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8年(洪武31年)6月，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京城駕崩。由於皇太子朱標早於洪武25年病歿，按預先確定的立嗣詔令，朱標的長子、21歲的皇太孫朱允炆繼承皇位，年號“建文”。
關於建文帝其人，明代朝廷史官對他所作的肆意歪曲和惡毒攻擊同廣泛流傳於儒生文人和民間傳說中的完美無缺的仁君形象構成了過目難忘的反差，以至於600年後的今天已經沒有可能對他作出一個比較客觀真實的描述。但綜合各方面的史料，我們大致可以說，這是一個書生氣十足的青年，一點也不像他那位精明、殘暴、無賴的祖父，他繼承了父親溫文爾雅和好學善思的脾性。不過，年輕的皇帝毫無政治經驗，也缺乏堅定不移的意志、自信心和決斷力。
朱允炆即位後，對他的幾位老師——黃子澄、齊泰和方孝孺等——言聽計從。後者(尤其是方孝孺)是名滿天下的儒家學者，但歷史很快就將證明，這羣書呆子與這位年輕皇帝一樣缺乏政治手腕。在他們的影響下，天性溫和、素來不滿祖父苛政的建文帝決心迅速實施大規模的徹底改革，以實現自己一心向往的上古聖君的“仁政”理想。然而，這些大膽冒失的變革卻遭致了毀滅性的災難。
與懦弱的朱標、朱允炆父子截然相反，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是一個孔武有謀、殘忍暴戾的人，大有乃父之風。他少年時就被朱元璋派去鎮守北平，在與退到長城外的蒙元殘部的多年交戰中屢立奇功，因而深得朱元璋的賞識和倚重。由於太子朱標和兄長秦王、晉王相繼去世，到建文帝即位時，這位雄心勃勃的燕王已是太祖留下的最年長、也是權勢最大的兒子。
1399年(建文元年)8月初，經過一番精心準備——先稱病，後裝瘋，並通過誠懇的請求成功地使朝廷遣返在南京爲質的三個兒子——後，燕王朱棣正式起兵反叛。在給天子的上書和向全國官民的宣告中，他指責年輕的皇帝受“奸臣”黃子澄、齊泰等蠱惑，背棄“祖訓”，殘害皇家手足……而自己則打着“清君側”的旗號，發動“靖難之役”以“撥亂反正”。朱棣還在文告中指天誓日地保證，自己對帝位絕無絲毫非分之想。
這場侄叔之間的奪位戰爭，究竟是朱棣早就謀劃好了的——同情建文帝的後世儒生們對此堅信不疑，還是朱棣自己宣稱的完全是無奈的“自衛”，似乎很難斷言。但有兩點是可以確定的：第一，自視雄才大略的燕王對皇位的覬覦之心始終沒有停止過，他一直在等待時機;第二，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朝廷急於求成的“削藩”行動，這迫使深處險境的燕王不得不作殊死一搏。
歷時3年多的戰爭最終以燕王的勝利而告終，以正常的政治和軍事態勢來分析，這個結局是極其出乎意料的——朝廷擁有至少三倍於燕王的常備官軍，且燕王起兵之時僅踞北平一府，也未得到其他大多數藩王的明確支持，朝廷控制的地盤數十倍於燕王，因而有比後者充沛得多的財政資源和後勤補給。
如果拿漢朝景帝時代的“吳楚七國叛亂”作比較的話，可以說，建文帝的朝廷掌握着對叛軍的壓倒性優勢。然而故事的結局卻與1500多年前恰好相反。這一方面要歸咎於建文帝不具漢景帝那樣的韜略智謀，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身經百戰的朱棣的傑出軍事才能。但最根本的敗因，恐怕這位可憐的皇帝只能去怪自己的祖父了。
殺戮功臣，是明太祖朱元璋最爲後人銘記的事蹟。受宰相胡惟庸和大將藍玉兩個大案的株連，共計有四萬五千人伏誅!朱元璋的親侄子朱之正、親外甥李文忠，以及戰功卓著的開國功臣徐達、馮勝、傅友德等無一倖免。這位草莽英雄、開國皇帝大肆剪除功臣，原本正是爲了預防這些手握重權的老資格臣子不利於子孫的統治。不料這一暴行很快就報應在他的孫子身上——因爲屠戮過甚，整個朝廷竟找不到一個有能力領兵平叛的稱職將領，只能眼睜睜坐以待斃!
1402年(建文4年)，燕軍出奇兵，一路南下渡長江攻入南京城;7月13日，守衛金川門的大將李景隆(開國元勳李文忠之子，一度被朝廷委以平叛主將的重任)和朱元璋第19子谷王朱橞打開城門迎降。混戰中皇宮起火，火勢被撲滅後人們發現幾具已被燒得面目全非的屍體，據說他們便是死去的建文帝、馬皇后和皇帝的長子朱文奎。
4天以後，燕王朱棣龍袍加身，年號“永樂”，是爲中國歷史上聲名顯赫的明成祖。朱棣去世後最初的廟號爲“太宗”，100多年後，嘉靖帝爲了表彰其豐功偉業，將他的廟號改成了更加顯赫的“成祖”。這個廟號暗示，他是王朝的第二位創建者，與他的父親並列，高於所有其他君主。
“建文奸黨”
以武力奪得帝位的朱棣的當務之急，自然是繼續用“槍桿子”來鞏固其政權。上臺伊始，他就展開了一場清除“建文奸黨”的大規模血腥屠殺。其背後的根本目的，是要通過這種恐怖恫嚇來堵住異見者的嘴。
朱棣最初正式公佈的“奸黨”名單不過齊泰、黃子澄等29人，但實際被殺戮和受到迫害的人則不計其數。
朱棣進入南京後，起初打算宴請天下士人景從的名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爲自己臉上貼金。但方孝孺非但嚴辭拒絕，還爲建文帝穿孝痛哭，並怒斥朱棣，最後被處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並遭誅滅九族及其門生，號爲“十族”，共873人。
兵部尚書鐵鉉不屈，被割了耳朵，又割了肉燒了塞到嘴裏讓他自己吃，還問他“甘否”。鐵鉉說：“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絕口;戶部侍郎卓敬不屈，臨刑時神色自若，滅三族;禮部尚書陳迪不屈，朱棣派人把他兒子捉來殺掉，並割其鼻，強塞給陳迪吃，陳迪唾向劊子手，罵得更兇，終於被凌遲處死，宗族被戍者180餘人;刑部尚書暴昭不屈，“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聲猶不絕，至斷頸乃死”;左僉都御史史景清，因刺殺朱棣不成，被“抉其齒，且抉且罵”，含血噴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剝其皮、草櫝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練子寧，被逮後語不遜，“命斷其舌，磔死，宗族棄市者151人，九族至親被抄沒戍遠方者數百人”……
歷史資料沒有留下因受“建文奸黨”株連而被處死、監押、流放和遭受其他迫害的無辜士大夫和老百姓的具體數字，但最保守的估計，恐怕也在萬人以上。這個“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明成祖，其剪除異己、壓制獨立思想的手段之酷烈，較之乃父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著名的例子還是要數方孝孺案了。
孝孺一生未中過舉，但作爲程朱理學嫡派傳人、太師宋濂的得意弟子，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以道德文章聲名遠播。建文帝即位後，召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將其視爲自己最敬重的導師。
朱棣大軍攻打南京前，謀士姚廣孝(即著名道衍和尚)特意對他提到了方孝孺，說：“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朱棣答應了。
攻下南京後，朱棣召見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極詔書，方孝孺堅決不從。
以下這段對話即生動地再現了一位忠義士大夫的高潔氣節與一位殘酷暴君的無賴嘴臉之間的對比——
朱棣：“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兒。”
方孝孺問：“成王安在?”
朱棣告以“彼自焚死”。
孝孺再問：“何不立成王之子?”(南京城破後，建文帝第二子、年僅兩歲的朱文圭未死，被燕軍擒獲。)
朱棣說，“國賴長君。”
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
朱棣很不耐煩：“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筆札，要方孝孺擬詔。
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則死耳，詔不可草!”
……
從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方孝孺自始便抱定必死之心，因此他的每一句問答都是將朱棣逼向邏輯死角，當然同時也意味着不給自己留任何臺階。
朱棣下令把方孝孺投入大牢，大肆抓捕其親族朋友門生。每抓一人，都帶來讓他看一看。孝孺看到他們非常難過，弟弟孝友被殺前反勸道：“阿哥何必淚潸潸，華表柱頭千載後，夢魂依舊到家山。”
之後，磔方孝孺於市。孝孺視死如歸，就戮前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其門人廖鏞和弟廖銘檢孝孺遺骸掩埋於聚寶門外山上。誅族之前，方孝孺妻鄭氏和兒子中憲、中愈自經死，女兒貞、淑投秦淮河死。
誅族之後，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門生作爲一族殺掉。
後來成祖修實錄，說方孝孺曾磕頭求生。明朝中晚期著名思想家李贄寫道，“孝孺死節後，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魏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
朱棣既誅方孝孺，爲了逃避“殘害忠良”留下的萬年遺臭，乃下令：藏方孝孺之書者罪至死。幸有其門人王稌潛錄集其文，才得傳於後世。明中葉以後，方孝孺的文集《遜志齋集》一刻再刻，他浩然正氣的故事還成爲後世文學、戲劇中家喻戶曉的情節。即便是來自強大國家機器的暴力威嚇，也不能阻止社會良知對一位忠義氣節之士的仰慕和追思。
不少現代中國人也許會以一種居高臨下的“進步心態”嘲諷方孝孺等人“愚忠”、“迂腐”，但這絲毫無損於這些古代忠良的崇高歷史地位。相反，它不過是反襯出現代教育的自以爲是和孤陋寡聞而已。
每個時代都有其視爲不可玷污的神聖價值，如果把我們今日的價值當成一把絕對的標尺去衡量過去的時代，那麼我們看到的自然惟有愚昧和黑暗。在方孝孺的時代，以武力推翻一位合法君主在世道人心中之罪，一點也不會比今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之罪來得輕。那些嘲笑方孝孺輩的“先進”的現代人也許有必要稍稍拓展一下他們井底之蛙般的狹隘視野，試想一下，再過600年，我們今天的價值或許也會過時，或許也會遭到更加“先進”的後人們更加刻薄的嘲笑。
篡改歷史
當然，僅有“槍桿子”是不夠的。爲了給自己的叛亂和篡位披上一件冠冕堂皇的合法性外衣，明成祖朱棣還大量用到了“筆桿子”。
首先是開動國家宣傳機器將建文帝朱允炆形容成一個奸惡、不孝、淫邪之徒，譴責他和圍繞在他左右的“奸臣”們的道德敗壞和禍國殃民。作爲一項與之緊密相連的重要工作，朱棣廢除了“建文”年號，宣佈朱允炆在位期間的4年仍使用太祖年號——即“洪武”，他自己的“永樂元年”則直接上承“洪武35年(1402年)”，而非“建文4年”。按照這種說法，建文朝成了“君位虛置”的非法政權，史家曾稱之爲“革除”時期。
不過，更花功夫的還是將自己打扮成一個符合儒家道德的賢明君主的形象。朱棣自稱，太子朱標死後，太祖其實原本就想立自己爲儲，只是由於“奸臣”的“讒言”而作罷。爲了更有力地證明這種說法，朱棣還編造自己的身世，謊稱自己是太祖與馬皇后的嫡子。
欲達到上述目的，成祖在位的前10多年裏，他和心腹重臣姚廣孝、解縉等人主持對現存的歷史記載進行了大規模、系統性的刪除、篡改和編造。永樂朝先後編纂了證明朱棣合法性的《奉天靖難記》和《天潢玉蝶》兩部著作，兩次大規模修訂《太祖實錄》。所有這一切，都是爲了把那些不利於朱棣帝位合法性或與他自己宣稱的那些東西相矛盾的記載統統抹除，換上支持和美化他的歷史說辭。不用說，其中塞滿了未經證實的武斷說法或者乾脆是精心捏造的謊言。
例如，從已有被證實的史料來看，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朱元璋有過想要讓朱棣這位自己最欣賞的兒子——這倒很可能的確是事實——成爲未來天子的念頭。晉王死後一個多月，朱元璋曾給朱棣一道敕諭：“朕諸子獨汝才智，秦、晉已薨，系汝爲長，攘外安內，非汝其誰?……爾其統帥諸王，相機度勢，防邊乂民，以答天心，以幅朕意。”無疑，朱元璋的確把朱棣看作維護朱明天下的肱股支柱，對他寄予了厚望。然而，這段敕諭的主題是勉勵朱棣盡忠職守，看不出絲毫要立他爲嗣的意思，精明過人且鐵石心腸的朱元璋更關心的畢竟是朱姓江山的長久穩固。相反，他實際上很早就慮及朱棣權勢過大，所以晚年曾多次告誡：“燕王不可不慮”，並在臨崩前下遺詔：“諸王臨國，毋得至京。王國所在文武吏士，聽朝廷節制。”許多人認爲，這道命令主要就是針對燕王的。
此外，歷史學家經過大量細緻的考證和研究得出結論，朱棣不可能是馬皇后所生，其生母應該是朱元璋的某位嬪妃，並且她很可能不是一個蒙古人就是一個朝鮮人。
後世的學者和民間還一直有這樣一種未經證實的揣測：明成祖之所以不惜耗費巨資，派遣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完成比達伽馬、哥倫布和麥哲倫等西歐航海冒險家早了近一個世紀的遠洋航行壯舉，其實是爲了祕密探查傳說中亡命海外的建文帝，後者纔是他真正希望尋到的“寶”——鄭和的船名叫“寶船”。
還有人進一步懷疑，朱棣被後人廣爲稱頌的另一件歷史功績，即編纂規模達2萬多卷的《永樂大典》，表面上是爲了向天下儒生展示自己大興禮樂教化的聖君形象，但其更隱蔽的目的則是借蒐集藏書爲名爲了將散落在民間的一切對自己的不利記載一網打盡。
……
但這些費盡心機的努力大部分終究還是落空了，因爲發生過的事情永遠也不可能真正和徹底抹去。縱使從書本里抹去了，人心裏也是抹不去的。而且，即便再處心積慮的人爲篡改和作僞，也終有百密一疏的時候。朝廷的御用文人們無奈地發現，每一次用一個謊言遮蓋住了一處漏洞，就一定會造成新的自相矛盾之處。以《太祖實錄》爲例，作爲對太祖皇帝朱元璋言行的“實錄”，它最初完成於1402年(建文4年)初。“靖難之變”以後，其內容顯然不符合新君的政治需要。對它的第一次修訂完成於1403年(永樂元年)夏天，但由於時間倉促，這一版內容漏洞百出，以至於不得不銷燬。1411年末，朱棣下令再度對它進行修改，這一版直到6年半後的1418年6月才最終完成，它也就是今天人們看到的版本。
終永樂一朝，“建文事”是一個無人敢觸碰的禁忌，但這並不意味着過去的那些不義和殘暴已經被時間沖刷乾淨。相反，隨着時間的推移，這樁違背世道人心的嚴重罪行日益成爲加諸這個王朝身上的一道永遠無法解脫的詛咒，時不時地對它的政治合法性發起難以應付的嚴峻挑戰。
沉重負擔
報應很快降臨到朱棣的孫子——明宣宗朱瞻基的頭上。
有時歷史真是驚人相似，同自己的父親朱元璋如出一轍，朱棣也有兩個性情氣質截然不同的兒子：太子朱高熾和漢王朱高煦。朱高熾(即後來的仁宗)仁厚良善，滿心渴望將儒家經典中描繪的“王道”理想付諸現實。而朱高煦則強悍暴烈、精力旺盛，活脫脫就是當年的燕王再世。
與謹慎的朱元璋不同，朱棣從不掩飾自己對長子的不喜歡和對漢王的欣賞，並不止一次流露出想要立朱高煦爲太子的念頭。但在全體朝臣近乎團結一致的反對下，最終只得無可奈何地立了燕王時代就已被朝廷冊封爲“世子”的朱高熾。這裏面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朱高熾生了一個被朱棣視爲掌上明珠的“好聖孫”，也就是後來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但即便如此，朱棣仍不能忘懷他的那位次子。史載，有一次他竟然撫着朱高煦的肩膀對他說：“勉之，世子多病。”這爲日後的干戈埋下了伏筆。
1426年(宣德元年)9月初，在朱瞻基登基僅1年後，他那迫不及待的叔父(雖然朱高煦對他的兄長、太子朱高熾素來不敬，但後者即位後對其寬大爲懷，再說這位洪熙皇帝在位僅10個月，因此漢王與朝廷還算相安無事)終於跳出來發難。他指責自己的侄子敗壞永樂帝立下的“祖規”，並大肆任用“奸臣”……這些指控幾乎照抄了20多年前朱棣對自己侄子的指控。
但朱高煦沒有他父親那樣的好運，因爲朱瞻基並不是朱允炆那樣的書呆子，他從小就既繼承了父親的開明睿智，又具備了祖父的英武強悍(這是他深得成祖喜愛的根源，據說朱棣提到這位孫子時每每對人說：“此他日太平天子也”)。在經過一番猶豫和爭論之後，宣宗御駕親征，僅花了不到半個月時間就擊敗叛軍，將那位妄想仿效明成祖的造反的叔父從山東封地抓回北京，處以極刑。
第二次“靖難”就這樣在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的口誅筆伐中可恥地失敗了——有了上一次“靖難之變”的慘痛教訓，從朝廷大臣到士大夫精英階層，都決意阻止這樣的不義和混亂再度重演。
然而，躲過了彷彿冥冥中安排好的神祕報復的朱明王朝依然難以掙脫過往的歷史包袱。
1440年(正統5年)的年末，一個90歲高齡的老和尚從外地來到北京，敲開了明英宗朱祁鎮的朝堂，也將整個京城一時間攪得沸沸揚揚。這位老僧宣稱，自己就是從前的建文帝，現在來討回屬於自己的帝位。
後經查實，老和尚是個騙子，證人揭發了其真實身份後，他被投入大牢並很快處死。但在這件古怪蹊蹺的政治騙局中，那位冒牌貨顯然利用了廣爲人知的民間傳說，這些傳說中的絕大多數都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假設：建文帝當年並未死於宮中大火，而是喬裝成僧人成功逃出京城。當然，正統年間的這段離奇故事本身又進一步激發了有關建文帝事蹟的其他版本的傳說。
到了下一個世紀以後，這個題材的故事被越來越頻繁地使用於當時流行的小說演義和戲劇舞臺上，並深受大衆喜愛。雖然它在官場仍然是一個人們不願輕易提及的話題，朝廷的正式文書極其偶爾地無法避開這段尷尬歷史時也仍會生硬地使用“建文奸黨”一類詞眼，但在一般讀書人和社會大衆那裏，對建文帝和建文朝殉難忠臣的稱頌已是百無禁忌。漸漸地，建文帝和他那些大臣們被塑造成了悲劇性的英雄，他們身上所寄託的“仁政”、“愛民”理想與非法篡位的朱棣所代表的暴虐統治構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鮮明對比。
歷史學家正確地指出，通過這些浪漫化的誇張傳說，世人不僅表達了對一位被武力推翻的合法君主的同情，更是傳達了對殘酷高壓的集權統治的鞭撻和對仁義公正的儒家政治理想的呼喚。而且，隨着時間的流逝，無論在士大夫精英階層還是在普通人民羣衆中間，這種通過擡高建文帝以譴責永樂皇帝(及其大部分後任)的情緒不僅沒有消退，反而不斷增長。
明朝中葉以後，越來越多的老百姓對這些傳說故事信以爲真，他們對那位100多年前被廢黜皇帝的同情也與日俱增，以至於產生了一本題爲《建文遜國記》 (1566年左右)的嚴肅史籍。自那以後，不同政治勢力也紛紛試圖利用它以達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正統5年的事件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各地都會冒出一些“建文後人”來。他們或是大義凜然地抨擊朝廷和當朝天子，或是聲稱要驅除“僞君”、光復帝位，或是乾脆起兵造反……甚至一直到明末清初天下大亂之時，許多叛軍領袖也都打着建文帝的旗號。他們中的一些自我標榜是爲建文帝討回公道的義師，另一些直接自稱建文帝的血脈後裔。
這個沉重的道義負擔，大明王朝一直揹負着走進墳墓。
錯失的機會
如果仁厚的仁宗朱高熾和開明的宣宗朱瞻基活得更久一點，天下人心中的“靖難”之痛也許不是沒有可能漸漸癒合的。
但歷史是無法假設的。
隨着短命的建文朝的覆滅，朱允炆和他的儒生導師們開啓的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改革也隨之夭折。接下來的20多年時間裏，“雄才大略”的明成祖全面恢復了朱元璋時代嚴苛殘酷的高壓統治。到了晚年，由於身體疾病加之服用道家丹藥，他變得愈加暴虐和不可理喻。與此同時，對建文朝的清算和對所謂“建文餘孽”的追治也從未停止過。直到永樂皇帝去世，形勢才終於出現轉機。
1424年(永樂22年)8月12日，明成祖朱棣在最後一次北征蒙古的回師途中於多倫以外的榆木川病逝，終年64歲。47歲的太子朱高熾即位，年號“洪熙”。
寬厚仁孝的朱高熾年輕時就表現出對他父親嚴刑峻法的鐵腕統治的不以爲然和對儒家仁政理想的傾心。在當燕世子和太子期間，許多犯有輕微過失的大臣在他和他母親徐皇后(開國元帥徐達的長女，她深得朱棣的敬重)很有技巧的迴護下逃脫了朱棣的冷酷責罰。因此，歷史學家經常會不由自主地將朱高熾與他那位不幸的堂兄弟朱允炆相提並論——他們兩人身上的共同點的確不少。
這位備受後世史家讚譽的天子登基伊始，便馬不停蹄地展開了一系列寬鬆化的政治改革，其主要內容是掃除太祖、成祖兩朝以鎮壓恫嚇爲宗旨的司法積弊，糾正已經習以爲常的酷吏手段以及對老百姓限制重重的管制;同時，仁宗還廣開言路，鼓勵不同意見的表達，甚至鼓勵對皇帝本人直言不諱的批評……
所有這些改革舉措中最激進的一條是：仁宗下決心要把都城從北京遷回南京，在臨終前一個月，他甚至已經派遣太子朱瞻基留守南京，負責監督那裏的祭祀和修繕工程。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重大決定，一方面是不喜歡打仗的仁宗對北征不感興趣，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減輕負責京畿物資供給的南方省份的負擔。此外，年輕時曾在南京當過監國的朱高熾喜歡南方的生活，他似乎還想用這個行動來與自己父親備受非議的苛政做一個徹底的告別。
但這項計劃隨着他的駕崩戛然而止，他的兒子、宣宗朱瞻基從小在北京長大，天性也更接近粗獷的祖父，精緻文雅的南方生活對他並無太大吸引力。再說他一坐上皇位就遭遇到許多棘手的挑戰，包括前文述及的漢王叛亂，遷都一事便被永久擱置。這座六朝古都再一次成爲真正意義上的京城，要等到500年以後。
朱高熾短暫的10個月在位期間所做的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情，便是改變對建文舊臣的長期迫害政策。他即位僅三個月，即下詔禮部將“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
“方孝孺輩皆忠臣”，仁宗曾不止一次公開對廷臣這麼說。在他一再親自關心下，齊泰、黃子敬等一大批建文舊臣的親屬和後代得到了朝廷的赦免和善待。史書稱：“永樂末……於是稍稍有敢言建文時事者”。雖然大家仍口口聲聲“建文奸臣”，但來自最上層的政治風向已經出現了令人怦然心動的變化。
可惜體弱多病的朱高熾只做了10個月皇帝就病逝了，按照史書的記載來分析，身體肥胖的他應該患有嚴重的心血管疾病。在針對建文舊臣的問題上，他的繼任者、開明務實的明宣宗朱瞻基基本上延續了父親的寬鬆政策。他們父子兩代由於任人唯賢、止戈休兵、體恤愛民，明朝出現了一段短暫的黃金時代，史稱“仁宣之治”。不過，這位著名的宣德皇帝在位時間也僅有10年。1435年(宣德10年)1月31日，朱瞻基在一次看起來無關緊要的小恙之後意外駕崩，年僅37歲。隨着仁宣時代的結束，明朝陷入了漫長而持續的衰落之中。
但是，縱使仁宗和宣宗再怎麼想要對過去的罪錯改弦更張，他們所能做的也只有儘量善待建文舊臣。在中世紀的政治合法性框架內，他們不可能正式爲建文帝及其臣子們平反。因爲如果那樣，就等於承認他們的父親(祖父)的皇位是非法的，也就意味着他們自己也是不合法的。
1457年，朱瞻基的兒子、明英宗朱祁鎮下令釋放被幽禁了54年的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在皇家祖地安徽鳳陽爲其修建居所，併爲其娶妻以續後。一些大臣擔心此舉會生出變故，英宗說：“有天命者，任自爲之”。
又過了130多年，到1595年(萬曆23年)10月，明神宗朱翊鈞宣佈恢復建文年號。其詔曰：“革除被罪諸臣特許建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錄。”這距離爲方孝孺等人平反只差一層窗戶紙未捅破了。據說，少時聰慧的萬曆皇帝一直對建文帝的事蹟充滿好奇，嘉靖年間著名學者、官至刑部尚書的鄭曉所作的《建文遜國記》一書曾讓他產生了濃厚興趣，加之當時民間涌動着一股頌揚建文帝及其忠臣義士的強烈情緒，最終促成了朝廷的這一重大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