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年）五月，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年僅九歲的太子朱祈鎮即位，次年改年號爲正統。這位皇帝，是明朝歷史上頗具傳奇色彩的明英宗。
說“傳奇”，是因爲他的一生，乃至他總共執政的22年，可稱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他是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有兩個年號的皇帝，也是唯一一個曾經被抓到蒙古做戰俘的皇帝，更是唯一一個在遭到廢黜後能夠重奪皇位的皇帝。諸多的“傳奇”串聯着這一時代中國歷史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朝歷史上第一個“宦官專權”的時代，第一個權傾朝野的大公公王振，明軍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土木堡之敗”，第一次全民動員的“北京保衛戰”……
然而與種種的“耳熟能詳”相比，發生在公元明英宗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的福建鄧茂七農民起義，卻素來被歷史關注不多。
但這場距離“土木堡之敗”僅僅一年，卻一度牽動了整個明王朝神經的動亂，對於明王朝當時乃至後世的影響，卻遠遠大於許多人的想象。
這場起義於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8年）爆發於福建沙縣，其後歷時兩年，起義軍先後攻佔福建沙縣，建寧，延平等二十餘座縣城，史載“控制八閩，三省震動”，明王朝屢剿屢敗，甚至一度在“剿”與“撫”之間搖擺不定，在北有蒙古瓦剌南侵且慘遭“土木堡之敗”的情況下，陷入南北“兩線作戰”的尷尬境地。
而關於這場起義的領導者鄧茂七，封建時代文人歷來更是恨之入骨，明末戲劇家阮大鋮的戲曲《蕩賊錄》，即以鎮壓這場起義爲素材，謳歌了明軍浴血奮戰鎮壓逆賊的“光榮事蹟”。清朝歷史學家徐元文更把鄧茂七與劉通，李自成並稱爲明朝“三大賊首”。《罪惟錄》說這場起義“波及東南數省，荼毒生靈百萬，國之衰運，自此而始。”直接把明王朝走向衰敗的“罪過”安在鄧茂七頭上。
但在福建當地，鄧茂七卻始終享有極高聲譽，閩戲裏有不少以他爲主人公的“英雄戲”，多是勇冠三軍，爲民做主的“救星”形象。到近現代，有關這場起義的評價終於“扶正”，成爲“偉大的反封建運動”。但有關起義的原因以及真實過程，以及起義的領袖鄧茂七其人，比較同時期明英宗的“土木堡慘案”以及蕩氣迴腸的北京保衛戰，不但史家時常一筆帶過，今人更“八卦”的少，這場一度深遠影響了明王朝政局的“東南大動亂”，至今不爲人所熟知。
真實還原這一切，評析歷代對此評價裏的是是非非，還是且讓我們從鄧茂七本人說起吧。
二
鄧茂七，原名鄧雲，江西南城人，祖輩皆是世代務農的“自耕農”，自小勤練武藝，喜抱打不平，在當地頗有勇名。正統初年，江西當地土地兼併成風，其家祖產被當地地主勾結官府豪奪，釀成“土地糾紛”。鄧茂七一怒之下殺死地主，繼而流亡福建，成爲“負案在逃犯”。在福建當地，他改名鄧茂七，在福建沙縣以替人耕種爲生，成爲一個“黑戶佃農”。
而這段人生經歷，也讓他本人有了一個新身份----流民。說流民，可稱是大明朝二百七十年間的“社會不安定因素。”朱元璋建國後，爲發展生產，一面出臺政策鼓勵耕種，另一面也設立了嚴刑峻法，農民無故不得離鄉，離鄉二百里即需要有當地官府的“路引”。但時過境遷，到近一個世紀後的正統朝，自永樂末年開始甚囂塵上的土地兼併之風越演越烈，賦稅加重，徭役頻繁，加上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先富起來”的地主們開始大規模的“兼併風”，諸多自耕農們喪失土地，流離失所。爲生計所迫，他們開始逃亡家鄉，從山東，河南，江南，江西地區，向當時地少人多的荊襄地區以及被稱爲“荒蠻之地”的福建地區大規模遷移，這就是所謂的“流民”。
而在福建，這些遷移的流民並無合法“戶口”，只能依附於當地勢豪之家，靠做佃農爲生。其地位形同農奴，承擔沉重賦稅徭役，僅以福建本地爲例，流民租種地主土地，除承擔高額田租外，也要替地主承擔賦稅徭役，總數是明朝當時賦稅額的十倍。除此以外，還有“春敬”“冬牲”等十幾種巧立名目的供奉，苛捐雜稅下，生活貧困不說，且毫無“合法權益”，任由主人宰割。今天保留的福建當地許多“大宅門”的遺址，宅院內往往設有旱井，其實就是“老爺”們私設公堂處決不聽話的“流民”所用。在歌舞昇平的“大明盛世”裏，他們是“隱藏在黑暗角落裏的人”。
“黑戶”當然有反抗。在宣德末年以及朱祈鎮剛剛即位的正統初年，湖廣一帶就曾發生過千人規模的流民反抗，旋即被鎮壓。而朱祈鎮信任的大公公王振的專權，更給醞釀已久的流民大暴亂加上了“催化劑”。王振得勢後，大肆公開賣官鬻爵。從知縣到布政使皆“明碼標價”，尤其是“天高皇帝遠”的福建，更級職務更是“搶手貨”，價碼節節攀升。知縣一職可賣到兩千兩白銀，布政使一職連翻數倍，高達八千兩。
在福建一地，至正統十二年（1447年），福建各級地方官吏，“買官”的竟佔三分之二。這些人“投資”的人爲“盈利”，到任後當然大肆搜刮地方，巧立名目加派苛捐雜稅，不但大量的負擔轉嫁到“黑戶”身上，連當地“合法戶口”的城鄉百姓也同樣受害頗深。誠如當時明朝吏部尚書王直在奏章裏所痛陳的：“今閩，粵各省，官吏多非正途所出，反盡是捐納（買官）之徒，其爲官一任禍害一方，民苦苛政久矣。”上奏的王直在王振的陷害下遭明英宗痛斥，被“罰俸半年”，而在遙遠的福建，一場大起義已然山雨欲來。
而說到鄧茂七的起家，又不得不提到一個詞——鄉集。這並非是我們今天印象裏的鄉鎮集市。明初商業貿易厲行“專賣”法，但“流民”們賦役沉重，爲生計所迫，時常偷運物品，與當地商戶交易，而彼時福建，“資本主義萌芽”初興，各城鎮商戶衆多，也樂意以低於“國企”的價格與流民交兌貨物，交易的地點，即稱“鄉集”。
在當時，福建有歷史記載的“鄉集”多達四十七個，皆設在州縣交界的“三不管”地區。雖是“雙贏”，卻素來是政府禁止的“黑市”。其運作維持，由當地的“集頭”（即黑幫勢力）操縱，用“潛規則”維護貿易秩序。參與貿易的“流民“和“商戶”要向“集頭”繳納“保護費”，各“集頭”皆擁有人馬，相互間畫地爲牢，也時常爲搶地盤火併。
此外，當地勢豪大戶甚至官衙，也與“集頭”相互勾連，挑撥“集頭”間互相仇殺坐收漁利。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地下秩序”。鄧茂七與弟弟鄧茂八流亡福建後，先在福建建寧做佃農，憑一身武藝繼續“打抱不平”，成爲當地江西籍流民的頭領。
繼而在鄉集“交兌”時，爲給老鄉出頭，當場與建寧“集頭”發生衝突，一番惡戰下，將當地“集頭”當場打死，取而代之成爲建寧“集頭”，很快聚攏了數百人的人馬，成爲他後來舉兵造反的“老班底”。身爲“集頭”，鄧茂七立“交兌之規三十二條”，削減商戶和流民的“保護費”，凡交兌雙方的貿易糾紛，皆不得私下爭執，全由鄧茂七開“集堂”仲裁。甚至對親弟鄧茂八也鐵面無私，一次鄧茂八劫掠商戶，被告到鄧茂七處，鄧茂七下令雙倍賠償，並當衆責打弟弟四十大棍。其處事坦蕩公正，在當地深得人心，對周邊“搶地盤”的“集頭”，鄧茂七也恩威並施，延平，將樂等地“鄉集”，皆被他私下派人活動，“發動羣衆”推翻當地“集頭”，委任親信把持。
至此，這個原籍江西的普通農民，已成威震福建沿海的“江湖大佬”，掌控建寧，延平等地“黑市貿易”，被當地鄉民敬爲“七哥”。不僅在“黑市”上一言九鼎，甚至附近州縣商戶遭官府勒索，也常請他出面周旋交涉，堪稱“黑道白道”皆給幾分薄面的重量級人物。但好景不長，因他聯合商戶抗拒繳納新派賦稅，得罪了花八千兩銀子“買官”的福建布政使林新，被官府聯合當地大戶“嚴厲打黑”，結果“鄉集”被取締，其屬下在“嚴打”中傷亡慘重，紛紛逃散。鄧茂七本人也不得不逃離建寧，躲到福建沙縣避難，雖遭慘敗，但其屬下皆散落四方，勢力尤在，官府也奈何不得。
移居沙縣後，鄧茂七先是“佃農爲生”，繼而被沙縣當地大戶潘鑫收留，潘鑫推舉他爲沙縣“二十四都總甲”，負責統領當地民兵防務。所謂“民兵”，是福建當地大戶爲防“盜賊”，聯合出錢精選各家精壯流民組成的民團。之所以推舉鄧茂七，實則是想借鄧茂七的“江湖影響力”安定地方。鄧茂七藉機將逃亡各處的“老弟兄”紛紛招來，在沙縣編練民團，壯大隊伍。
在與沙縣官府短暫的“蜜月期”後，鄧茂七再行“俠義心腸”，多次因流民受虐以及苛捐雜稅問題，和當地官府大戶屢有爭執，雙方裂痕日深。正統十二年冬，福建遭遇風災，各地損失慘重，但流民要向大戶繳納的“冬牲”，卻照樣一分不能少。在流民的請求下，鄧茂七出面請願，希望“大戶”們能減免今年的“冬牲”，卻橫遭拒絕，與“恩公”潘鑫也當場反目。
盛怒之下，鄧茂七下令流民們拒向“大戶”繳納“冬牲”，此舉一下捅了馬蜂窩。潘鑫與大戶們聯名去縣衙狀告鄧茂七“謀反”，縣令立刻派三百弓兵前去捉拿，孰料鄧茂七的民團訓練有素，竟把“官軍”打的落花流水。長久壓抑的“民怨”徹底爆發，當地流民紛紛拿起武器，協助鄧茂七追繳官軍，僅用一日即攻佔縣衙，沙縣縣令，同是“買官”來的吳濤逃跑不及，被逮後當場斬首。
正統十三年（1448年）二月，鄧茂七殺白馬祭天，自號“剷平王”，即剷除人家不平事之意，徹底“官逼民反”舉起義旗。“七哥”振臂一呼，福建當地應者雲集。尤溪，清流等地也紛紛起兵響應，短短十天，兵力即發展到數萬人，已然是燎原之勢。
三
鄧茂七起義的消息傳至京城後，明王朝舉朝震動，兵部侍郎于謙直斥禍亂根源是王振宦官亂政，並主動請纓南下剿滅鄧茂七。但把持朝政大權的王振卻認爲“烏合之衆不足患”，力主由福建當地自行征剿。結果不足數月，“賊”越剿越大，鄧茂七先向南攻克上抗，長丁，繼而沿武夷山揮師北上，連克寧化，將樂，攻佔福建江西交界的杉關，阻住明軍南下通道，再揮師沿富屯溪南下，佔領邵武，順昌。佔有州縣20餘座，至此福建全省已淪陷大半。所過之處，義軍紀律嚴明，到處“打土豪分田地”，連後來負責鎮壓的寧陽侯陳懋也承認“賊軍（鄧茂七軍）屠掠大戶，卻於細民秋毫無犯，故民多附之”。
與此同時，鄧茂七在其屬地設官署，在農村編訂裏甲，正式“建立政府”，與明王朝分庭抗禮。而另一路鄧茂七的“盟友”，早鄧茂七一年起事的浙江礦工領袖葉宗留，也順勢從浙江南下福建，佔領另一處江西入福建的要道車盤嶺，與鄧茂七相互配合，遙相呼應。
事到如今，派曾參加過北征蒙古戰役的監察御史張海，率四千“中央軍”南下福建延平，征剿正圍攻延平的鄧茂七，延平城高池深，鄧茂七多次攻擊受挫，偏巧此時張海到來，張海驕橫，不顧延平知府鄧洪勸阻，堅持主動出擊與鄧茂七決戰，結果行至延平外二十里的雙溪口時，鄧茂七早已設伏，先派小部隊誘引明軍入雙溪口，繼而大部隊切斷明軍退路發起攻擊，惡戰之下，明軍指揮張都戰死，張海躲在屍首堆裏裝死，方纔狼狽逃回延平城，所部明軍全軍覆沒。敗報傳來後，明王朝滿朝皆驚，欲繼續派大軍進剿，卻傳來了倭寇侵擾山東的消息。
都察院右都御使丁暄建議對鄧茂七“招安”，這丁暄是正統時期有名的“賢臣”，曾在山東，河北，陝西等地做地方官，在任期間懲治貪污，安撫百姓，素來頗有政事。而此時王振也擔心福建叛亂屢剿不平，會牽出之前自己“賣官鬻爵”的醜事，便也想息事寧人。是年六月，明朝遣丁暄爲使，南下福建“招撫”鄧茂七。而在鄧茂七義軍內部，“主和”聲音也不斷，部將蔣福成，蘭德隆等人皆認爲，以福建一地，勢必無法和整個明王朝抗衡，只要朝廷能夠答應義軍條件，減免福建稅賦且給予流民“合法身份”，招安不是不可。衆議之下，鄧茂七也頗動心，遣使至延平，聲稱只要明朝封他爲“福建剷平王”，就可停止作亂。一場震撼東南的叛亂，至此已接近“和解”。
但偏巧先前戰敗的張海以及延平知府鄧洪敗事，朝廷“招安”的消息傳出後，鄧茂七本已解除對延平的包圍，後退三十里，但張海等人認定鄧茂七鬆懈，企圖藉機立功，竟派2000官軍突襲鄧茂七，鄧茂七猝不及防，初戰失利，但隨即整頓兵馬痛打明軍，2000明軍全軍覆沒。
經此一戰，鄧茂七部上下徹底斷了“招安”的念頭，數日後丁暄抵達延平，聽聞此事後氣得“嘔血數升”，大罵張海和鄧洪兩人“庸臣誤國”。但事到如今，丁暄還是“明知不可爲而爲之”，派使者求見鄧茂七，力陳上次的事情是“誤會”，並送上赦免鄧茂七罪過的“赦書”。鄧茂七卻早不抱幻想，衝使者笑罵道：“打下延平和建寧，整個福建就是我的，還用你赦免嗎？”大手一揮，使者被拉出去砍頭祭旗。
隨後，鄧茂七派部將陳敬德南攻泉州，自己親率主力攻打延平。可憐“賢臣”丁暄，招安不成，只得坐守延平，苦守待援。同時，鄧茂七再其老巢沙縣西南陳山寨設大本營，斬首此前曾力主招安的多名部將，命三軍誓師，訓話道：“我等與明廷，從此有我無他，勝則王，不勝則死。”
四
至明正統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鄧茂七已佔領福建州府二十七縣，且兵鋒威脅江西。這期間明王朝三次派兵南下征剿，均大敗而回。至次年一月，明王朝痛下決心，任命名將寧陽侯陳懋爲“徵南將軍”，精選京營以及山東，山西，浙江，江西各地精兵共四萬七千人，南下平定鄧茂七。這支軍隊包括屢次在山東，浙江痛擊倭寇的“備倭軍”，在北方邊境數次擊敗蒙古人的宣大精騎，以及掌握“高科技武器”的大明神機營精銳，可稱是優中選優的“明星陣容”，統帥陳懋，更是彼時戰功赫赫的名將。
明軍從江西入福建，先奪取鄧茂七重兵把守的杉關，繼而層層推進穩打穩紮，一路捷報頻傳。強大軍勢下，鄧茂七收縮兵力退守沙縣，企圖利用福建當地多山的特點，阻擊不熟地理的明軍，此舉果然奏效，明軍遭到阻擊後，無力攻擊陳山寨，只得暫時紮營。雙方在延平，沙縣一線形成相持。
強攻不成，陳懋隨即開展“地下工作”，其部將張鍇率浙軍入閩，招降了鄧茂七的部將羅汝信，正巧此時瓦剌犯邊，北方邊境告急，陳懋隨即命羅汝信在鄧茂七軍中散佈“朝廷大軍北返”“延平空虛”的消息，鄧茂七果然上當，隨即於二月九日率主力部隊北進，再攻延平。
之所以如此，不僅因爲羅汝信等人散佈謠言，更因爲陳懋到福建後厲行“堅壁清野”之策，斷絕鄧茂七與周邊州縣的聯繫，導致鄧茂七部錢糧匱乏，已拿久持，只有冒險出擊延平，意在“撈一把”。
二月九日深夜，鄧茂七軍與延平本地福建軍遭遇，接戰後大破福建軍，追抵延平城下，這時候伏兵殺出，陳懋精心佈置的“神機營”“浙軍”“宣大精騎”三支主力，已然對鄧茂七形成合圍，經過浴血奮戰，鄧茂七部全軍上下人人奮勇，皆力戰而亡，鄧茂七在突圍時中箭犧牲。
隨後陳懋乘勝追擊，三日後攻破鄧茂七的陳山寨大本營，殺鄧茂七之弟鄧茂八。之後或打或拉，在福建當地陸續平定陳敬德，王十三，劉老九等鄧茂七餘部的作亂，至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三月，持續三年的福建鄧茂七之亂，終於徹底平定。
其後，明王朝依徐有貞（即後來害死於謙的大奸臣）建議，在福建當地重新修訂《黃冊》《魚鱗圖冊》，把流落福建的數十萬流民盡數登記在冊，給予“合法戶口”。鄧茂七之亂期間沒收併發放農民耕種的土地，也一概承認其“土地產權”，此後，福建人口劇增，墾田數大增，成爲國家財政收入裏的“納稅大戶”，這個中原士大夫眼中的“荒蠻之地”，開始了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
二十年後的成化年間，擔任福建布政使的楊越就說：“自鄧賊之亂後，閩地（福建）田畝翻倍，賦稅激增，蓋國朝（明朝）之前所未有也。”至明朝中後期的萬曆時代，福建已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集中地，泉州，福州等地更成爲世界聞名的“國際貿易口岸”，萬曆時期曾任戶部尚書的王國光也在其文集裏承認：“福建之興，蓋正統之亂（鄧茂七起義）後肇始。”
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就在明王朝派遣“明星陣容”全力圍剿鄧茂七的正統十四年（1449年），同年七月，明王朝又起兵五十萬，由明英宗朱祈鎮親自統帥，開始了對蒙古瓦剌的“御駕親征”，“兩線作戰”的結果卻截然不同，就在陳懋徹底平定鄧茂七陳山寨大營半年多後，瓦剌大軍也向被圍困在土木堡的五十萬明軍發動總攻，一舉活捉明英宗朱祈鎮，製造千古奇辱。之後瓦剌大軍迫近北京，兵部尚書于謙統籌北京保衛戰，本想調陳懋的浙軍北返，但因福建戰事牽制，最終只調回一部。
景泰元年秋，明朝遣右都御史楊善出使瓦剌，瓦剌嘲諷“土木堡之役，大明軍何以不堪一擊。”楊善答道：“六師勁旅全被徵調南征（即征討鄧茂七），所以一戰即潰”。可見“鄧茂七之亂”對於明王朝的牽制不小。這場戰亂造成正統朝最後三年“外有胡虜犯邊，內有流賊作亂”的情景，似也爲二百年後，以相同方式滅亡的明王朝，提前預演了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