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兒只斤·忽必烈(即元世祖，1215年-1294年2月18日)，監國託雷第四子，元憲宗蒙哥弟，蒙古(元朝)政治家、軍事家，是元朝的開國皇帝，蒙古尊號“薛禪汗”。
13世紀下半葉，元世祖忽必烈以自己的行動，創造了兩個“第一”的紀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統一了中國，結束了五個世紀的分裂割據局面;如此範圍廣大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現。
忽必烈
大一統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歷史軌跡發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有賴於忽必烈爲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所採取的諸多舉措，“文治”爲他的“武功”提供了制度保障，從而創造了兩個“第一”的紀錄。
金蓮川在遼、金二朝已被皇帝選作夏季避暑的地點。它原名曷裏滸東川，每年六月，川中開滿金黃色七瓣花草，極目望去，一片金浪起伏，所以金世宗完顏雍在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取金枝玉葉相連之義，改曷裏滸東川爲金蓮川。
由於金蓮川在燕山之北的高原上，氣候變化很大，夏季夜晚也常常降霜，一天之內寒暑交至，溫差很大。對於逐水草而遷徙的遊牧民族來說，這裏是理想的夏季避暑地點，但是初到草原的漢人卻會很不習慣，尤其是不習慣住帳幕。忽必烈身爲藩王時，爲了照顧漢人幕僚的生活習俗，在此地建造了一座新城，將其命名爲開平城(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旗政府所在地黃旗大營子東北)。
統一大業，始於避暑聖地
金蓮川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有着特殊的意義。忽必烈原來招攬了一批中原士人，在南駐金蓮川之後，又吸收了不少新人，“金蓮川幕府”成爲當時北方儲備人才的大本營，爲忽必烈後來的政治革新奠定了基礎。“金蓮川幕府”中的重要人物，首推邢州(今河北邢臺)人劉秉忠。
劉秉忠博學多藝，尤其精通於易學和天文歷算。他曾出家爲僧，號“子聰”，受到北方禪宗臨濟宗領袖海雲的賞識，並由海雲推薦給忽必烈。劉秉忠一方面向忽必烈陳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的道理，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議，一方面用自己的知識爲新王朝服務，都城的設計，禮儀、官制的制訂等，無不與他有關，甚至採用“大元”國號，也是出於他的建議。此外，劉秉忠還極力向忽必烈推薦其他儒士。
他首先把自己的同學和門生介紹給忽必烈。劉秉忠與邢州人張文謙、交城(今屬山西)人張易曾同學於邢州南面的紫金山，邢臺人郭守敬和唐縣(今屬河北)人王恂從學於劉秉忠。這五個人的學問各有所長，忽必烈則能利用他們的專長。劉秉忠精通陰陽術數，忽必烈稱讚他占卜精確，尤受重視，國家大事無不諮詢。秉忠雖然爲朝廷效力，仍然身穿僧服，人們常稱他爲“聰書記”。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命秉忠改服，拜爲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同議樞密院事，實際上是朝廷的高級顧問。張文謙、張易均以擅長理政而受到忽必烈重用。張文謙歷任中書省左丞、大司農卿、御史中丞等職，主要參與民政事務的管理;張易歷任燕京行省參政、中書省平章政事，後來任樞密副使多年，主要精力用於軍務的處理之上。王恂精於算術，郭守敬習知天文、水利。王恂被忽必烈委派教導太子真金;郭守敬則先被委派管理水利事業，歷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監等職，後來則專管天文、歷算。這五個人都曾在邢州學習，人們很自然地把他們歸爲一派，稱之爲“邢州學派”。
忽必烈能夠即大汗位，他的謀士集團功不可沒
聚集到金蓮川來的，不僅有當時的文人和名士，也有武人。藁城(今屬河北)的董氏三兄弟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很快成爲忽必烈的親信。董文炳後來在外統軍作戰，地位與阿里海牙等相同;董文忠在宮廷內掌管侍衛親軍。在漢族軍官中，忽必烈最信任的就是董文炳、董文忠和史天澤。來自其他民族的文人武士，也受到忽必烈的重視。“金蓮川幕府”的人員，在元朝初年大多受到重用，乃是情理中事。
建造“上都”
開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時間。傳說劉秉忠選定城址後，因爲當地有龍池，無法排幹積水，便奏請忽必烈向龍借地。忽必烈同意，當夜三更雷震地動，龍飛騰而去，第二天人們即用土築成了城基。
忽必烈的登基儀式也是在開平城舉行的。在確定以燕京爲國都的同時，忽必烈已決意把開平作爲陪都，實行兩都制。前者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起着遵循中原傳統制度、固結天下人心、聯繫中原乃至江南人士的作用;後者則體現“蒙古本位”所在，起着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殊利益、聯繫蒙古宗王和貴族的作用。這大體奠定了元朝一代的政制格局。中統四年五月初九(1263年6月16日)，開平改名爲“上都”，人們則習稱爲“上京”或者“灤京”。
作爲陪都，開平城原來的規模顯然不夠，擴建工程很快展開。最重要的工程是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開始修建的上都宮城正殿大安閣。大安閣原是金代故都汴京(今河南開封)的熙春閣，忽必烈令人將它拆卸，運往草原，在上都內重建起來。全閣分爲三層，上層設釋迦像，中層是皇帝更衣的地方，忽必烈貯放了一篋衣服，留給後世子孫，使他們能夠經常回憶他的儉樸，以此來力戒驕侈。下層是皇帝會集宗王百官和宴飲的場所。
上都城也是由宮城、皇城和外城組成。皇城在全城的東南角，宮城坐落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外城的北部是皇家的園林，人們習慣地稱之爲“北苑”。爲了保持遊牧民族的本色，忽必烈還在上都城外建有蒙古族帳幕式的宮殿失剌斡耳朵。這座帳殿可以拆遷，殿內可以容納近千人。人們稱帳殿爲“行宮”。在上都附近，還專門爲皇帝“打圍”(狩獵)開闢了固定的場所。
《元世祖出獵圖》局部
“兩都制”的種種細節
自確立兩都制的格局後，忽必烈每年來往於大都、上都之間，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過，其他時間在大都居住。這種例行的北上巡幸活動，被人們稱爲“納鉢”(意思是皇帝行幸宿營的場所，不管是遷移的帳幕還是固定的營所)。
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后妃、太子、蒙古宗王以及重要的文武官員都要隨行。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等機構，只留一兩名官員在大都處理一般公務，右丞相、左丞相、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等長官，都跟隨在皇帝身邊。朝廷大事的決策，這時就要在大都以外進行了。
皇帝出行，有大批衛士扈從。成吉思汗時建立了一萬人的護衛軍，蒙古語稱爲“怯薛”(輪流值宿守衛之意，怯薛成員稱怯薛歹)。“怯薛”分成四班，由建國時的四大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的子弟任長官，輪番護衛於大汗左右。番值的怯薛，三晝夜一換，除了保證大汗及后妃的安全外，大汗的起居飲食、服裝佩飾等，都由怯薛長官總管，所以時人稱之爲“四怯薛太官”。充當“怯薛”的人員大多爲勳貴世家、大臣子弟。在“怯薛”中，還設有專掌各種事務的“執事”，均有各自的名號。
忽必烈即位後，保留了這種宿衛組織，將“怯薛”作爲皇帝的貼身扈衛，在大都時，以其保衛宮城;出行上都時，則充任大帳的護衛。“四怯薛”輪流值勤，從不間斷。除“怯薛”外，忽必烈還在京城設置了侍衛親軍，以適應統治中原的需要。衛軍和“怯薛”雖然都是中央宿衛組織，但是職能稍有不同：“怯薛”只負責皇帝的安全，處理宮廷事務和參決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戰;侍衛親軍則負責整個京城的安全，同時又是朝廷的常備精銳部隊，隨時可以派到外地去作戰。在攻宋戰爭中，忽必烈就曾派出一部分衛軍參戰。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時，也有一部分侍衛親軍充當護衛軍隊。
彰顯帝王之尊的“象輦”
從大都出發前往上都，開闢了輦路、西路、驛路、東路四條通道。驛路最早開通，長800餘里，中間要穿越桑乾嶺。桑乾嶺俗稱“槍桿嶺”，真龍天子自然不能上槍桿，所以皇帝北行時不走此路，一般人來往時多走此道。
輦路和西路上都設有“納鉢”，輦路全長750餘里，設18處“納鉢”;西路全長1000餘里，設24處“納鉢”。皇帝在每一個“納鉢”一般只停留一夜。東道全長870餘里，由古北口北出，是監察官員和軍隊的專用道路。皇帝每年東出西還，就是從輦路赴上都，經西路返回大都。
皇帝出都之前，供“納鉢”所用的牛羊畜羣已經出發。大隊人馬開出建德門後，場景更爲壯觀，前有皁纛(黑旗)、駝鼓和馬鼓開道，然後是儀仗隊，皇帝忽必烈居中，坐在巨大的“象輦”上，徐徐前進;皇后、太子、諸王、大臣乘坐馬車或牛車跟進，大隊騎兵護持，浩浩蕩蕩，蜿蜒十數裏。
用象來做皇帝的腳力，自古中國少見。忽必烈南征大理，從雲南帶回了大象，後來南方的緬甸、占城、交趾等國又進貢了馴象，專門設計的象輦即成爲皇帝專用的交通工具。象輦是架在四隻大象背上的大木轎子，每隻象有一名馭者。在狹隘的山路上行走或穿越隘口時，皇帝換乘獨象或由兩象背搭的象輅。象的力氣很大，從者不無擔心，後來也確曾發生過象驚事件，但都化險爲夷。忽必烈很喜歡這種交通工具，始終沒有把它放棄。可以想見，高高地坐在象輦中，環視龐大的扈行隊伍在平川及高山峻嶺中行進，顧盼自得，也是帝王之尊的忽必烈極好的精神滿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