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金銀天然就是貨幣，那食鹽天然就是商品。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古代，中央朝廷的財政收入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當時的農業稅，二是專賣收入。而食鹽就是專賣商品中的一個典型代表，各個朝代爲了控制食鹽的生產和銷售，玩出了不少新花樣，既掌握了經濟，又體現了朝廷的控制力。
食鹽的歷史十分久遠，相傳古人在神農氏與皇帝時期就開始用海水煮鹽，在西漢之前，民間是可以隨意煮鹽食用和販賣的。可這種對鹽業的放任使得一部分人通過販鹽迅速暴富，甚至在西漢初年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集團，嚴重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穩定。漢武帝針對當時的社會情況，建立了鹽專賣制度，鹽場直接由官府進行管理，百姓可以在鹽場煮鹽，但最終都要賣給官府，由官府進行運輸，銷售，並賺取利潤。
當時西漢在全國設立了36出鹽官，共同承擔起全國食鹽的運輸和銷售任務，由於剛開始轉爲官營，官府缺乏對食鹽銷售的瞭解和控制力度，所以當時的鹽官還是由之前的鹽商來擔任。就這樣通過轉變鹽商的身份，西漢官府成功將食鹽的經營權攥在了手中，這也爲之後的王朝開了一個好頭。
在這種政策下，食鹽的價格並沒有降低，反而在官府和擁有了特權的這些鹽商的推動下越來越貴。以至於普通民衆吃不起鹽，官府和當朝權貴卻能從中獲取巨大的利潤。這也導致這個政策在之後的數百年間不斷出現反覆，但由於控制食鹽的銷售確實能給朝廷帶來收入，又可以避免民間短時間內出現富商集團，威脅社會結構，所以官府對食鹽的專賣從西漢一直持續到了隋朝。隋朝開皇三年(583)開始百姓產鹽不必納稅，唐朝初年也沿用了隋朝的制度，不對鹽商徵稅。
到了唐玄宗做皇帝，多半是爲了增加財政收入，又重新對鹽商徵稅。安史之亂後，可能朝廷太缺錢了，對食鹽的管控進一步加強，回到了西漢“民產、官收、官運、官銷”的專營模式。隨着重新開始的官營模式，食鹽價格再一次飛漲，這次有記載食鹽價格前後漲了十一倍，顯然這個模式沒有抵擋住官賈的貪婪，又一次失敗了。
寶應年間，劉晏將食鹽的運輸和銷售部分重新還給鹽商經營，同時官府少量經營，主要是填補鹽商的不足，比如向偏遠地區運輸食鹽等。這種制度一方面激發了鹽商的積極性，提高了產量，另一方面又在不提高鹽價的基礎上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唐朝中後期，官府對鹽商的盤剝越發嚴重，《新唐書》所記：“天下之賦，鹽利居半”，通過食鹽獲得的利潤成爲支撐唐朝在安史之亂後繼續維持一個半世紀統治的重要財政支柱。
從宋朝到清朝，朝廷對食鹽的控制從制度上逐漸完善，宋代開始採用鹽引，鹽引大概可以理解爲官府發給鹽商的經營許可。隨着鹽引的發明，官府不再需要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官吏，也不需要參與食鹽從生產到售賣的全過程，只需要坐收引錢。概括來說就是形成了“民產、商收、商運、商銷(輔以官運、官銷)”的模式，既賺到了錢，又不會影響正常的市場價格。
最後要說的就是和食鹽專營如影隨形的“私鹽”，官府對食鹽的控制越嚴，私鹽的利潤越高，以至於私鹽屢禁不止。私鹽的形成一方面是由於古代統治者通過食鹽專營斂財，甚至聯合鹽商剝削民衆，導致鹽價在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大幅上升。另一方面是食鹽的專營並不會隨着供求關係的轉變而發生變化，以至於食鹽供需脫節，百姓只能從“黑市”獲取食鹽。
綜上所訴，食鹽對統治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僅可以作爲財政來源，爲官府帶來鉅額穩定收入，還可以通過控制鹽價對物價進行調控。將鹽業放回到古代生產落後的時期，我們會發現鹽和鐵有許多共同之處，如果被私人控制，極易在短時間內獲取鉅額利潤，對現有的，穩定的社會結構造成衝擊。但如果食鹽的流通由朝廷把控，朝廷就可以以鹽爲誘，促使朝廷急需的商品向其需要的地方流通，例如宋代的折中交引法，明代的開中法，國家既節省了購置費用，又不需要進行物資的轉運，一舉兩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