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諾雷·德·巴爾扎克，法國小說家，外文名Honoré·de Balzac，出生於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去世，被稱爲“現代法國小說之父”。
2020年8月18日，是世界文豪奧諾雷·德·巴爾扎克(1799-1850)逝世170週年。
在巴爾扎克的葬禮上，與之並列爲19世紀文壇“雙子星座”的作家雨果，面對成千上萬名哀悼者慷慨陳詞：“在最偉大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優秀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佼佼者之一。”並作出預言：“巴爾扎克這個名字將長留於我們這一時代，也將流傳於後世的光輝業績之中……”
雨果的預言後來果然成爲現實，巴爾扎克的作品不斷被翻譯和再版，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多達數十部。《歐也妮·葛朗臺》《高老頭》等經典小說，甚至在不同時代被多次翻拍。2021年，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人間喜劇》也即將上映，人們從未把這位偉大的文學先驅遺忘。
奧諾雷·德·巴爾扎克(Honoré·de Balzac，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法國小說家，被稱爲“現代法國小說之父”，生於法國中部圖爾城一箇中產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學校學習。一生創作甚豐，寫出了96部小說，塑造了2472個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稱《人間喜劇》，被譽爲“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作爲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巴爾扎克是一位具有濃郁浪漫情調的“編年史”作家，同時也是一名“充滿激情的夢幻家”(波德萊爾語)。他一方面因個人生活放蕩奢華而負債累累，另一方面又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和博大精深的文學成就，被尊稱爲“現代法國小說之父”，他的《人間喜劇》則被譽爲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年輕時候的巴爾扎克曾許願，“早晚我要發一筆大財，或者搞文學，或者搞政治，或者經商，或者娶一位有錢的寡婦。”毋庸諱言，巴爾扎克身上有着極爲世俗的一面，他一生都做着天馬行空的發財夢，曾多次投身商業活動，卻始終與鉅富的人生失之交臂。
他本人及其文學創作都是巴黎的產物，紙醉金迷的巴黎爲他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和靈感源泉——而只有當他通過“點石成金手”將發財夢轉化成熱賣的小說時，他纔算真正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文學“金礦”。謹以此文，紀念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
1829年，在第一部以真名發表的小說《朱安黨人》中，巴爾扎克(1799-1850)借小說人物之口感慨道：“小室的牆上伸出許多古怪的隆起部分，全是多熱蒙親自拿一袋袋金子築成的。這些金子是他的命根子!每逢來到這裏，他就像被埋在金礦裏一般，處於一種陶醉狀態之中。”——這一種“埋在金礦裏”的“陶醉狀態”也是巴爾扎克本人畢生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儘管在現實中他的這一夢想從未能夠實現。
1 巴爾扎克的“黃金夢”：棄文從商卻債務纏身
巴爾扎克的“黃金夢”跟他的家庭背景息息相關：他的父親是農民出身，憑藉個人奮鬥做到市參議員;他的母親出生於巴黎馬雷(直譯“沼澤”)區富商家庭，是一位銀行家的女兒。1816年大學畢業後他不願當律師，遭到父母強烈反對。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兩年之內，父母供應他每月120法郎生活費;兩年後如果創作不成功，他仍須迴歸父親友人開設的律師事務所。於是，巴爾扎克在巴黎的窮人區租住一間閣樓，每天只能靠三個蘇(蘇是當時法國輔幣，相當於1/20法郎)的牛奶麪包果腹。兩年後，他的五幕詩劇《克倫威爾》以失敗告終，父母無情中止了經濟資助。但頑強的巴爾扎克沒有妥協，而是選擇寫作爲職業，期盼有朝一日能成爲“文學的拿破崙”。
白天，他專注於閱讀和寫作;夜晚，他時常漫步在塞納河左岸，混跡於工人中間——“當我傾聽這些人談話的時候，我能體驗到他們的生活，我感覺自己身上穿的是他們襤褸的衣衫，腳下蹬的是他們的破皮靴，他們的願望、他們的需要都進入了我的靈魂，或者說我的靈魂附到了他們身上。”若干年後，他將這一經歷寫進嘲諷“嗜金症”的小說《法西諾·卡訥》(1836)。在此期間，巴黎一幫文學青年模仿18世紀末倫敦“格拉布街”文人設立文學作坊，爲書商炮製流行小說。爲了擺脫經濟上對父母的依賴，巴爾扎克也加入其中——像與“魔鬼”訂立契約的浮士德，他期望通過“賣文”實現人生抱負。
巴爾扎克像
從1820到1825年，巴爾扎克以各種筆名參與或獨立創作了十多部通俗小說。生計問題雖然暫時解決，但藝術家的良知卻讓他飽受煎熬。他知道這類粗製濫造的“商品”，絕不會帶來他所期盼的榮譽。他把這些作品稱作“文學垃圾”、“文學粗飼料”，成名之後乾脆拒不承認上述作品乃是出自他的手筆。同時，爲了進一步鞏固經濟基礎，徹底擺脫爲金錢而寫作的煩惱，他決定退出小作坊，正式投身商海。
巴爾扎克的第一個商業項目，是與書商合作出版袖珍版《拉封丹全集》。在籌集足夠資金後，雄心勃勃的大作家將首印數定在5000冊，絲毫沒有考慮市場需求。《拉封丹全集》銷路不佳，合夥人見勢不妙，趕緊抽身退股，剩下巴爾扎克獨立支撐。不巧的是，此時他又遭遇另一名無良書商，開出高價將滯銷書悉數盤走，支付給他的卻是無法兌現的破產商號的期票。爲了彌補損失，巴爾扎克決意追加投資收購一所印刷廠，繼續印刷出版《莫里哀全集》《高乃依全集》《拉辛全集》——以及他本人的作品。1826年，巴爾扎克的印刷廠在巴黎馬雷區的一條小巷中正式開業，但生意清淡，收入微薄，於是次年，這位富於想象力的“老闆”又追加資本再次擴大規模，成立將鑄字、印刷、出版各環節組成一條生產鏈的印刷公司。
平心而論，由於遺傳基因和家庭薰陶，巴爾扎克的商業眼光是一流水準，(印刷業在當時屬於朝陽產業)然而他缺乏商海實戰的技能：既不懂覈算成本，又不會節約開支，更不曾下功夫去研究經商這門學問。儘管他“不得不和紙張油墨打交道、看校樣、整理單據”，可是他的思想卻總在想象中的世界翱翔，心不在焉——總有各種各樣的事情讓他分心，比如當時他正爲拿破崙帝國一位將軍遺孀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撰寫《回憶錄》——膜拜貴族(及其夫人)是巴爾扎克一生之痛，爲此他不惜僞造檔案，在自家姓氏前硬生生加上“德”字，日後在文學圈傳爲笑談。
不僅於此，他總是習慣於提前消費想象中的利潤(主要用於個人揮霍享受);而面對書商欠他的債務，則漫不經心地同意對方以積壓的書籍作抵償。在這樣一種“佛系”管理之下，公司的債務如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更要命的是，早在他出版發行插圖精美的《莫里哀全集》之時，當地書商便聯合一致抵制這位未來的同行，袖手旁觀等待他破產清算，然後可以從容收購他的資產。果不其然，三年之後，由於資不抵債，巴爾扎克被迫賤賣他的“一條龍”企業，蒙受極大的經濟損失。債主將他包圍，走投無路的巴爾扎克只好逃到朋友家暫避風頭。
巴爾扎克手稿
商場打拼數年，巴爾扎克不但分文未得，反而欠下父母親友近十萬法郎的鉅額債務，終身不得解脫——這一經歷似乎告誡人們，幹事業光有滿腔激情是不夠的，許多時候“選擇比努力更重要”，“我們可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但一定要知道自己不能做什麼”。當然，從另一方面看，這一段失敗的經歷也成爲他終身享用不盡的“財富”——日後，在《幻滅》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夏娃和大衛》(1843)中，那位可憐的具有發明天賦的印刷商所遭遇的種種不幸，巴爾扎克無不一一“身親歷之”。
由於出版銷路不暢，很長一段時間，他維持公司經營唯一的辦法是借新債還舊債。正是在此過程中，他熟悉了巴黎放債人的種種勾當。他甚至也曾因欠債逾期無法歸還而鋃鐺入獄，飽嘗鐵窗之苦。他被迫東躲西藏，轉移住所，或是讓信件投遞到錯誤的地址。他和債務生活在一起，就像和取之不竭的生活源泉生活在一起。而所有這些資源，最終都轉化爲創作的素材——彷彿同時代的美國思想家愛默生將他的日記稱爲“儲蓄銀行”(Savings Bank)，其中隱埋着無數的寶藏。
2 文學裏的“金錢王國”：對各色各樣的貪婪作出透徹研究
“負債爲了投資，這就是資本時代。”19世紀初，正值法國從手工業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時期。資本時代的大幕已徐徐打開，與資本運作關係最爲緊密的商業與銀行業是法國社會的兩大支柱。信貸從這時起，也成爲商業與銀行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
作爲一個偉大時代的記錄者，巴爾扎克對這一題材極爲敏感。莫洛亞在《巴爾扎克傳》中曾評價說：“在《人間喜劇》裏，金錢，謀財的手段、嫁妝、遺產、交易、銀行、高利貸、篡改遺囑、巧取豪奪的比重同愛情一樣多，甚至還要多。……有兩個因素決定了萬能的金錢在他的作品中充當首要角色，即作者本人和他的時代。”從《驢皮記》(1830)等早期作品開始，信用法則便在他的小說中一再顯現，在《賽查·皮羅多盛衰記》(1837)中商業法則及其運用更是達於頂峯——巴爾扎克本人一向對金錢、權力和女人着魔，熱衷於這種“神聖的三位一體”，而現實的素材經過他的“點金手”巧妙摹畫，乃成爲當之無愧的法國社會的“《百科全書》”。
以《高利貸者》(1830)《歐也妮·葛朗臺》(1833)以及《紐沁根銀行》(1838)三部作品爲例。波旁王朝復辟後，貴族雖然恢復了“古舊門第”，掌握了國家政權，但是經濟命脈卻操縱在大大小小的金融資產者手裏。他們不僅控制了銀行、商界、政府信用部門，而且控制着法律、政治和社會風俗，成爲“無人知曉的國王”和人們“命運的主宰”，以至於整個巴黎的工商業都要放在他們的“天平”上稱量，而後方能確定價值幾何。
《高利貸者》中主人公高布賽克主要的剝削方式是放債，通過五至五十分的高額利息盤剝借債人。他及其同夥組成一個操控巴黎經濟的無形“裁判所”，其威權猶如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與之相較，葛朗臺兼高利貸資本、土地資本、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於一身，其生財之道令高布賽克望塵莫及——葛朗臺富可敵國，但生性吝嗇，他“愛金子就像愛自己的生命”。
然而，葛朗臺守財奴式的精明狡猾比起銀行家紐沁根又要稍遜一籌。紐沁根是深謀遠慮的陰謀家、政治家兼金融家，他數次使用銀行停止支付的辦法獲取鉅額財富。他的發家手段包括但不限於資金的騰挪週轉，製造假象，散佈謠言……最終在資本市場股票、公債的漲落中收割韭菜，牟取暴利。照普魯斯特在《駁聖伯夫》一書中的說法，巴爾扎克筆下反面人物的形象無不栩栩如生(正面形象往往平淡無奇)，乃是源於他慘痛的生活閱歷和教訓。
1994版電影《歐也妮·葛朗臺》海報
在《賽查·皮羅多盛衰記》一書中，信用法則及其敘事佔據了核心地位。在商業鼎盛期過後，由於既無法收回投資，又融資無門，皮羅多陷入資金週轉的困境，被迫宣告破產。小說主人公皮羅多，面對的是個體與法國信貸系統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根本無法化解，主人公最後也被逼上絕境，只能一死了之。城市小資產階級皮羅多所遭遇的困境，在廣大的法國農村其實更爲常見。大革命之前，農民普遍遭受封建領主的剝削;大革命之後，由於貴族領主的經濟力量被削弱，高利貸資本家在鄉村經濟戰場上一舉佔據上風，“他們用小額信貸來剝削農民，並且使農民成爲靠他們過活的人。”
作爲巴爾扎克文學生涯96部作品中唯一一部以農村爲題材的小說，《農民》(1844)一書對這一高利貸債務系統中農民遭遇的刻畫(就像“蟲子夾在錘子和鐵砧之間一樣”)曾引起馬克思的高度重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多次將《農民》作爲論據，揭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向非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擴張及其對農業農村所造成的危害。
衆所周知，巴爾扎克處於“信貸是商業的靈魂”的時代，他對信貸和商業書寫的持久興趣，以及獨特的表現手法與他的親身經歷有關。由於母親出身於銀行世家，其親友多爲巴黎馬雷區的商人，從小的耳濡目染使巴爾扎克對這個行業的運作相當熟悉。唯其如此，像18世紀致力於法國金融改革的銀行家約翰·勞一樣，巴爾扎克對資本逐利導致的盲目投資現象頗爲擔憂，他認爲金融業應向生產企業傾斜，爲具有創新精神的工商業服務——這一理念在當下仍具警示作用。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說：“巴爾扎克的小說和《共產黨宣言》，從二者的啓蒙作用看，在某種程度上是相近的。”——他們的目的，不僅是要解釋世界，而且要改造這個世界。
爲了宣傳他的思想學說，巴爾扎克於1840年與友人創辦《巴黎評論》——這是一份每期125頁的文學與政治月刊——他在雜誌第三期(也是最後一期)上發表長文《論工人》，痛斥“金錢王國”的亂象叢生：“當一個國家到了眼裏只有金錢的地步(‘選舉、政治權利統統建立在金錢之上：你有沒有繳納稅金?’)，當‘與利潤這種反社會運動相對立的任何道德力量’均不存在時，人們便可以明白‘工人的騷亂’何以發生。”
在擁護波旁王朝的奧爾良主義體制中，政府禁止自己充當僱主和工人之間的調停人，但沒有禁止自己“炮擊聚集在街頭和在街頭從事犯罪活動的羣衆”的權力。巴爾扎克尖銳地指出：“當一個政府動用兵力去對付羣衆時，有錯的並非羣衆。在任何情況下，皆錯在政府，甚至在政府是獲勝者時亦是如此。”《巴黎評論》總共出刊三期——一方面由於言論尺度過大，隨時有被政府查封的危險;另一方面更是因爲經營不善導致的賬面虧空(雜誌訂戶只有區區300名，而根據成本覈算，至少要有2000戶才能維持生存)，於是被迫停刊。
像馬克思一樣，儘管終身不免爲金錢所困，但巴爾扎克總能洞悉其本質，正如他在文章裏所說，資本所到之處，地球幾乎變成“一部金錢開動的機器”了。而金錢帶來的人性的扭曲，也爲巴爾扎克提供了無盡的題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一個腳註中寫道：巴爾扎克“對各色各樣的貪婪做了透徹的研究”，這種對性格、貪慾的各種“細微差別”的細心態度，使巴爾扎克創造出來的不是一些抽象程式的臉譜化人物，而是一系列具體生動同時又是社會“典型的”性格。
換言之，他憑一己之力，創造出一個包含2400位栩栩如生人物形象的文學世界。在致恩格斯的一封書信中，馬克思建議老友去讀一讀巴爾扎克的短篇《不出名的傑作》和《言歸於好的麥爾摩特》，並宣稱“這兩本小杰作充滿了值得玩味的諷刺”。馬克思將巴爾扎克和塞萬提斯並列在西歐“所有小說家”之上，並曾一度下決心研究《人間喜劇》，可惜時間迫促，未能如願。
3 《人間喜劇》的藝術寶藏：“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
與馬克思的看法一致，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對巴爾扎克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巴爾扎克，我認爲他是比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左拉都要偉大得多的現實主義大師……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面(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在恩格斯看來，一切“經濟細節方面”的知識，紙上得來終覺淺，必須要像巴爾扎克一樣“踐行”之後，才能變爲真正有用的知識。
以金錢對藝術的“毒害”爲例，巴爾扎克對此無疑有切膚之痛。他的鴻篇鉅製《幻滅》三部曲(1837-1843)，刻畫了作者與出版商之間既爾虞我詐又狼狽爲奸的經典場面。書中的出版商道利阿因爲詩集銷路不暢，拒絕出版詩人呂西安的《長生菊》，並且聲稱作爲出版商，“我是做大生意的”，詩集“沒有什麼賺頭，犯不上花錢推廣”。滿腹經綸的呂西安處處碰壁，正如小說中一位熟稔文壇內幕的記者所說：“當今的作家對待新人，比最粗暴的出版商更蠻橫、更冷酷。”
當然，在出版商和書店老闆眼裏，不單單詩集是平常的商品，報紙也不過是用來“販賣思想的妓院”——報刊文章“只有拿稿費去衡量他的價值”。日後改行當記者的呂西安，所寫的無非是一些庸俗的馬屁文章，以及迎合低級趣味的無聊小品，卻大獲成功——其奧祕就在於他爲老闆帶來了金錢和“利潤”。巴爾扎克據此評價說，“文學事業原來有着一副惡俗的生意麪孔。”崇拜巴爾扎克的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由此發明“拜金藝術”(Mammonart)一詞，小說家厄普頓·辛克萊還爲此寫過一篇題爲《拜金主義》(1925)的文藝評論，其題旨便是巴爾扎克的名言：“荷馬……與繆斯姘居共處。”
根據巴爾扎克小說改編的電影《人間喜劇：朗熱公爵夫人》(1995)劇照
巴爾扎克(與福樓拜一道)被譽爲“現實主義大師”，他對現實主義文學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對典型人物形象和社會風俗的細緻刻畫，並表現出人物性格在社會環境中的變化和發展。他在《人間喜劇》中所塑造的高老頭、葛朗臺、高布賽克、拉斯蒂涅、呂西安、貝姨、伏脫冷等經典形象，已經成爲文學史的樣板(這些人物雖然都很“典型”，卻並不像狄更斯筆下的人物一樣僵化)，對日後歐美乃至世界範圍內現實主義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巴爾扎克本人對現實主義理論進行了深入探索。他認爲小說家必須面向現實生活，使自己成爲當代社會的風俗史家;同時他又認爲小說家的任務不僅在於描寫社會現象，還必須闡明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在塑造人物的問題上，他堅信作家的使命在於創造典型，使典型個性化、個性典型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評價他的《人間喜劇》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的勝利”，“給我們提供了一部法國社會，特別是巴黎上流社會的卓越的現實主義歷史”，在表現手法上，“除了細節真實外，還更真實地再現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人物再現手法是巴爾扎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人物再現有多種形式：一是小說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覆出現，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出現過二三十次，在多部小說中反映他們的不同經歷，最後構成這個人物的完整形象;二是並列出同一階層人物的代表，或把小說人物的性格作對比，而這些人物都是在不同的小說中出現的。
據傳記作家考證，巴爾扎克的“人物再現法”受到美國小說家庫珀的啓發——庫珀用“皮襪子”串聯五部小說集結而成《皮襪子故事集》，在市場大獲成功。於是巴爾扎克調整思路，將計劃中137部小說的近三千名人物形象進行統籌安排，並將此前小說中一些人物加以系統化。如此一來，他便可以“編年史的方式”立體地呈現巴黎和外省的公共及私人生活場景。正如19世紀法國著名文學批評家泰納所言：“真正使他成爲哲學家，而且超乎一切偉大藝術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連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連接，同一個人物重複出現，而彼此關聯……從來沒有藝術家聚積了這麼多的光輝於其所要描寫的人物，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完美……”
毋庸置疑，通過宏大深邃的視野和精細入微的刻畫，巴爾扎克的創作爲小說這一體裁開闢了一個新天地，並使得小說獲得了空前的表現力。在此之前，法國小說一直未能完全擺脫故事(以及羅曼司)的格局，題材內容和藝術表現力都有相當的侷限性。而巴爾扎克不僅拓展了小說的藝術空間，同時也擴大了文學的題材，使得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貌似與文學格格不入的東西都能得以描繪。
作爲藝術品，他筆下的各類小說或許不夠精緻，但氣魄宏偉，生氣勃勃，和它們所揭示的生活一樣豐富多彩，同時又比現實生活更加集中、凝練和強烈。此外，他還借鑑了其他文學題材的特點，將戲劇、史詩、繪畫、雕塑等多種藝術形式融入小說創作中，使小說成爲文學殿堂的瑰寶。正如文學評論家所說，在他之前，小說一般歸爲通俗文學(悲劇纔是高雅文學)，是巴爾扎克“使它登上了大雅之堂，並上升爲主流文學”。
巴爾扎克在法國文學界享有崇高地位，與雨果並稱爲19世紀文壇“雙子星座”。巴爾扎克彌留之際，曾對前來探望的雨果宣稱，他此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未能如願完成《人間喜劇》。在巴爾扎克的葬禮上，面對成千上萬名哀悼者，他的同行兼好友雨果慷慨陳詞：“在最偉大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優秀的人物中間，巴爾扎克是佼佼者之一。”並且做出預言：“巴爾扎克這個名字將長留於我們這一時代，也將流傳於後世的光輝業績之中……”
4 取之不盡的文學“金礦”：靠天才的靈感與文學激情鑄就
表面上痛恨金錢，骨子裏卻夢想發財，這是中產階級的巴爾扎克“庸俗性”的體現。勃蘭兌斯在系列叢書《19世紀文學主流》第五分冊《法國的浪漫派》一書中，以詩人戈蒂耶(1811-1873)的口吻，對巴爾扎克的“商人夢”進行了絕妙的嘲諷：因爲沒能按時叫醒這位大作家，“我害得他損失了一萬法郎，因爲要是他早些醒來的話，他會構思一部小說，那部小說本該賺到那麼多錢……我使他錯過了同金融巨頭、出版商人、公爵夫人的約會;他將沒法償還到期債務;這次要命的睡眠簡直破費了他幾百萬……”而戈蒂耶之所以不忍擾其清夢，乃是因爲他深知巴爾扎克爲完成《人間喜劇》龐大的創作計劃，不得不夜以繼日地連續工作，時間長達二十年。
傳記電影《巴爾扎克激情的一生》(1999)中的巴爾扎克
巴爾扎克通常每晚6點上牀，半夜12點起牀，一口氣工作16個小時，只有在早上7點時沐浴更衣並稍作休息(這也是出版商來取稿件的時間)。他平均每三天用掉一瓶墨水，更換十個筆尖，可見用力之勤。在不受外界干擾的情況下，他文思泉涌，每天至少完成手稿近20頁。有時候進入“瘋魔”狀態，則產出更爲驚人：數十萬字的《高老頭》，三天之內一氣呵成——由於嚴重缺少睡眠，導致他不得不飲用大量咖啡來提振精神，並最終損毀了健康。在這一點上，正如他的一位競爭對手所言：“巴爾扎克活在五萬杯咖啡上，也死在五萬杯咖啡上。”
巴爾扎克之所以如此忘我地投入工作，除了天才的靈感勃發，更主要的還是源於償債的壓力。爲了討好每一任情婦，他不惜花費重金，購置寶馬香車，裝修豪宅別墅——而他動用的往往是出版商的預付稿酬。值得一提的是，儘管面對巨大的經濟壓力，他在寫作方面卻一向精益求精，不肯絲毫懈怠。他的每一部作品，少則修改幾遍，多則十幾遍，其中大部分是將清樣推倒重來——據說稿酬相當一部分由此又重新迴流入印刷商的口袋——使得他的發財夢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他的最後一任情婦漢斯卡伯爵夫人，之所以遲遲不願答應他的求婚，正是出於對他鉅額債務的擔心(1850年二人成婚，5個月後巴爾扎克去世)。
位於巴黎拉雪茲公墓裏的巴爾扎克墓
據勃蘭兌斯考證，這位沉迷於夢幻的大作家平生最瘋狂的發財夢，是1837年他在熱那亞時曾計劃開發羅馬人銀礦舊址提煉純銀。爲此他不惜花費寶貴時間，長途跋涉到撒丁島察看礦苗。礦藏的實際情況和他的預期一模一樣;可是當他向都靈當局申請開礦許可時，他才猛然發覺那位熱那亞朋友已捷足先登，搶先註冊了採礦的專利權(後搖身一變成爲鉅富)。他爲此懊惱不已，但毫無疑問，這樁“風險投資”被扼殺在搖籃之中，於他而言或許是一件幸事——照傳記作家的說法，巴爾扎克宛如傳說中具有“通天神眼”的人物，似乎本能地知道財富埋藏的地點，但唯一遺憾的，是他缺少傳說中希臘國王彌達斯(Midas)的金手指!
巴爾扎克1848年8月31日寫給保羅·蓋維爾的信件，信的大致內容爲巴爾扎克請蓋維爾爲持有此信件的人引薦
當初爲了獲得經濟獨立，年輕的巴爾扎克毅然投身商海，直至晚年仍未放棄他的發財夢想。然而，事實證明，巴爾扎克根本不諳商業王國的實際運作手段，卻只擅長於各種異想天開的文學想象。終其一生，這位“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其實是一名“充滿激情的夢幻家”(波德萊爾語)：巴爾扎克本人及其文學創作都是巴黎的產物，紙醉金迷的巴黎爲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素材和靈感——而只有當他將天馬行空的發財夢，通過點石成金的“葵花手”轉化成市場熱賣的小說時，他才找到了真正的“金礦”。《人間喜劇》便是這一座取之不竭、永垂不朽的文學“金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