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騫從“絲綢之路”上帶回來最重要的禮物是什麼?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本站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提到印度佛教音樂傳入中國，人們便會想到慧皎那屢被引用的論述：“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佛樂的傳入中土，竟要比中國人將佛教請入中國的時間還早!
《晉書樂志》中說，“張博望(張騫封博望侯)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爲武樂。”張騫鑿空，出使西域，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從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第二次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此時佛教尚未正始傳入中國。
當時漢政府的首席音樂家李延年根據這首“胡曲”所創作的“二十八解”武樂——中國漢代最早的軍樂——是什麼樣子，我們已不可能知道了，但張騫帶回的這首樂曲，卻似乎是一首佛樂。
兜勒，應該是人名。吳支謙譯《義足經》中，有《兜勒梵志經》品，講兜勒如何從迷信外教而經釋迦牟尼點化皈依佛教的故事。“摩訶”在梵文中是“大”、“偉大”的意思，兜勒改變信仰，終於變成“摩訶兜勒”(偉大的兜勒)，似是這首音樂的主題。這首佛曲大約可以被視爲有史可依的傳入中國的第一首佛曲。這首被漢武帝用作軍樂的“二十八解”佛曲，直到後漢時還用來給邊將揚威，“萬人將軍”方可使用。
但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只能找到《黃鵠》等十曲了。而到了劉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時，已只能慨嘆“其辭俱亡”了。《樂府詩集》第二十一卷“橫吹曲辭”引“解題”說：“漢橫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晉以來，唯傳十曲：一日《黃鵠》，二日《隴頭》……”
“摩訶”在梵文裏是“大”“偉大”的意思，“兜勒”，有人懷疑是蒙古語中的“道”(daguu),即“歌”“曲”的意思，如蒙語中的“烏日圖道”“潮林道”。依此說，“摩訶兜勒”可解釋爲“大麴”。周菁保更懷疑兜勒即吐火羅(Tukhara兜佉勒)，認爲“摩訶兜勒”可解釋爲“吐火羅地方流傳的一種樂曲”。
“兜勒”的另一個解釋是人名。吳支謙譯《佛說義足經》中有《兜勒梵志經第十三》一品，講佛陀在王舍國於梨山中時，有“七頭鬼將軍與鵙摩越鬼將軍”約定在自己管理的地方如果發現珍寶“當相告語”。當鵙摩越鬼將軍告訴七頭鬼將軍他所管理的地方“生一蓮花千葉，其莖大如車輪，皆黃金色”的時候，七頭鬼將軍說他那裏也有珍寶，是“如來正覺”，即佛的教誨，可以“使世人民得安雄生無上法樂。”於是他們各帶500鬼面見佛陀禮請開示，遂引出在佛陀開示的過程中一個叫兜勒的“梵志”(即外道)心生疑惑，後經佛陀化身點化，最終信服，“比丘悉歡喜”的故事。
當然，張騫帶回的那一首《摩訶兜勒》尚須繼續研究，但從“絲綢之路”上傳來的佛教音樂曾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音樂，併爲中國音樂的繁榮做出巨大的貢獻，卻是毫無疑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