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
布爾什維克黨在未掌握國家政權時爲了瓦解作爲沙皇專制統治支柱的沙俄軍隊，在軍隊內部進行的宣傳活動以鼓動士兵反對軍官權威和軍隊的組織紀律制度爲主要內容，十月革命後爲了兌現結束帝國主義戰爭的諾言又大量遣散舊軍隊。結果導致了面對白軍的叛亂與進攻，蘇維埃政府掌握的軍隊數量嚴重不足，面對來自各個方向的圍攻疲於應對、顧此失彼。而且就是這些有限的軍隊，也因爲軍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組織、管理、約束和指揮。被留用的軍官有相當部分的忠誠度值得懷疑，甚至隱藏了大量的破壞分子。那些忠心於新政權的軍官，也往往因爲由布爾什維克早期的兵運宣傳造成的軍隊內部自由思想氾濫、組織紀律渙散而難以建立權威、發揮與舊軍隊或白軍中的軍官相當的作用。
表面上看起來紅軍面臨着衆多繽紛複雜的問題，但是如果透過現象去抓問題的本質，那麼紅軍方面的種種問題可以歸結到一點：制度問題。在以往的革命中他們破壞和廢除了軍隊中舊有的制度，但是卻沒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來替代。而解決問題的方法也只有一個，重新在紅軍內部建立起正規有效的組織、指揮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時間內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麼幹脆恢復舊有的制度。抓住了這一關鍵點就可以保證紅軍的兵源、紀律、忠誠和戰鬥力，就能夠解決存在的絕大多數問題。
紅軍的建立和初戰告捷爲保衛蘇維埃政權，戰勝國內外反革命勢力奠定了基礎，人民委員會於1918年初頒佈組建工農紅軍和工農紅海軍的法令;3月4日成立最高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全國武裝力量;4月成立地方軍事機構，全國實行普及軍訓制;5月29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關於實行普遍兵役制的法令。俄共(布)中央和蘇維埃政府還決定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將全部工作轉入戰時軌道。
爲統一領導在東線作戰的部隊，6月13日成立東方面軍;9月2日宣佈國家爲統一軍營，併成立由列夫·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I.I.瓦採季斯被任命爲共和國武裝力量總司令。9月11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擴充部隊編制，除東方面軍外，組建南方面軍、北方面軍及西部防區(次年2月改編爲西方面軍)，同年12月又組建裏海-高加索方面軍。11月30日成立以列寧爲主席的工農國防委員會，協調和領導軍事機關和民政機關的活動，確保前線和後方的統一。所有這些措施，保證了蘇維埃紅軍的建設及其在各條戰線的初步勝利。
雖然在內戰的進程中，蘇維埃政府控制的地區一度只佔全國領土的很少部分，但全俄的核心區域卻一直控制在蘇維埃政府手中，這裏所說的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勢上的，也是對工業交通而言。這樣不僅從地理上隔絕了各路白軍之間的實質聯繫，更重要的是蘇維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國的工業精華區和鐵路、內河航運的樞紐和幹線。依託工業區，紅軍不僅武器彈藥的生產供應方面佔據壓倒性的優勢(白軍的軍火供應前期只能依賴繳獲，後期則要協約國千里迢迢的從海外運輸)，這些地區聚居的產業工人也成爲了紅軍穩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證。藉助完整的水陸運輸網，紅軍的兵員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輸送到需要的地方、達成局部的優勢。
雖然有工業生產、兵力動員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優勢，但蘇維埃方面也面臨着一個致命卻難以解決的瓶頸問題——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短缺。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對上述核心區以外的廣大農業區缺乏有效的控制，農產品特別是糧食的匱乏成爲整個內戰過程中制約蘇維埃政府的最最嚴重的問題之一。
造成這種窘境固然有主要糧食產區大都屬於敵佔區或交戰區或真空區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紅軍確實控制的地區，糧食的徵集也是困難重重。共產主義的綱領對自耕農佔大多數的俄羅斯農民階級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們有多高的革命熱情像產業工人義務勞動、踊躍參軍那樣自動拿出糧食去支援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將全部力量都用於支援戰爭的政府也無力如農民所願的提供大量他們需要的工業製成品來換取糧食。
對於迫切需要糧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過武力強行徵集一條路了，於是“餘糧徵集制”“戰時共產主義”便在這種迫不得已的大勢下出臺了。這些現在看來未免過激和殘酷的政策固然激化了農民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衝突，以致在內戰已經基本結束的1920年代農村暴亂和軍隊譁變仍然頻繁發生。但是也應該看到，這些因“餘糧徵集制”而激化的矛盾和衝突，其根源卻並不在於“餘糧徵集制”，即使沒有“餘糧徵集制”農民一樣不願意把糧食交給政府。反過來，“餘糧徵集制”雖然激化了矛盾卻也解決了問題，不管如何是收到了糧食——當然代價是沉重而慘痛的——但更是值得的。
最後不得不說的一個話題是紅軍的政工制度。雖然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便已經出現了軍隊政工制度的萌芽，但軍隊政工制度的真正確立確是蘇俄紅軍的首創。和同爲無產階級軍隊的我軍一樣，蘇俄紅軍設立政工制度的目的也是爲了保證和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保證軍隊的穩定和忠誠，但在具體實施的方式方法上兩國兩軍卻存在很大的差異。
和我軍軍政分工合作、各成一體的雙首長制不同，蘇軍的政工幹部雖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也被賦予過與部隊軍事首長相當的權力甚至最終決定權，但從總體上講，蘇俄紅軍的政工人員是依附於軍事主官而存在、通過對軍事主官的影響來開展工作的。紅軍的政工人員在縱向上聯繫不緊密、上下之間沒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政工系統，他們的工作既不獨立也不直接。黨對軍隊的領導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於各級軍事主官，因此也就比較容易受到干擾和制約，控制能力不強。
紅軍行動路線
紅軍的政工幹部在工作中更偏重於對指揮員的監督和管控，而非通過層層設立的黨組織來教育和領導全體官兵，其生命力和影響力都不夠強。在整個國內革命戰爭中，紅軍部隊的潰散、譁變、投敵以及違反紀律乃至犯罪的行爲都不鮮見，可見這種模式的政工制度還是比較原始和不夠完善的，其作用也是相對有限的。雖然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這套政工制度卻是紅軍在艱苦惡劣的環境中能夠堅持戰鬥、爭取勝利而不動搖信念的根本保證。後來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蘇俄模式的政工制度又被國民黨引入，在此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甚至至今都可以在國民革命軍的政戰體系中看到蘇俄紅軍的影子。
白軍
白軍雖然人多勢衆、來勢洶洶，但他們面臨的問題卻不像紅軍的問題那麼好解決。有些問題短時間來看也許並不是很危急，但如果放任下去，其後果無異於慢性自殺。
首先是兵員的補充，在內戰的初期白軍擁有技戰術水平高出對手很多的高素質兵員，白軍中受過良好教育訓練、經驗豐富的軍官充裕到可以作爲普通步兵使用。高素質的兵員是白軍最大的優勢，而補充這些高素質兵員的傷亡，則是白軍面臨的最大的瓶頸問題。畢竟有熱情參加白軍的舊軍人和貴族軍官在數量上遠遠不能與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況白軍在佔領區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體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動員體制，不要說高素質兵員，就是“壯丁”恐怕也難以補充，即使有動員和補充，量既不足，在質上更遠遠不能與最初的那些職業軍人相比。無法克服兵員補充的瓶頸，白軍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軍隊”，它的每一點消耗和損失都幾乎是無法恢復的，每打一仗——即使是勝仗——就削弱一分，勝利越多，損失越多，實力越弱，離最終的覆滅也就越近了。
白軍在軍事上另一個無法克服的問題是缺乏統一的領導與指揮。在蘇維埃政權的各路敵人當中，有忠於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有妄圖復辟諾曼洛夫王朝和沙皇專制的——高爾察克、鄧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亂藉機恢復故國爭取民族獨立的——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畢蘇斯基，有想割據一方佔地爲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換取自由和回家的機會的——捷克軍團、有純粹就是看不慣蘇維埃政府的政策、方針和路線的——叛亂的哥薩克、甚至還有乾脆就是打家劫舍過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馬赫諾。
這些力量雖然都與蘇維埃政權爲敵，但他們的政治信仰和目標卻千差萬別，存在着無法調和的矛盾。即使是目標立場大致一致的力量，彼此之間也缺少人望、能力都足以服衆的領袖人物(由此看來對俄羅斯皇族和被俘的白軍主要將領的果斷處置，應該也有消滅白軍爲之團結戰鬥的精神支柱和偶像的考慮)。這些都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在軍事行動上協調一致、密切配合，也就難免被內線作戰的紅軍各個擊破了。
不僅他們，參與進蘇俄內戰的外國干涉軍也是各懷鬼胎：德意志第二帝國是爲了徹底解除俄國繼續與其作戰的能力，消除兩線作戰的威脅，同時以俄國的資源補充本國原材料和農產品的不足與損失;英國是爲了恢復和維護一個對本國和協約國集團既依賴又合作的俄國政權;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爲了防止德意志第二帝國利用俄國的資源和協約國援助俄國的武器物資繼續戰鬥，並企圖在由沙俄統治下恢復獨立的民族國家中擴展自己的影響;日本帝國是爲了攫取俄國在遠東地區的領土和權益;美國純粹是爲了和其他協約國成員在行動上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