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慈禧和清代，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慈禧太后死後，清代爲什麼就開始滅亡了?慈禧對清代的影響有多大?慈禧的影響有那麼大嗎?
清代末期，日本在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衝擊下所進行了一場，由上而下、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全盤西化與現代化改革運動。
這次改革始於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進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經濟上推行“殖產興業”，學習歐美技術，進行工業化浪潮，並且，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最終，這次改革，使得日本成爲了亞洲第一個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更使其逐漸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自此，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也讓國人有了學習的對象及動機，於是，民衆紛紛呼籲：要對舊制度進行改革。這其中，呼聲最高的改革就是“立憲”，後人，將這些主張推行改革的大臣也稱爲“立憲派”。在當時的環境下，“立憲派”的臣民有很多，不單單包括留洋的學生及新式學堂的學生，還包括當地的士紳、富甲。
光緒二十七年，當慈禧老佛爺帶着光緒帝還在西安避難之時，改革就已經悄悄的開始了。最重要的一項改革，應該是改革應付外國事務的部門，這個部門後來被改名爲“外務部”。由於，國內的義和團運動，西方人急切需要清政府建立一個對接部門來處理西方人的需求，外務部就是在這種壓力下成立起來的。
可是，之後的改革停滯不前，最大的變化就是改變官員制度，或者宣貫一下當年戊戌變法的內容。有了這股學習變法的浪潮，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異常興奮，立即鼓吹變革，在社會上製造輿論，讓大家都參與到這場變革中來。在全民都被調動起來的時候，朝廷單單改一下官員制度已經不能讓大家滿意了，所有，必須大力推動改革。
立憲派人士要求：改革要徹底，必須完全跟西方接壤。
1904年，日本和俄國在我們境內打仗，這次是日本贏了，贏得很是徹底。在現在看來，這是中國的恥辱，竟然有其它國家爲了中國的土地而在中國本土打仗，中國卻無動於衷。但是，在當時，很多人願意去給日本人做密探，或者給俄國人做密探，一些運氣差的密探，就被砍頭了，甚至，後來還被拍成紀錄片。
那時候，魯迅正好在日本留學，看到了國人甘願爲日本人犧牲的情形，憤怒的放棄了醫學，轉而從事文學創作。另一部分國人還是以看熱鬧的心情看待這次日俄大戰，尤其是日本獲勝後，那些渴望變革的人都異常興奮。在這次戰爭之前，保守的人覺得俄國會打贏，而支持變革的人希望日本能夠打贏。現在，日本打贏了，在立憲派看來，這是一種激勵。
那麼，爲什麼這麼說呢?
因爲，這是亞洲人首次打破歐洲人的神話，也讓他們瞭解：只要國家進行變革，自己則遲早可以像日本一樣戰勝這些侵略國。這次戰爭給很多國人帶來了希望，至於戰爭的性質，他們就不那麼關心了。當然，這次的事件也驚動到深居皇宮的西太后。自從日俄戰罷，簽訂調解合約後，皇宮內外就沒有以前那麼安靜了，蠢蠢欲動的大臣越來越多。
宮廷外的張謇和湯壽潛開始鼓動百姓，要求朝廷儘快立憲。宮廷內也不得安寧，很多達官貴人都坐不住了，總想做些什麼。朝廷上袁世凱和瞿鴻禨是相互敵對的，總是相互攻擊，但是，在立憲問題上，他們卻出奇得一致，要求大清應該建立新的憲法了。甚至，平常名聲不好、受到太后器重的慶親王，也站出來要求要改革。
不但如此，地方總督張之洞和周馥也表現出對立憲的熱情，地方大員的奏摺，一封封得遞到西太后的面前，就堆在她的桌面上。經歷過逃難的西太后，似乎也變得開明瞭起來，現在，整天和西方的公使夫人混在一起，可能還是有些看不慣，但是，太后還是得忍着，有時候，高興了還會給這些夫人一些恩賜。
西方的文化傳播到中國，太后老太太還是比較擔心的，她擔心皇族的地位會不保，擔心國家局勢會動盪。現在，大家要求的立憲，到底是能夠發展清政府的實力呢，還是會動搖清政府的地位?老太太自己的心裏也沒有底。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出現在了老太太的面前，他就是從日本學成歸來的曹汝霖。後來，此人在五四運動中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是，現在他還不是。
那個時候，曹汝霖的地位還很一般，但是，他懂得日本，是少數了解日本的專家之一。曹汝霖被定義爲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爲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爲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的。所以，後來被指責賣國。
西太后特旨召見了曹汝霖，在此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提示，瞭解西太后的詢問，肯定與日本的立憲運動有關。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一上來就詢問關於日本變革的情況，包括：日本何時完成立憲、立憲之前到過哪些國家進行考察、究竟以哪個國家的憲法作爲借鑑的基礎、議會上下的兩院是什麼情況、議員是如何選舉的等等問題。
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出，西太后在召見曹汝霖之前，在西方立憲這一塊也補習了一下，她也想弄懂這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怎麼就比中國的制度要優越呢?
除此之外，西太后還特別想了解，日本開議會時，不同黨派會不會相互攻擊。之後，曹汝霖針對太后特別關心的問題回答道：開會總是免不了爭吵，但是，一旦形成決議，兩黨肯定會團結一致，爲共同的目標而奮鬥。就像這次日俄戰爭，在戰爭前，日本內部有不同的聲音，但是，到了天皇決定應戰的那一刻，大家都會齊心協力，爲日本能夠打贏戰爭而出謀劃策。
聽到這裏，西太后回了一句：“中國人壞就壞在不能團結一致。”曹汝霖意識到自己之前的話語還沒有消除老太后對立憲運動的顧忌，於是，連忙說道：“如果朝廷有了國會，一旦大家能夠坐下來開會，肯定會團結的。”老太后詢問原因，曹汝霖回答道：“團結是需要中心的，而憲法就是這個中心。”
對此，老太太還是有些不解，曹汝霖又說道：“議員是人民選出來的，是人民的代表;內閣總理大臣是皇上欽命的，擁有行政權。兩個中心都是爲憲法做事，如果，兩個中心沒有辦法一統，內閣總理大臣可以解散議會，重新選舉議員。只要選擇了合適的議員，是可以達到和諧共處，君臣一心的。”西太后聽了這番話，陷入了沉思之中。
曹汝霖的道理，不瞭解能不能說服西太后。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清廷的改革明顯加快了，立憲的步伐也加快了。1905年，朝廷派出五位大臣出去考察關於立憲的事情。第二年，清政府宣佈立憲，由各省選出代表組成諮議局，中央的資政院也組建起來了。1908年，朝廷頒佈了《欽定憲法大綱》，確認了立憲時間。1916年，國會成立。
當然，在此期間也有諸多諍諫者，試圖以對抗中央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忠貞，比如：內閣學士文海，文海在一紙奏摺中指出立憲有六大錯：
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卻以建議立憲終，屬於偷樑換柱;
第二，立憲者建議裁撤軍機大臣，設置內閣總理，有迴歸日本立憲前藩鎮割據之嫌;
第三，中國法制紛繁詳盡，立憲者動輒評議，屬於劍走偏鋒;
第四，中國與西洋各國風土人情各異，不能照搬法度;
第五，變法求速成，違背了立法宜緩不宜急的客觀規律;
第六，預備立憲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籌餉、練兵之舉全部廢弛，造成浪費。
西太后過世後，繼承人開始拒絕變革，要把權利重新掌握在自己手裏。於是，在1911年組成的皇族內閣中，幾乎是清一色的滿族人，沒有人數衆多的漢族人身影。皇族的這個動作讓大家寒心，於是，革命無情的開始了，皇族被趕下了臺，小皇帝還沒懂事，就從皇位上跌下來了。
其實，清代末期的皇族，大多屬於保守派。清代的立憲運動是向日本學習的，顯得十分保守，大部分權利還是掌握在滿人手裏，只有少部分權利分給了實力強勁的漢人。所以，當初決定朝廷開展立憲運動的西太后，是瞭解需要提高漢人的地位，讓他們有更多的行政權的。
可是，老太后的後人卻不瞭解這個道理，還是固執得墨守陳規，抓住自己的權利不放，拒絕改革。由於，權利沒有分散，皇族還是掌握大部分的權利，這次的運動也是一場“假立憲”運動。皇族的報應很快到來了，短短几個月，他們就被擁有廣大羣衆基礎的改革派給推翻了。
爲此，清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參考資料：
【《清史稿》、《明治維新》、《立憲運動》、《欽定憲法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