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唐之後的幾個世紀，中國象不但沒有發展，反而變得庸俗和醜惡。到了宋代人的眼光更多着眼於本土，對西方的探究更多侷限於中亞、西亞等地。重新將中國與西方歐洲聯繫起來是到了元帝國時期，當時蒙古人強悍的鐵騎征服了世界上的諸多國家，爲中西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創造了條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在整個元帝國時期，西方的諸多使臣或教士來到中國進行經濟文化的交流。非常遺憾的是，整個元帝國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更多表現爲西方人對中國的記錄和想象，而缺乏中國人對西方社會的觀察與認知。
明朝建立後，由於當時航海技術的發展使得東方貨物可以通過海路到達西方，因而西方對中國的瞭解程度日益加深。當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人通過武力侵佔了明朝番國之後，國人對西方的認知纔有所變化，但這種變化是建立在明人“天朝上邦”優越心理之上的。
西方人和西方國家在明人心目中成爲野蠻、狡詐、陰險、兇殘的代名詞。明代傳統士大夫在不同史料筆記中對西方社會進行醜化和“妖魔化”的描繪，使得西方國家在中國人的頭腦中一改漢魏隋唐時期的文明風尚形象。
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機”、“大呂宋”與“紅毛番”
隨着世界地理的大發現與東方航道的開通，再加上西方人垂涎於東方的富庶，16世紀初以葡萄牙爲首的西方國家開始逐步確立在印度洋及南洋地區的武裝據點和商業站點。1510年，葡萄牙人佔領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接着攻佔了馬來半島西南岸的馬六甲，也即明朝的藩國滿剌加。
隨後，葡萄牙人在蘇門答臘、爪哇以及印尼的馬魯古羣島等地建立了商業站點。此時，在當地經商的中國人最先認識了此類西方人，並把他們稱之爲“佛郎機”。可以說，葡萄牙人是國人最先接觸的歐洲人。
其實佛郎機一名原爲伊斯蘭教徒對歐洲基督教的泛稱，實際上是法蘭克一詞的誤讀。明代人根據伊斯蘭教徒的稱呼，稱葡萄牙及葡萄牙人爲佛郎機。葡萄牙人以貿易爲名，憑藉先進武器，到處燒殺搶掠。
葡萄牙人與中國的最先接觸給明代人留下了不好印象。後來在嘉靖元年，葡萄牙的一支艦隊開至廣東珠江口，試圖以武力佔領屯門島，但遭到了明代官兵的英勇抵禦，最後被逐出廣東。葡萄牙人與中國官兵的較量，顯示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本性。
另外，“佛郎機”在中國古典文獻中也指代西洋的洋炮。由於葡萄牙人在15世紀軍事實力較爲強大，船堅炮利，橫行海上，擁有先進的軍事技術，所造之炮，射程較遠，命中率高。明朝軍隊出於對這些火炮的羨慕，在當時的軍器局和兵仗局中仿製了一些西洋火炮，並且對其做了許多革新和改進。
西班牙人在明代史料筆記中一般被稱之爲“大呂宋”。該國與中國人的接觸發生在16世紀初，當時由於新航路的發現，西班牙來到東方，不僅強佔了呂宋爲其殖民地，而且還與其他歐洲殖民地國家展開爭奪。同時，西班牙人在該島上對呂宋華人進行鎮壓和殺戮。正是在對亞洲國家殖民征服過程中，西班牙與明王朝有了政治經濟的交往。
荷蘭是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到達明朝的另一個西方國家，在明代的史料筆記中稱“紅毛番”或“紅毛夷”。1601年，荷蘭組織商業船隊到達澳門海面，請求通商貿易，自稱“不敢爲寇，欲通貢而已”，但遭到了駐紮此地的葡萄牙人嚴詞拒絕。
當時明朝駐廣東官員爲了平息爭端，召見荷蘭人首領遊覽該城。荷蘭人在澳門沒有任何收穫，便迅速離去，這是明朝人與荷蘭在歷史上的第一次正面交往。由於荷蘭人長相怪異，明人依據荷蘭人的體貌體徵稱之爲 “紅毛番”或“紅毛夷”。
明代對西方社會的虛妄認知
明代前期，由於海上絲綢之路的暢通，使得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成爲一種新的貿易渠道。當時的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城市成爲全國重要的通商口岸。中國海上的交通發展，使得明初統治者非常重視與域外進行商貿交往。更爲重要的是，明初統治者爲了宣揚國威，鞏固皇位，開始重視與外域藩國的交往。
萬曆年間羅懋登的《西洋記》根據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史實進行了演繹和虛構，站在“貴華賤夷”的道德制高點上對異域番國的場景進行了多方位描摹。儘管小說中的“西洋諸國”在鄭和武力威懾之下都俯首稱臣，但實質上是作者藉助於鄭和下西洋“四夷賓服，萬邦進貢”的盛世來感嘆明代中後期國力的衰弱，以此緬懷明初國力的強大，從而引起當朝統治階層的關注。
事實上，從明初直到明代中後期，大明統治者心目中的“西洋”都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西方國家，而是指代東南亞以及印度洋區域。明朝中後期國勢衰微，東南沿海也受到日本、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的侵擾，明朝統治者深爲不安。但由於心理上所固有“天邦上國”的優越感，使得他們對於外部世界充滿着恐懼厭惡而又傲慢鄙視的矛盾心態。
明人不僅對西方國家有着錯誤認識，也對進入中國境內的西方人存有頑固的偏見和“妖魔化”想象。在明人看來，西方人具有怪異的相貌，“貓睛鷹嘴，拳發赤須”、“其人深目長鼻，發眉須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在他們心目中，西方的佛郎機國位於狼徐鬼國對面，其民衆野蠻兇殘，以“好食小兒”爲習俗。
明人對葡萄牙人的“妖魔化”認知影響着對其他西方國家的想象，當荷蘭人進入中國境內時，一些史料筆記中以醜化的詞語加以描繪。至此，粗鄙化、惡魔化的西方蠻夷形象定格在國人頭腦中，成爲明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也成爲國人對西方社會和西方人的一種認知和想象。
即使明代中後期一些意大利傳教士帶來先進的西方文明知識也沒有改變明人對西方國家的虛妄認知。1582年，耶穌會士、意大利人利瑪竇抵澳，翌年進入廣東肇慶。他學習中國文化，適應中國習俗，結交中國士大夫，成爲明代真正意義上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利瑪竇在中國進行傳教，雖然帶有西方天主教文化侵略的動機，但客觀上意欲通過傳授世界的史地知識去改變明代人的愚昧與無知，但最後的效果卻不令人滿意。有的傳統知識分子對西方新知持一種懷疑態度，缺乏深入探索和了解。這種認知表明明代社會的知識精英對於傳教士傳授的西方知識是持懷疑和不信任態度的。
西方認知背後的文化解讀
明代統治階層和傳統士子對西方國家醜化怪化的認知充斥在各種史料筆記中，這已經成爲明代民衆認識西方社會的一種集體無意識。西方社會在明代人的印象已從漢唐時代的富庶文明變成了殺人放火、醜陋不堪、好食小兒的野蠻兇殘形象。
明代中後期以意大利人利瑪竇爲首的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新知，向中國民衆普及着世界的風土人情，期望改變明人對西方的態度和看法，但效果甚微，不足以撼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知識體系和他們的思維觀念。
明代國人對西方社會報以懷疑、貶斥、冷漠及醜化的認知，認爲西方國家是“番國”，西方人是“番鬼”，他們是野蠻兇殘的怪物。之所以會有這種認知和想象，其背後有着複雜的文化原因。
第一，明代對西方的虛妄認知根源於中國古代傳統的“華夷之辨”，與明代社會所形成“天朝上邦”的文化心理密切相關。第二，明代對西方社會的虛妄認知與國人沒有身臨其境到達異域，與道聽途說、以訛傳訛的情況有關。第三，明代國人對西方的“妖魔化”認知也與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殖民侵略和掠奪是密不可分的。
總之，明代對西方社會的虛妄認知實質上是一個自我文化認證問題。由於16世紀西方國家軍事力量的強大、商業的繁榮和傳教事業的發達，衝擊着“老大帝國”的文化優越感，使得“天邦上國”的地位受到了威脅。
因此，在明代人觀念中，西方社會成了一個陌生、詭異、兇狠、奸詐、野蠻的文化符號。明代對西方社會的虛幻認知和想象，其本意不是爲了描述一個真實的西方文明，而是證明在大明帝國的文化框架中，西方國家存在儘管是一個事實，但對明帝國而言並無多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