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在位期間，司馬遷撰寫的《史記·史記·卷三十·平準書第八》記載：“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那麼今天我們就來探究一下在文景二帝時期，西漢國力究竟是如何顯著增強的?
文景之治是指漢文帝、漢景帝在位時期出現的治世，故此白居易曾評：“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鹹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那麼在西漢文景時期，國力究竟是如何顯著增強的?
一個國家的強盛與興衰，都與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掛鉤，而文景時期的西漢無疑不是符合一個強大的國家的標準。首先，經濟上，“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文景二帝即位後都主張無爲而治，休養生息，倡導以農爲本。文帝時期先是“除田之租稅”，而後景帝時期又“令田半租”，極大地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得鍋內糧價“谷至石數十錢”，而且漢景帝還與匈奴互通關市，發展邊關貿易，在“異物內流，利不外泄”的原則下，異族的牛羊與戰馬都被販賣到中原地區。
其次，軍事上，雖說文景二帝並沒有像漢武帝那樣橫掃異族、征戰匈奴，但爲了確保國家能夠平穩發展，一直採取剋制忍讓的態度，與匈奴和親，避免大動干戈，不是打不過，而是不能打。此外，文景二帝還積極改良馬政，先後在邊關地區建立馬苑36所，用官奴婢3萬多人，養馬30萬匹。《資治通鑑》記載：“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再則，文化上，雖說西漢初年，爲了休養生息，恢復國力，朝廷乃至地方都流行黃老之學，但文帝與景帝也沒有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這其中就包括儒家學說，不然也就沒有了後來的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僅如此，在文景時期的博大、包容、進取的文化氣息之下，陸賈著有《新語》，賈山著有《至言》，賈誼著有《過秦論》《治安策》《論積貯疏》，晁錯著有《論貴粟疏》《賢良對策》《論守邊備塞書》《言兵事疏》等。
故此，文景之後，漢武帝才能一改漢初的防禦政策，“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