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史上，呂后的手段並非首創。戰國時期商鞅變法，就搞過“限民名田”，限制每家每戶的不動產數量：你可以開荒，也可以購買，還可以繼承，不管從哪個渠道獲得房屋和耕地，你的不動產都不能超標，老百姓不能超標，官員也不能超標。當然，官員的指標要比老百姓大得多。打個比方說，普通市民只能擁有一套房，敢買第二套房就給你充公，市長大人卻可以擁有三套房，有了第四套纔算超標。
商鞅搞“限民名田”，呂后搞“名田宅”，都是爲了限制兼併，都是爲了實現平等。問題是，這種政策本身就體現着不平等：徹侯爵位高，蓋房佔地可以是平民標準的一百多倍;小民沒爵位，蓋房佔地不能超過三十平方步。地位高的人，可以擁有三套房;地位低的平民，只能擁有一套房。如此等級鮮明地按烏紗帽定指標，哪有平等可言?
不過我想古代老百姓也不在乎這種不平等。第一，他們錢包不鼓，就算朝廷允許他們超標，他們也買不起更多的房子和土地;第二，古代中國本來就是等級鮮明的“禮制社會”，老百姓早就習慣了不平等。
老百姓難以忍受的不是買房指標上的不平等，而是賦稅上的不平等。從春秋戰國到清朝末年，老百姓缺錢少地，一直要繳納賦稅;貴族們家財萬貫、良田萬頃，卻不用繳納賦稅(宋明兩朝極其短暫的變法時期除外)。劫貧濟富，奪不足濟有餘，這種不平等真正讓老百姓有了切膚之痛。
人類天生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朝廷製造出一個不平等，老百姓會想方設法幫自己尋找平等。他們或是通過科舉或者納捐來躋身於貴族階層，或是在名義上把自家不動產過戶給貴族。
比方說吧，張三是老百姓，買了一套房子或者一塊地皮，產權證上本來該寫張三的名字，可是張三不幹，他非要找到貴族李四，跟李四死皮賴臉，磕頭作揖，求爺爺告奶奶，把產權證上的名字填成李四。擱現在，這樣做簡直瘋了，可是古代老百姓確實有這樣做的必要，因爲從此以後就再也不用交房捐和服勞役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