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發動政變廢除了維新變法之後，整個國家繼續走上了之前的老路，直到被西方列強打怕了，慈禧才後知後覺，但卻爲時已晚。
戊戌變法指1898年(農曆戊戌年)以康有爲爲首的改良主義者通過光緒皇帝所進行的資產階級政治改革，是中國清朝光緒年間(1898年)的一項政治改革運動。主要內容是：學習西方，提倡科學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等。這次運動遭到以慈禧太后爲首的守舊派的強烈反對，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發動政變，光緒被囚，維新派康有爲梁啓超分別逃往法國和日本。譚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殺害，歷時僅一百零三天的變法終於失敗。因此戊戌變法也叫百日維新。
主要內容：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吸引人才，翻譯西方書籍，傳播新思想;創辦報刊，開放言論;訓練新式陸軍海軍同時規定，今後科舉考試廢除八股文，取消多餘的衙門和無用的官職。
戊戌變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啓蒙運動，促進了思想解放，對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的發展，促進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由於變法觸及當權派的既得利益，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了光緒帝，處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再度垂簾聽政。康有爲、梁啓超等被迫流亡國外。“百日維新”宣告結束。
1901年1月29日，被八國聯軍“炮火”趕到西安的慈禧太后發佈了第一道“變法”上諭，其中寫道：“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了諸人，或求諸已，如何而國勢始興。”晚清“新政”終於拉開帷幕。
所謂“新政”只是幾十年清洋務運動的強化而已，主要內容仍然是練兵、籌餉、育才。不過，“新政”也爲清王朝帶來一支新式陸軍，發展了資本主義事業，並於1905年廢除了沿用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建立了新式學堂並派遣大量學生出國留學。
科舉制的終結不僅是帝國體制終結的先兆，而且標誌着中國傳統德治的衰落。所謂的“政統”與“道統”、中央與地方、國家與社會的整合開始成爲長期困擾中國社會的一個嚴重問題。
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啓超在論及其所生之時代時曾寫下這樣激昂的文字：
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中國自數千年來，常立於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進，跬步不移，未嘗知過渡之爲何狀也。雖然，爲五大洋驚濤駭浪之所衝激，爲十九世紀狂飆飛沙之所驅突，於是穹古以來，祖宗遺傳、深頑厚錮之根據地，遂漸漸摧落失陷，而全國民族，亦遂不是不經營慘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於過渡之道。故今日中國之現狀，實如駕一扁舟，初離海岸線，而放於中流，即俗語所謂兩頭不到岸之時也。
語其大者，則人民既憤獨夫民賊愚民專制之政，而未能組織新政體以代之，是政治上之過渡時代也;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社會既厭三綱壓抑虛文縟節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風俗上之過渡時代也。語其小者，則例案已燒矣，而無新法典;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
科舉既廢，法典未成，中國在過渡時代付出了巨大代價。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是這樣評價廢科舉事件的：“無論如何，考試製度，是中國政治制度中一項比較重要的制度，又且由唐迄清綿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期。
中間遞有改革，遞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智力，在歷史進程中逐漸發展，這決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還知採用此制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以往考試製度在歷史上有過上千年以上根柢的，一口氣吐棄了，不再重視，抑且不再留絲毫顧惜之餘地。那真是一件可詫怪的事。”
事實上，我們不能一味否認科舉制度在歷史上的意義和作用，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承負着整合傳統社會生活，並維繫社會內部的文化生態平衡的功能。它對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經濟與社會生活的運行均起到樞紐與調節作用。
中國傳統社會的精英階層，主要是由地主、士紳與官僚這三部分構成的。這些社會階層各自在經濟、文化與政治上承擔着維繫社會生命體的組織功能。這三個社會階層之間事實上存在着一種獨特的橫向流動。而這種階層之間的社會流動，主要是由科舉制度來實現的。例如，地主與庶民子弟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秀才、舉人這樣的士紳身份，士紳則又可以進一步通過更高層次的科舉考試而成爲官僚政治精英。
而官僚精英則可以利用自己的權勢與影響，通過所授予的職分田以及通過購置田產，進而在經濟上成爲士紳地主。在傳統中國社會裏，由於官僚的身份不是世襲的，而一個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後，在傳統中國約定俗成的財產繼承方式的制約下，他的田產又在幾個兒子中均分，這樣，其後人則很容易在二代、三代以後又下降爲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而取得功名，從而再次進入上述地主、士紳與官僚之間的精英循環過程。
據余英時考證，當時朝臣奏罷科舉的一個主要理由是說它“阻礙學堂”，當時的社會輿論是以現代學校取代科舉制度，士紳基本上都是持這樣的看法。事實上，科舉的起源與存續正是出於士紳階層的要求，制度的設計與改進也操在他們的手中。
晚清的士紳階層，無論在政治取向上是漸進的或急進的，都知道傳統體制已絕不足應付“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因此他們“求變、求新”的方案，彼此之間雖相去甚遠，但在以現代學校取代科舉這一具體問題上，卻達成了一致。對此，余英時指出：
從社會結構與功能方面看，從漢到清兩千年間，“士”在文化與政治方面所佔據的中心位置是和科舉制度分不開的。通過科舉考試(特別如唐宋以下的“進士”)，“士”直接進入了權力世界的大門，他們的仕宦前程已取得了制度的保障。
這是現代學校的畢業生所望塵莫及的。着眼於此，我們才能抓住傳統的“士”與現代知識人之間的一個關鍵性的區別。清末廢止科舉的重大象徵意義在此便完全顯露出來了。
科舉制的廢除使朝廷失去了官僚體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間制度化的流通與平衡機制被破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