管要冒着被昔日朋友憎恨的風險，他也要阻止王安石的變法。
綜合這三點原因，這就是司馬光爲何要和昔日的好朋友演變爲如此程度的原因。儘管他們後期的關係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但是他們前期的關係還是非常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