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鼠疫，又稱明末華北鼠疫、京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中國北方出現的大鼠疫。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關於明朝的滅亡，明朝自身的問題固然是主因，但明末的天災和氣候異常同樣極爲致命，尤其是崇禎六年(1633年)爆發的這場持續長達十年、波及陝晉、華北數省的鼠疫，更是成爲了壓垮大明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這場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對明朝的滅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
明末天災人禍和氣候異常，乃是這場瘟疫的主要原因
根據華北地區明末地方誌以及文人筆記的記載，上交大歷史學教授曹樹基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1580-1644)》中寫道：公元6世紀、14世紀和19世紀發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過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的死亡，給世界歷史帶來深刻的影響。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與中國有關。
關於這場瘟疫的原因，現代研究普遍認爲與氣候異常和生態破壞有關。
首先是持續乾旱。受“明清小冰期”影響，明末時期的降水線明顯南移，導致北方開始出現大面積持續性乾旱，崇禎年間更是出現了罕見的十年大旱，不僅湖泊乾涸，就連黃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現了斷流現象，華北地區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達23個地區出現了連續四年以上的重旱。
如此大規模的乾旱，對於明朝這種傳統農業大國，簡直就是滅頂之災，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飢死，餓殍載道，地大荒”，又如陝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麪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
乾旱不僅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極大打擊，而且導致了水源的急速減少，增加了人畜混用水源的風險，這無疑增加了人感染瘟疫的風險。
其次是大規模蝗災。現代研究表明，蝗蟲產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因此旱災的爆發反而更加有利於蝗蟲的繁殖，而這便是古人常說的“久旱必蝗”，根據塗斌《明代蝗災與治蝗研究》的統計，明朝遭受蝗災的總數達到了967年，平均每年便要爆發三次蝗災，如果集中到明朝中後期，這個頻率則更高。
尤其在崇禎年間的十年大旱中，蝗災的景象更爲恐怖，在《明史》中，旱災伴隨蝗災的記載，簡直如同流水賬一般。例如崇禎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蝗。
這個景象到底有多恐怖，僅以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的爲例，當時“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結果便是”野無青草，十室九空”。彼時的內閣次輔、禮部尚書徐光啓便說，“惟旱極而蝗，數千裏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災”。
最後是人禍。從明朝嘉靖年間開始，明朝與蒙古各部之間再度頻繁發生戰爭，結果導致大量漢人被俘或逃往草原，進而導致大量牧場被開墾爲農田，以致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本就因氣候變化失去了食物來源的老鼠，爲了生存，開始大量進入人類聚居區，這無疑大大增加了人鼠接觸機率。
與此同時，由於明朝後期統治層面的問題，底層百姓大量破產，百姓們爲了生存幾乎將所有能吃的都充入腹中，甚至包括老鼠，這同樣極大的增加了感染鼠疫的風險。此外，流民的持續暴增，還會導致瘟疫迅速向外蔓延。
如上所述，由於明末時期的天災人禍和氣候變化，給農業生產造成了致命打擊，不僅導致大量流民的產生，同時也極大增加了老鼠與人接觸的概率，而這皆是後來鼠疫的大規模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四年，鼠疫迅速席捲北方各地
由於以上幾個原因，從嘉靖年間開始，全國各地便開始不斷出現瘟疫。不過，彼時的瘟疫多呈現點狀分佈，雖然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危害，但並沒有大面積的爆發，因此關於這些瘟疫多見於地方誌。
我們僅以山西爲例，根據《山西通志》的記載，“嘉靖三十九年……石州(今山西呂梁)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餓盈野”;
“萬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
“萬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沒者”;
“萬曆十四年，澤(今山西晉城)之州縣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間老稚剝樹皮以食，癘疫大興，死者相枕藉”;
“十五年，澤州縣復大旱，民大飢，癘癘死之如故”;
“十六年春，澤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戶有全家殞沒者”;
萬曆十六年後，疫情倒是緩解了一段時間，但到了萬曆後期，卻再度開始肆虐。“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屬縣旱飢，九月癘疫，多喉痹，一二日輒死”;“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歷正、二月猶不止。晉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晉王以瘟疫薨。……歷正、二月猶不止。晉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晉王以瘟疫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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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記載來看，明朝末年肆虐陝晉、華北地區的那場大瘟疫，同樣是從山西開始的。崇禎六年(1633年)，太原府興縣(今山西呂梁興縣)爆發鼠疫，興縣百姓爲此逃之一空，隨着興縣百姓的外逃，這次瘟疫開始迅速向周邊擴散。
根據雍正年間《澤州府志》等史料的記載，同年澤州府和平陽府開始遭受疫情，在澤州府，“崇禎六年，高平、陽城、沁水夏大疫”;在平陽府，“臨汾、太平、蒲縣、臨晉、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饉相望”。
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與興縣隔河相望的陝西榆林府、延安府府縣開始相繼遭受疫情，“(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相較於陝西而言，山西各地的疫情自這一年後則更加嚴峻，例如大同府，“十年，瘟疫流行，右衛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弔問絕跡，歲大飢”，“十六年渾源大疫，甚有死滅門者”，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大同府仍是“瘟疫傳流，人畜多斃”。而其他地區，也相繼爆發疫情，靈邱“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潞安(今山西長治一帶)“秋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崇禎十三年(1640年)，鼠疫開始蔓延到河北，首先是河北大名府，“十一月……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河北地區疫情持續擴散，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順德府“連歲荒旱，人飢，瘟疫盛行，死者無數”;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飢，夏大疫”;順天府的良鄉縣“瘟疫，歲大飢”，次年則“大瘟”。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從河北地區開始傳染至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這裏面所說的“疙瘩瘟”和前文提到的“疙疸病”，主要是因爲腺鼠疫患者會出現淋巴結腫大的症狀，因此得名。
崇禎十五年(1642年)，鼠疫開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數百人，逐門逐戶而過，無人能夠倖免。
崇禎十六年(1643年)，河北地區的疫情依舊極爲嚴重，如順天府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又如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 見則死， 至有滅門者”。
《明史·五行志》亦記載，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次年，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前往天津督理軍務，曾回憶京師的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在疫情繼續肆虐的同時，腺鼠疫開始變異爲肺鼠疫，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甚至已經到了無人收屍的地步。
天津的疫情同樣極爲恐怖，“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 哀號滿路”。
這次鼠疫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波及地區極廣，除了陝晉、河北地區外，河南、山東各地同樣受到疫情影響，開封府陽武縣、滎陽縣、通許縣、商水縣，河南府的偃師縣、閿鄉縣，彰德府，歸德府，懷慶府，以及山東青州府，濟南府的歷城、齊河、海豐、德州、泰安等地同樣遭受瘟疫肆虐。
鼠疫給明朝帶來致命打擊，成爲壓垮大明的最後稻草
關於這場瘟疫造成的具體死亡數字，我們現在已經無法準確估算，根據史學家的不完全統計，明朝萬曆和崇禎年間的兩次大鼠疫，僅陝、晉、冀三省的死亡人數便已經達到了上千萬，僅京城的死亡人數便達到了二十萬以上，大明京師不僅出現了“日出萬棺”的景象，街道上甚至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滅亡，固然有自身的問題，然而這場規模巨大的鼠疫，則成爲了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不僅加劇了天下大亂的程度，更是對明朝的軍事系統造成了致命打擊。
最爲典型的，便是名將孫傳庭的陣亡，奉命率兵圍剿李自成的孫傳庭，本就被鼠疫橫行、人死過半而頭疼不已，結果朝廷方面還不斷催促其出兵，以致孫傳庭最終只能帶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出戰，最終戰敗身亡。
明朝末期，在衛所制全面崩潰的情況下，明朝成建制的精銳部隊，主要便是九邊重鎮，然而這場瘟疫卻幾乎徹底摧毀了九邊重鎮中的延綏、大同、太原、薊州、宣府等鎮。
結果，當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權時，明朝不僅沒有辦法抽調兵力予以圍剿，甚至在李自成率軍自陝西攻往京城時，明軍都沒有足夠的兵力予以阻擋，以致李自成除了在寧武遭到頑強抵抗外，一路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便很輕鬆的殺到了北京城下。
與此同時，在鼠疫的肆虐之下，原本京師的十萬駐軍，只剩下了五萬多人，而京營原本擁有的2.7萬匹戰馬，也只剩下了1千匹可以騎乘。如此情形下，京軍不僅喪失了野戰能力，甚至連守城都變得捉襟見肘。當時，京師內外城牆有15.4萬個垛口，而那五萬從疫情中倖存下來的士兵不僅“衣裝狼狽，等於乞兒”，而且大多身體虛弱甚至無法站立。
在闖軍已經殺到京師城下時，守城將官甚至不得不低聲下氣的求人守城，結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甚至最後連三四千宮中太監都上了城牆。即便如此，城牆上仍是平均五個城垛纔有一個士兵，而且守城明軍皆是“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在外援無法抵達的情況下，此時的京城實際上根本就守不住，因此守城太監曹化淳和兵部尚書張縉彥先後開城投降，闖軍幾乎是兵不血刃的便攻破了京師。眼看大勢已去，明思宗朱由檢最終於煤山自縊，明朝就此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