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大火指的是1666年發生的特大火災事件，是英國倫敦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火災，正面作用是切斷了倫敦的鼠疫問題，發生時間1666年9月2日～5日。
簡介
1666年倫敦城發生了建城以來最爲嚴重的火災，這次火災的發生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因素。隨着城市經濟的發展，倫敦人口日益增長，大火前達到50萬，但與此同時，伊麗莎白時代和斯圖亞特王朝早期都採取了限制倫敦城市擴張政策，由此導致居民居住條件惡劣，許多人擠在一套狹小的房屋裏。此外，街道狹窄，亂搭亂建，污水橫流，建築以木結構爲主，易燃易爆物品的無序存放，都導致了嚴重安全隱患，由此而引發了1666年倫敦城大火。
倫敦大火的局部畫作
倫敦城區的擴張與生活環境
倫敦，不列顛最大的城市，最早由羅馬人建立於公元50年，羅馬人曾在倫敦修築城牆，城牆內的部分後被稱爲倫敦城。經過7國時代和諾曼征服後的緩慢發展，到1300年時倫敦城的範圍仍然僅限於羅馬城牆之內。14世紀黑死病席捲不列顛，倫敦也未能倖免，損失了大量人口。約翰·斯科菲爾德認爲：“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在中世紀時期有兩個非常重要的醫學問題：麻風病和鼠疫。”
黑死病是中世紀歐洲最具有破壞性的鼠疫，“羅斯瑪麗·霍羅克斯對英格蘭第一次瘟疫爆發後的死亡率進行了最現代的估計，認爲在40%到55%之間———可能的平均死亡率約爲47%或48%。換句話說，大約有一半的英國人死於黑死病。”14世紀黑死病之後，城市發展速度大爲減緩。但隨着經濟的逐漸發展和海外貿易的興盛，到伊麗莎白時代倫敦城已經開始變得擁擠不堪。“16世紀中期時倫敦的規模在歐洲排名第6，與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相比，它小得多，與威尼斯(排名第2)或巴黎(排名第3)也小很多。”但是50年之後一切都已經發生了改變，1600年時倫敦僅次於那不勒斯和巴黎，但其仍然在發展，1666年大火後的重建爲倫敦發展提供了新動力，使倫敦的發展再上了一個新臺階，正如傑里米·博爾頓所說：“到17世紀末，它是歐洲最大的城市，容納了大約50萬人口。”
在中世紀早期的英國，城鎮與鄉村的界限並不是特別明晰，尤其是經過大規模的墾殖運動之後，出現了許多新墾區、新市鎮，其農業色彩非常濃厚，正如《簡明不列顛經濟史》所載：“當里士滿的亨利在博斯沃斯戰場獲得勝利的時候，不列顛還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爲主的國家，所有那些較小的城市都充滿了農村風味，其大部分居民仍然依靠城鎮田地的產品生活。”在1444年的時候，一份倫敦市民請願書抱怨說：“天鵝、家鵝、蒼鷲、母羊和其他家禽，他們的排泄物發出惡臭，如此強烈刺鼻的味道長期以來造成非常嚴重的污染，威脅人們的生活。”
在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劇烈的社會變動中，倫敦除了城市範圍劇烈的擴張外，城市環境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依舊擁擠、髒亂。T.F.雷德威寫道：“(17世紀)大多數小商販都是在街道上進行販賣，由於市場不夠大，有時候就像是肉類市場一樣……隨着城市的發展，城市的溢流越來越嚴重，市場上的街道也越來越擁擠。隨着馬車使用的增多使這一切變得更加讓人難以忍受……農村人帶着來到城市，也被迫站在街道上。”在貧民居住的街道上，情況更爲糟糕，條件更爲惡劣，“黑暗、乏味、恐怖、不衛生的、狹窄、骯髒的小巷，一路上腳上會沾滿泥。”
隨着社會轉型的快速推進，人口還在不斷流入倫敦，擁擠而雜亂的倫敦顯得越來越不合時宜，而且由於生活環境的惡劣，倫敦經常發生大範圍的疾病，在火災發生的前一年，即1665年倫敦爆發了大規模鼠疫，大量人口死於這場瘟疫。
倫敦經濟發展與王室政策限制
16、17世紀是英國對外貿易飛速發展時期，隨着新航路的開闢，海外貿易日益興盛，歐洲商業中心開始從地中海區域轉向大西洋沿岸，英國憑藉其優越而獨特的地理位置，獲得了豐厚的貿易收入，也引起了社會形態的變動，倫敦作爲其首都也不例外，城市形態迅速擴大。
詹姆斯·E·萬斯認爲：“拓展貿易領域來改變城市形態有兩種方式。首先，爲了增加貿易量，必須擴大必要的貿易設施……第二，要佔據優勢地位，交通便利被認爲是關鍵的因素。”
倫敦位於泰晤士河下游地區，距離大海距離很近，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十分方便，自新航路開闢以來，倫敦一直充當着國際貿易的橋頭堡，據統計：“(伊麗莎白時代)海關收入的一半是在倫敦收取的;南安普敦貢獻了9%;紐卡斯爾5%;布裏斯托爾3%;”“正如人們所預料的那樣，倫敦的貿易範圍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大幅度增長，1628年時大約有352種貨物從倫敦運往54個不同的港口。”
隨着倫敦貿易日益增長，涌入倫敦的人也越來越多，正如約翰·斯科菲爾德所說的：“17世紀上半葉，倫敦人口大量增長，從1600年的大約二十萬人增加到1650年的45萬人，政府在巷尾和花園中與建造公寓的窮人進行了一場失敗的鬥爭，郊區延伸到了田地裏，城市過度擁擠。伊麗莎白和斯圖亞特王朝都試圖通過禁止建造新建築和細分現有建築來遏制倫敦的擴張。”
伴隨着城市人口大量增長，其帶來的後果一般是城市範圍的不斷擴大，城市周邊的郊區日益融入城市併成爲城市一部分，但伊麗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卻選擇了限制倫敦城市發展，不讓其向外部擴張，這樣一來倫敦愈發擁擠，城市建設愈發無序。伊麗莎白一世在1580年的一份聲明中說道：“尊敬的女王陛下知曉倫敦城及其郊區的現狀，因此她限制了倫敦的日益膨脹，而這種膨脹是由於大規模的居民人口而造成的。”
此外，這份聲明還提到，“以女王的名義，責令並嚴格要求所有人都必須終止或避免在倫敦城內三英里內建造新房來爲任何人提供住宿。”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並不是全面禁止在倫敦城內新建房屋，得到王室允許的人還是可以在城內修建住房，但這類人主要是中產階級或者貴族，對佔倫敦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人而言是不允許修建的。斯圖亞特王朝早期也採取和伊麗莎白時代類似的限制措施，但效果並不明顯，反而導致倫敦向着更加無序方向發展。
倫敦城區的街道與建築
1599年曾在英國旅行的托馬斯·普拉特稱讚倫敦說：“倫敦是英國的首都，比其他的英國城鎮都要優越。倫敦不是在英國，而是英國在倫敦。在倫敦和倫敦周圍可以看到英國人最輝煌的一面。”但是他只看到了倫敦輝煌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倫敦的背面，沒有看到絕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和居住條件。
詹姆斯.E.萬斯說：“這些城鎮已經擴展成爲商業城市並且成爲了很糟糕的住宅區，是所謂的‘不合理的分佈，房屋一座緊挨着一座’，一般‘僅僅是一個木板結構的簡易房就構造成了他們晃動的框架’。”W.G.貝爾在《1666年倫敦大火》中寫道：“塗上黑色的樹脂能防水，這些就是倫敦數以千計的貧民居住的地方……即使是這樣的住處也很欠缺，數千的貧民被迫尋找地下避難所。再有一些貧民被迫成羣居住在房屋下，那些房子隨時可能變成廢墟，需要及時的維修。”如此惡劣的生存條件，正是當時倫敦絕大多數底層貧民的日常生活寫照，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隱患，一個火星足以釀成嚴重事故。
而且歷史上，倫敦也發生過多次火災，都造成了非常慘痛的代價，尤以1666年的大火災最爲嚴重。根據約翰·斯科菲爾德的記載，使今天的研究者有幸詳細瞭解到了1666年火災最初發生地布丁街的一些情況，據記載：“特雷斯韋爾提供了一套在布丁街的房子的結構圖，或者說是一套房子的幾個房子，這套小房子住了4個租戶，木結構的樓房高達三層，有閣樓和小巷。難怪火勢蔓延得如此之快。”由布丁街房屋條件可知，這裏不是最貧窮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但是這裏的房子也和大多數房屋一樣相互之間也是捱得很近，人口密度非常大。就在如此擁擠、狹窄的街道上，還有一些人不顧公共利益，私自搭建房屋。W.G.貝爾記載：“帕特諾斯特街的綢緞商，事實上是一個到處開店的店主，他的貿易是在室內進行的。有時，他會在街道建造小棚屋，但是他並沒有展現給別人看，因爲他不希望被別人看到他的商品”而且沃爾特·貝桑特在《倫敦史》中描寫道：“(布丁街)四周都是堆滿了油、酒、焦油和各種易燃物品的倉庫。”
隨着倫敦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口流入了倫敦，但與此同時，本應隨着城市經濟繁榮而逐漸擴大的城市卻因王室政策的約束，限制了倫敦城市的擴張，導致城區人口密度日益增大，衛生條件和居住條件髒亂不堪，1665年大規模爆發的倫敦鼠疫就是其結果之一，而且人們在街道上肆意搭建房屋，將原本狹窄的街道變得更加難以通行。
從多個方面考察倫敦建設情況，都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這樣的城市狀況不適宜倫敦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倫敦這樣一座中世紀城市與近代早期經濟迅速發展的步伐不相一致，對於倫敦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
結語
本文從城市人口、城市環境、城市建設等方面考察了1666年大火前倫敦城的概況，從中可以看出，倫敦城濃厚的中世紀城鎮色彩與人們印象中的現代化城市相距甚遠，城市人口擁擠，街道狹窄，污水橫流，房屋建築以木質結構爲主，而且建築質量不高，而這一切都爲1666年的火災埋下了隱患。
1666年倫敦城大火雖說代價是慘痛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火災使倫敦城迎來了發展機遇，火災燒燬了13200間房屋，倫敦城的六分之五都變爲一片廢墟，但是換個角度來看，這場火災消滅了困擾倫敦已久的鼠疫，從此倫敦不再受鼠疫威脅;而且大火使狹窄、擁擠的街道消失了，重建中對倫敦街道的寬度都做出了詳細規定;破敗的、搖搖欲墜的窮人的木板房也在火焰的吞噬下不見了，轉而迎來了以磚石爲主的更堅固、防火的建築。
研究火災前倫敦城市概況，有助於接下來研究1666年大火發生時的情況以及災後重建的各項措施，在重建過程中議會頒佈了《重建法案》，裏面的種種措施皆是依據災前倫敦城的各項現實狀況及其發展瓶頸所擬定的。可以說，1666年倫敦火災用巨大的代價將這座城市從中世紀推入了現代社會，1666年是倫敦城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節點，此後，倫敦城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