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6月25日下午，渤海灣上硝煙瀰漫。英法聯軍爲“進京換約”，即到北京互換一年前簽訂的《天津條約》，第二次進攻大沽口(第一次是在1858年5月20日)。由於清軍統帥僧格林沁早已做好周密的防禦準備，加上英法聯軍的傲慢輕敵，使得英法聯軍傷亡慘重。當時，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達底拿(J.C.Tattnall)正在依託旺好上觀戰，眼見英軍的軍艦沉的沉、傷的傷，不禁喃喃自語“血濃於水”。正好這時有個英國軍官來求助，說炮戰不行，咱想派部隊登陸試試看，可是實在是沒有可以用的船了，你們能不能幫幫忙?達底拿一拍大腿，激情四溢，說完全沒問題。於是，依託旺號乘着清軍停止炮擊的空隙，拖帶載運登陸部隊的英船，駛往大沽口內。但是這些登陸的英法聯軍也是被打的一敗塗地，不得不倉皇撤退。
18世紀末，英國政府與殖民地的矛盾越演越烈，以至於北美13個殖民地通過戰爭取得了獨立。殖民地問題的突出，使得英國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是讓殖民地都脫離帝國，另起爐竈呢，還是繼續嚴格控制呢?愛德蒙 .伯克(Edmund Burke)，當時激進主義的代表人物，堅決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鬥爭，認爲殖民地即使脫離了母國的政治控制也不足爲慮，因爲各殖民地都與母國有着堅實的感情紐帶，這種紐帶形成的緊密聯繫，“像空氣那樣輕，卻像鋼鐵一樣強”。的確，殖民地的人民大多數是英國移民及其後裔，在血緣上、文化上、心理上都與英國有着天然的關係。但是，“血濃於水”的感情要服從自己的國家利益，當自己的國家利益與英國發生衝突時，取得獨立的殖民地，尤其是美國，會毫不猶豫的“兄弟鬩於牆”，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試舉幾例：
1812年，由於拿破崙戰爭的影響，英國海軍封鎖了美國與歐洲之間的貿易，在美國一再要求英國廢止封鎖，而英國置之不理的情況下，美國對英宣戰。結果，英國遠征軍打到了華盛頓，把美國總統官邸、國會大廈等等全部付之一炬。結合後來英國軍隊火燒圓明園的事情來看，英國軍隊的確很喜歡在別國的首都放火。
1826年，爲促進拉丁美洲的內部團結，玻利瓦爾在巴拿馬召開泛美會議，邀請英美兩國參加。英國與會代表在會上把美國的“海上自由原則”批的一文不值，極力勸說各拉美國家接受英國的航海法體系。美國國會在辯論是否應該派出代表與英國針鋒相對時，竟然沒有一個人敢提及門羅諮文的原則。
19世紀40年代後期，由於美國加緊在中美洲的擴張，英國做出強烈反應，甚至派軍艦在中美海面上巡弋示威。最後英美達成妥協，在1850年4月簽訂《克萊頓—布爾沃條約》，規定由英美兩國共同保證運河區的中立，並規定未來的運河由兩國共管。
可見，在美、英兩國的國家利益出現矛盾之時，雙方針鋒相對、劍拔弩張，“血濃於水”被擱置一邊。但是，這不能說明“血濃於水”的感情是虛假的，因爲中國有句古話，親兄弟還要明算帳呢。在雙方國家利益一致的時候，美國對英國確實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感情。拿二戰來說，美國對同盟國的物資援助中，英聯邦佔比65%，而中國只佔不到4%。
同樣，在19世紀中期，英美兩國都極力擴張在華貿易，但是清政府是個硬骨頭，好說歹說(馬嘎爾尼使團、阿美士德使團的通商要求都被清政府斷然拒絕)都沒用，英國只好動用武力。美國也想對華動武，謀取特權，但是由於自身實力不足，只能在東亞擴張的時候虛張聲勢，僅舉兩例：
1843年，美國想乘着中英《南京條約》的東風，謀取同樣的在華權益。來華全權代表顧盛要求直接進京面見中國皇帝，被中國政府拒絕。在反覆的交涉無果後，顧盛通知代理兩廣總督的程 採，曾經不幸在好望角耽擱下來的“聖路易號”和“潘理號”艦船立刻就要到達，並且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增調太平洋分遣艦隊來華。
1854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裏第二次率艦隊前往日本的浦賀，以戰爭相威脅，迫使德川幕府同意在神奈川舉行談判。談判中，佩裏恫嚇說，如果日本不同意開港，20天之內將有100艘軍艦開過來，嚇得德川幕府立馬與美國簽訂《日美親善條約》(《神奈川條約》)。
事實上，美國根本沒有像英國那樣強大的艦隊，它只是通過口頭上的威脅，來迫使他國滿足它的要求。美國曆史學家丹涅特認爲，“顧盛對於談判之初，沒有一支比較大的艦隊供他調度，頗爲苦惱”。佩裏率領的艦隊，不過擁有250門炮，而英法聯軍第一次進攻大沽口時擁有的火炮是353門(根據茅海建先生所列英法聯軍艦船表的統計)，第二次進攻大沽口時擁有的火炮是268門。由於這次火炮數量太少，英軍司令何伯向公使卜魯斯報告，英國沒有取勝的武力。第三次進攻大沽口時，英法聯軍集結的兵力是，艦艇144艘，陸軍官兵28119名，且炮兵、工兵、騎兵一應俱全。如此龐大的武力，才能夠打敗清政府的頑強抵抗，而當時的美國，何來英法這樣的實力?所以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搭便車”，鴉片戰爭時，美國軍艦尾隨在英國炮艇之後，伺機漁利，而且最後漁利的成果還很大，顧盛曾洋洋得意的自詡《望廈條約》有16處超過了《南京條約》。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美國軍艦又是在遠處觀戰，指望英法打敗中國後，美國也能夠跟着英法分一杯羹。對於美國沒有直接對華動武的緣由，美國曆史學家孔華潤(Warren cohen)的解釋是，美國“寧願通過外交或利用最惠國條款來擴大本國僑民的利益和特權”。話說的是沒錯，但是如果沒有英國人在前賣命廝殺，美國人從哪能通過外交等和平手段來獲取在華特權?還是杜勒斯(Foster Rhea Dulles)的評價一針見血，他認爲美國人在鴉片戰爭中表現的是“一種自私的躲避，一旦英國人取得戰爭的勝利，美國人就立即向中國人索取特權”。
所以，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時，美國幫助英國，雖然有“血濃於水”的感情驅使，不忍心看見自己同文同種的軍隊死傷慘重，但是更多的考慮是要促使英國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自己從而趁火打劫。盎格魯—撒克遜一向是務實的民族，一直很重視對實際利益的考量。相反，我們看清政府，爲了不讓顧盛進京，答應與美國簽訂《望夏條約》，不惜以損害國家主權爲代價來保持所謂的帝國威嚴與華夷體制。孔華潤說，“在清政府看來，中國首先是一個文化統一體，而不是一個國家實體。中國官吏更關心涉及禮節、儀式方面的現實問題，而把主權等等抽象概念留給西方”，“領事裁判權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而且這種做法並不存在於西方平等國家之間，可是，它沒有使處於19世紀中期的滿清政府感到不安”。更可笑的是，清政府還希望能夠以夷制夷，利用美國人來離間、制衡英國人，殊不知人家可是“血濃於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