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點一
這次劉裕一生中唯一的重大失敗，也給後人留下了兩個永遠爭論不休的話題：一、劉裕發起第二次北伐的主要動機何在?二、假如劉穆之不死，劉裕有統一中國的機會嗎?
自從崔浩將劉裕比作晉室的曹操開始，到如今涉及此段歷史的多數文章，對第一個問題的答案都大同小異：劉裕爲了篡位需要提升威望，所以借北伐立威，並無統一天下的雄心。不過，說得人多就代表正確嗎?這個答案果然是無懈可擊嗎?如果我們把眼界放寬一點兒，不要只睜着劉裕一個人的事，用相似的歷史作一下對比，那麼就可以發現，這種說法其實漏洞很大。
劉裕要取司馬家而代之是肯定的，但這和北伐沒有必然聯繫，北伐成功對他建立新朝只是一個有利條件，絕非必要條件。假如劉裕的目的僅僅是一個皇位，那他完全用不着發動這次戰爭。
在北伐後秦之前，劉裕已經對內平定桓玄與孫恩、盧循之亂，相當於兩挽東晉這座危樓於既倒，對外則攻滅了南燕和譙蜀兩國，並曾用外交手段就收復十三郡領土。這樣的武勳實際上已超過了當年代魏的司馬氏祖孫(即使把篡位前司馬氏四代老闆的戰績加起來，對內也沒有可與劉裕相提並論的功勳，平定淮南三叛性質上僅與劉裕擺平劉毅和司馬休之差不多，而對外也只滅掉了一個蜀漢)。
再看看劉裕之後，無論是南朝的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或是北朝的高歡、宇文泰、楊堅，論武功均不能望伐秦前的劉裕項背。
如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推論：既然這麼多道行不如他的篡位同行們，都可以順順當當地改朝換代，憑什麼武功已經凌駕於衆人之上的劉裕就還得再滅一個後秦?
另外從劉裕回師後的具體行止，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二。劉裕東歸後，他的常駐地仍是指揮北伐的戰時大本營彭城，而並非國都建康。他也沒有在其北伐成功，聲望最高的義熙十四年稱帝，而是又等了兩年，那時晉軍已在關中失利，劉裕的聲望已然受損。這些事實也可以說明兩個問題，一、劉裕回來後並沒馬上把改朝換代當成第一要務;二、他要稱帝，其實已不需要更大威望的支持。總之，劉裕回來肯定是要篡位的，但他並不是爲了篡位而回來，就像人吃飯是爲了活着，但活着並不是爲了吃飯一樣。
至於說劉裕不想一統天下，就像說某位窮人白手起家，打拼半輩子創立一家公司，目的只是爲了當老闆，並不想賺錢一樣，你信嗎?對已經是國家實際元首的劉裕而言，假如能夠完成統一，那麼最大的受益人，正是劉裕及其子孫，故而僅從利益的角度來說，他也比那些“渴望統一的廣大人民羣衆”更有掃平列國的動力。
雖然在商戰中，每一個神智正常的公司經營者(少數別有用心的詐騙犯除外)，都是希望盈利的，但並不妨礙年年都有很多家公司虧損以至破產。這道理也很簡單，因爲能不能盈利，並不是由公司老闆個人的想法甚至能力所決定的，要受到裏裏外外很多種因素的制約，經營天下者，業務自然更加複雜，但原理與此類似。那麼假設上天格外眷顧，讓劉裕始終能後顧無憂，放手於北征，他能開創一個統一的王朝嗎?
對於這個問題，北魏崔浩也作出了著名的回答：不能。他提出的理由有兩條，一是劉裕不能“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無法鞏固他佔領的地區;二是由於兵種、地形、氣候等方面的差異，晉軍在華北作戰將是以短擊長，所以劉裕“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北魏軍)爭奪河北”。
這兩條理由有道理嗎?都有。但果然無懈可擊嗎?恐怕不見得。別的不說，就以崔浩服務的北魏帝國爲例：當年拓跋珪稱王於牛川時，它只是塞外一個落後的以遊牧經濟爲主的國家，與中原在經濟、文化和制度上的差異，較之江東與關中，恐怕只大不小，後來擊敗後燕，便成功入主發達富庶的河北之地，並且站穩了腳跟，這一成功，難道靠的是“行塞北之教化於燕趙之地”?
當然，對於複雜的歷史事件不能簡單類比，要研究拓跋珪做到的事劉裕能不能做到，我們不妨仔細審看一下現存的資料，利用一些疑點進行推測，看看劉裕本來打算怎麼做?
劉裕對關中人事安排的一大疑點是：他明明不信任王鎮惡，手下也並非沒有其他將才，爲何還將關中防務這樣的重任交給此人?最常見的解釋，是說王鎮惡在滅秦之戰中功勞最大，所以這次任命屬於論功行賞。
但這種解釋，顯然會在另一個重要人物身上碰釘子，這便是那位論行政職務還在王鎮惡之上的安西長史王修(按兩漢至魏晉的習慣，長史爲掾屬之長，而且後來王鎮惡被殺後，王修未經劉裕批准，就能任命毛修之接任安西司馬之職，也可見一斑)。
令人吃驚的是：這個地位如此重要的王長史，卻在《晉書》、《宋書》、《南史》等史籍中都沒有傳記，我只能確定，他並非出自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這兩大政治豪門，而且就在下所看到的史料而言，在他被任命爲安西長史之前，這個人就沒在史書中露過臉。這就奇怪了，這麼一個要名氣沒名氣，要功績沒功績，要後臺沒後臺的“三無”人員，怎麼就能平地一聲雷，躍居衆多名將謀臣之上?
好在史書在他頭次出場時提供了一點線索：“(劉裕)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人)王修爲長史”[2] ， 京兆，就是晉朝時長安所在的郡名。看出來了吧，王修和王鎮惡之所以讓劉裕選中的共同點在哪兒?提示一下：並非都姓王。
疑點二
值得推敲的另一大疑點是：劉裕爲何只給王鎮惡、沈田子等人留下一萬精兵?不管以哪個標準衡量，要守衛關中故土，一萬人太少了。需知關中周邊，強敵林立，即使不考慮東北面的北魏與西北面的西秦、北涼等潛在敵國，只要出長安北行不過二百里外，就有赫連勃勃的夏國軍隊。
參考夏國以前的戰爭經歷，赫連勃勃能夠動員的兵力肯定不少於五萬，而且多是些機動性極強的兇悍鐵騎，如果中途不受阻攔，跑快點的話，他們只用一天時間就可以衝到長安城下觀光!難道劉裕對自己的兒子和百戰而得的戰果就如此漫不經心嗎?
另外一條記載，從側面解答了這個問題。
在王鎮惡被殺前，關中晉軍內部出現他要殺盡南人，自立爲王的流言。儘管這肯定是一條謠言，但一條謠言要能流傳開來，它應該具備最起碼的潛在可能性，否則騙不了這麼多身經百戰的老兵。
這條謠言揭示了問題是，怎麼殺?且不說王鎮惡的武藝是出了名的差勁，就算他是東方不敗或者獨孤求敗投胎，也很難相信他能自己動手，殺掉一萬精兵。因此，在此時王鎮惡手下的軍隊中，一定有不屬於那一萬北府老兵的新軍存在，考慮到流言的內容和關中防務的需要，新軍的數量上限無法確定，但下限應不少於一萬人。
至此，綜合這些零散的蛛絲馬跡，也許我們已經逐漸走近歷史的真相了：
一、就像二十多年前，已故的“總設計師”認識到不能以大陸之教化施於港澳，從而出現了今天的“港人治港”與“澳人治澳”一樣，劉裕出臺的政策，是以關中人治關中。因此，他纔會提拔了功績、名聲都不顯赫的關中人王修，而不用有世家背景的謝晦、王弘等人，或與自己相識已久，關係更親密的南方舊人如張邵、孔靖等。換句話說，劉裕並不打算“行荊揚之化於三秦之地”;
二、劉裕要進一步北伐，完成一統，打下華北以至塞北，僅憑現有軍隊，難度是很大的。因此，劉裕實際上已在北方人中着手編組新軍，負責人就是在北方民衆中擁有巨大號召力的王猛的孫子——安西司馬王鎮惡。假如不發生後來的一系列變故，劉裕仍是有經營北方打算的，那時他用於征戰北方的軍隊，將不僅僅是“吳越之兵”;
三、結合上兩條，崔浩預測正確的是結果，而非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從不少跡象來看，崔浩作爲一個漢人，可能仍存在對南方政權的認同，他的話不一定完全代表其真實看法)。假如不發生劉穆之逝世和關中變亂的事，那麼阻止劉裕統一最大障礙，可能是時間。此時夏和北魏都非國勢混亂的將亡之國，劉裕並不具備明朝初年那樣速定北方的條件，只有採取穩紮穩打的方針，逐個消滅。但要達成這一目標，起碼先得把關中由佔領區變成領土和後方基地，同時組建一支有戰鬥力的新軍，特別是騎兵部隊，這些事都不是短時間內能夠完成的，而從劉裕離開關中之時，距離他壽終正寢之日，已經只有三年半了!總之，如果一切順利，劉裕統一天下的可能性雖然存在，但非常微小，估計超不過一成;
四、在劉裕手下，既有北方人望，又有大將之才者，唯王鎮惡一人。這使得劉裕只要還存有進取北方的念頭，他對王鎮惡就很難做到“疑人不用”。但在權術硬幣的另一面，一個既有能力又有人望，而且不太聽話的下屬，又是讓每個專制君主(劉裕早已是事實君主)夜不能寐的病根所在，再考慮到自身崛起的經歷，要讓劉裕對王鎮惡做到“用人不疑”，也是不可能的!正是這一兩難處境，將劉裕在關中的人事安排，逼上了一條危險的鋼絲，並且最終因爲一步失誤，全盤皆輸!
五、劉裕計劃失敗的關鍵，是王鎮惡與王修的被殺。王鎮惡被殺，使組建新軍的努力告吹;王修被殺，使穩固關中的設想破產。而且這兩人，原先都是關中漢人心目中的驕傲，也是劉裕贏得關中人心的關鍵。然而，僅僅在不到一年間，這兩個人就相繼被害了，而且還是被與劉裕一樣的南方人殺害的，這一事實極大的打擊了關中人對南方政權的認同感，而彼此的不信任又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於是北方人大批叛逃，南方人大肆搶劫。晉軍與關中百姓的關係，終於由王鎮惡入潼關時的魚水交融，演變成朱齡石出長安時的水火不容!其中的教訓，實在值得後人深思。
綜上所述劉裕北伐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爲了擴大自己勢力、趁機獲取篡奪帝位的政治資本的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