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是指酒在生產、銷售、消費過程中所產生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總稱。酒文化在中國源遠流長，不少文人學士寫下了品評鑑賞美酒佳釀的著述，留下了斗酒、寫詩、作畫、養生、宴會、餞行等酒神佳話。接下來小編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唐朝酒文化在繼承了前人豐碩成果基礎之上，對其充實演變，使其更具有時代特色。酒業蓬勃發展是唐朝酒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李唐釀酒行業主要包括官釀、坊釀，酒業發展如此繁榮，其背後必然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原因。
一、政治交往
1. 宴飲促使民族同盟
史實證明，有許多國家願內屬於唐，受唐冊封、與唐合作，這與大唐執行較好的外交政策有關。
《回鶻傳》載：公元630年，太宗皇帝於祕殿宴請數千位回鶻人，爲了讓所有的回鶻人都能飲到此酒，便在大殿之前築高臺，把朱提瓶放在高臺之上，瓶中之酒自左側底部灌入其中，埋於瓶底、專門輸送酒液的“管道”，輸送到席間各處。
此“管道”大部分的管身被埋在地下，地表之上看不出任何異樣。通過“管道”不斷輸送美酒至回鶻部衆，聽着“十部樂”，欣賞着歌舞，暢飲着美酒，好不享受。羣人宴飲結束之後，發現朱提瓶之中酒水尚有大半，回鶻部爲之驚歎。
該宴會的最終結果是使得回鶻歸順大唐，與唐朝結“叔侄之好”，兩國多年保持着和平無戰事的民族關係。此宴會上所使用的飲酒方式，理念類似於現在的“自來水”，唐代用這種“潛泉浮酒”的新奇飲酒方式舉辦大型宴會、招待人數衆多的酒宴，是再適合不過的妙招。
太宗見效果不錯，便在公元648年又用此法在天成殿宴請鐵勒部衆數十人，其部衆私下還相互討論：“天子賜我曹此瓶，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嘗是酒也。”此次宴會是鐵勒部自願請歸大唐，致使唐朝北方邊境多年來都維持着和平穩定的局面。
唐皇帝用此法宴飲衆人，讓部族衆人享受大唐的禮遇恩惠，其對待民族之態度，使得各部族均心悅臣服地歸順大唐，這與唐朝實施開明的民族政策有異曲同工之處。
此外，民間也用類似的辦法招待“胡人”，《拾遺錄》中載：石虎在大武殿前建了一座高四十丈的樓，“結珠爲簾”，其簾懸有銅龍，銅龍龍腹爲空心，可以裝酒數百斛。由於銅龍是自下而上懸於整個樓層，故可以讓居於樓上的“胡人”直接飲到美酒,“風至，望之如雲霧”，場面壯觀，謂之黏雨臺，此種着實是極爲便利實用的飲酒之法。
唐朝使者與吐蕃議盟時，吐蕃臣子論悉答熱招待他們。除了樂曲之外，又有歌舞表演，其中表演者有數百位都是華人。這便是當時宴會上的實際情形。席間，雙方詳細地商討了結盟事宜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側重點，觥籌交錯間巧妙地達成了協議，此時酒所發揮的作用就是“促進共識”。宴會結束之後，便開始了正式的結盟儀式。
2.穩定藩臣
除了與吐蕃結盟外，大唐統治者還會採取“此消彼長”的政治手段，與突厥結盟來遏制其他強大的民族勢力。阿史那思摩乃突厥人，在突厥內部發生動亂之際，不僅於唐朝境內避難，後還受唐皇帝賞識而被授予官職，效命於大唐。
時值北部薛延陀勢力日漸強大，對唐朝邊境統治產生威脅，於是太宗便想出支持思摩於北部舊處重建突厥部，進而起到遏制薛延陀並監視其發展動向的辦法。阿史那思摩臨危受命，將要回突厥故土任新一屆可汗時，皇帝爲他設宴踐行，席間，皇帝對思摩言道：“即使是朕疆域統治下的一草一木，朕都愛惜不已，更何況是朕器重的部下呢?”
這句話意在寬慰思摩，雖然突厥舊部與薛延陀勢力不能相提並論，但唐朝會做思摩強大的後盾，必要時將會以兵問罪，其中“恩賞”之意不明而喻;同時，皇帝也暗示了唐朝對他的幫助是有政治前提的，那便是“我養爾部人”，字裏行間暗示了思摩乃是在大唐幫助之下成爲突厥可汗，日後突厥便是唐朝的附屬之地，要歸轄於唐朝。
接着又說道：“你的雙親都葬於黃河北，如果他們知道你重歸故土，恢復舊國，一定深感欣慰，所以朕特設此宴爲你送行。”此話意在寬慰思摩、讓思摩放心回突厥做可汗，思摩對皇帝此言此行感動不已，向皇帝舉觴敬酒，並承諾“子孫世世事唐”，於此，皇帝此宴飲的目的便達到了拉攏新民族勢力，抵抗勢力強大的薛延陀部族，爲唐朝邊疆的穩固打下了堅實基礎。
同時思摩的“酒”也發揮了承諾性的作用，最終達成共識，思摩“拜受冊”，唐朝與突厥成功聯合共同抵抗薛延陀，薛延陀因此遭受大唐沉重的打擊，致使唐朝北部邊境保持多年安定局面。二、酒促進民族間糧食流通
二、“胡人”飲食結構的變化
1.酒類貿易
唐人所釀之酒大部分是需要麴櫱的，每年三月份耕種，九月份就可以糧食收成。農民們不僅種植農作物，還用其磨粉釀酒，可知糧食產量不低。
同時，農作物是三月種九月收，隱含之意是他們所種的一年二季的農作物，如此更能增加糧食的收成產量。據史料記載，回紇人嗜酒，但不做酒，他們日常飲酒只能仰靠從唐朝輸入。
回紇是由鐵勒部落組成的，所以爲了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酒水自釀問題，鐵勒部請求唐皇帝給予政策上、經濟上的支持與援助，以謀求更長遠的發展。於是太宗除“令外廚給酒餚”於鐵勒部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員外，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幫助鐵勒部共同出謀劃策，根據他們生產生活的方式，所建之處需具有依山傍水的優勢，此外還建立了68所驛站，“各有羣馬、酒肉以供過使”。
更甚者，還取消了每年需要向大唐上繳的賦稅，只需每年朝貢貂皮便可。吐蕃作爲唐朝強大的民族，其統治的敦煌地區按照自身統治政策對該地區酒戶、官坊、寺院所需用酒進行管理，由當地倉曹負責發放一定數量的糧食和酒麴來造酒，每年所消耗一定數量的糧食，都需要經過審查批准纔可以用來釀酒，可見所耗費糧食數量之大。
2.宣宗中興
由於吐蕃氣候條件、地理環境惡劣，糧食收入極不穩定，於是吐蕃每年都會在麥熟之季來唐邊境搶奪百姓糧食，邊境百姓稱此處爲“吐蕃麥莊”。安史之亂後，吐蕃佔據了河西等部分地區，宣宗皇帝最終以“邊耕邊戰”的形式收回了被佔領的地區，重振大國雄威，這便是發生在晚唐時期著名歷史事件——“河隴歸地”。
“兵欲墾田，與民同”成爲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之所以會出現解甲歸田的情形，原因就在於：吐蕃身爲北方民族，“少耕穫”、“物產寡薄”，其統治之下的生產方式自然以遊牧爲主，相對種植糧食較少。
三、酒俗推動社會“胡風”
1.女子陪酒的社會習俗
女子陪酒是唐代極爲普遍的社會現象。《北里志》記載：在京城，從事陪酒職業的女子被稱爲“飲妓”，她們大多是隸屬官府管轄的。凡是遇到官家宴飲、需要出行之時，均需要提供相關的“通行證”，方能自由進出。
這些飲妓，均有一定的學識，她們既然能陪酒，歌舞一定是略知一二的。通過《北里志》中的描述，可以發現，飲妓與教坊中的歌舞伎相類似。逐漸地，陪酒的女子便不再因“妓”與“伎”的不同而刻意區別開來。不管是“陪酒女子”還是歌伎，實際上都是佐酒的且會歌舞表演的女子。
唐代有名的宮廷樂舞，分別是立部伎和坐部伎，她們常在皇帝設酺宴之時鼓吹雅樂，安祿山“見而悅之”，便在攻克長安時，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至洛陽。這其中的“伎”也隸屬於朝廷，由太常管轄，能入太常之伎都是經過精挑細選，不僅傳授她們雅俗之樂，還“給賜其家”。
“伎”是指以歌舞爲生的女子，而“胡伎”指的就是專以歌舞爲職業的“胡人”女子。“胡伎”的職業性質比較偏向於文化藝術性，即使到了明代，“胡伎”在朝廷也是有編制的庶職。戲曲《二進宮》中提到“入宮後，嘗列胡伎二部夾閣迎奏。”杜牧詩中所言的“商女”，實際上就是以賣唱爲生的歌伎。
2.“胡樂”與“胡舞”
由於社會存在女子陪酒的風氣，所以不論是專職歌舞的“伎”，還是賣身的“妓”，還是容貌絕美的“姬”，她們在古代社會拋頭露面，多見於酒宴之中，故而對音樂、歌舞都有所接觸。
同時，由於她們的職業關係，對歌舞的敏感度自然是強於常人的，所以她們這一羣體的人對“胡樂”、“胡舞”的傳播與發展，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唐代的樂舞，幾乎都是西域傳來的，受西域“胡人”文化的影響，故而稱爲“胡樂”、“胡舞”。元代元曲之中的般涉調，要追溯於唐代的“大麴”，而唐代的“大麴”是從西域龜茲傳來的，受胡部樂的影響而成，如此推算之下，“胡樂”對中國的影響可謂深遠。
結語
酒作爲一種物質，催發了當時文人墨客的詩興，而他們又通過詩詞來描述酒，使得酒文化能夠從物質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可以說是唐詩醞釀出的酒文化。加之酒業發展迅速，酒文化便逐漸融入人們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