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6日，一則《青年援馬團宣言》出現在《申報》上。宣言說：“同志們，同胞們，血鐘響了，強盜已經闖到了我們的面前，敵人的刀子，已經擱在我們的頭上，我們還能睡着做夢嗎？還能坐視不理嗎？醒吧，起來，趕快起來，衝上前去，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殘暴的日本，挾其無止境的慾望，侵佔我土地，毀壞我文物，屠殺我同胞，擾亂我內地……我們還不覺悟嗎？還能靠政府外交來解決，靠國際公理來維持嗎？醒醒吧，不要老是做夢呵！我們要想保全國家，要想維持公理，只有起來誓死抗日。看呵！馬占山將軍，不是以一師一旅捍衛疆場，屢挫敵兵嗎？……我們不忍國家淪亡，不忍束手待斃，所以糾合同志，組織自動赴東北援馬抗日團，拿我們的才力去幫助馬將軍驅馳，拿我們的熱血去與倭奴拼死活……我們只有去幹乾乾，我們只有去殺殺殺，我們只有死死死！同胞們，願意的來吧，來共同幹去殺去死去……倭奴不去，誓不生還！”
轟轟烈烈的出發
青年援馬團的組織者名叫張少傑，1901年生，湖南祁陽人，北京工業大學肄業後任職於奉天航空處，1925年10月考取第二批東北軍官費生，赴法學習飛機專門技術。九·一八事變後流亡關內。東北淪陷，國民政府希望依靠國聯解決問題，採取不抵抗政策。只有黑龍江省代理主席馬占山積極率軍抗日，尤其在江橋戰役中，與日軍血戰三天三夜，澆滅了敵人的氣焰。全國民衆紛紛捐款捐物，或組織慰問團、後援會支援馬占山抗日。張少傑發起的青年援馬團，是所有團體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個。
張少傑發出組織援馬團的宣言後，馬上得到了滬上熱血青年的迴應。1931年11月21日，援馬團成立大會在四川北路青年會舉行，到者工商學界青年千餘人。張少傑演說後是宣誓環節，大約160位青年刺破手指，滴血宣誓，表示捐軀赴國難的決心。24日，援馬團召開了第二次團員大會，到者140餘人，決定設置宣傳、組織、訓練、總務四股，活動經費由參加者先行墊付，日後再向各界籌款。當時，從廣州起兵援馬的張發奎正駐上海。張少傑前去面見請求機宜。張發奎問：“何時去東北？”張少傑答：“時間還沒有確定。”張發奎問：“如果政府不允許你們北上怎麼辦？”張少傑答：“我們會徒手前去，死也要死到東北。”接着，張少傑又說：“我們赤手空拳，沒有武器，鈞座能否供給？”張發奎當場允諾贈予武器。
援馬團得到了張發奎的允諾，影響力大增。市民龔勝華認捐滬南區第六圖土地一畝九分，各銀行公會和地方團體也伸出援助之手，給援馬團援款。1931年11月30日，第三次團員大會召開時，已經有五百零五人滴血盟誓。其中有“軍事人才185人、政治人才59人、工程8人、救護3人、後勤15人，其中大學生39人、中學生82人、軍警35人、醫生9人、電訊人員5人、商人79人、其餘是工友”。團部最初租賃沙商棧五樓活動，後遷入湖南製造局舊址辦公。據報載，團部事務極爲繁忙，團員或忙於宣傳聯絡，或繪製標語，或組織訓練等等。各種機構、團體、抗日大會紛紛請張少傑前去演講，張少傑也樂於應邀，每天奔走於各處發爲演說，成了報紙上的名人，忙得不亦樂乎。
援馬團成立後，每日在公共體育場從事訓練，正式人數達三百多人。其中一個重要的活動便是示威遊行。1931年12月1日下午二時，援馬團在上海公共體育場集合，舉行大遊行。遊行開始前，張少傑登壇演說，稱九·一八事變是中國前所未有的大恥辱，援馬團將奔赴東北抗日，要將熱血灑向東北，希望全國民衆將來踏着援馬團的血跡前進云云。隨即，由民立中學軍樂隊做前隊，團員戎裝草鞋，扛着一口大紅棺材，表示不打敗日本誓不生還。據稱，當時觀者如堵，場面悲壯激烈。12月3日，援馬團再次在公共體育場集會。會場懸掛着中山遺像黨旗國旗，中間仍放着那口標誌性的大紅棺材，上面畫了一個骷髏，並有“到東北去”的旗幟一面。張少傑再次演講，表示決心赴死。時有記者採訪，問何時出征。張少傑說，目前在與鐵路局接洽，無論鐵路局允許與否，將於7日到南京。在南京遊行一週後，乘津浦車北上，到達東北參加抗戰雲雲。
四分五裂的收場
12月9日，援馬團從上海出發。300多名團員皆着戎裝，以六人擡棺作爲前隊，自購車票準備登車。萬名市民集結於上海北站，其中有白髮父母勸獨子回家，也有紅顏揮淚送別情郎。鐵路局接到政府指令，拒絕團員乘車，團員集體臥軌威脅。按理說，此舉必定會使鐵路局屈服，然而張少傑當場決定，全體棄車改爲步行。對於堅持臥軌的團員，張少傑強迫其服從。援馬團到達崑山時，鐵路局已允許乘車，張少傑仍堅持步行。有團員表示異議，痛哭流涕而中途退出。團員擡棺到達蘇州，民衆在道路兩旁迎候，甚至有人焚香頂禮膜拜。援馬團在蘇州四處演講宣傳，引得不少蘇州熱血青年臨時加入。後來成爲著名作家的徐遲，當時就讀於東吳大學，聽到宣傳，偷偷加入援馬團，擔任了擡棺的重任。援馬團過無錫，經常州，到鎮江，處處停留，12月19日纔到達南京。在南京停留十日，團長張少傑面見各種要人，參加各種活動，29日才登車出發。
當時的報紙，對援馬團曾有許多評論，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魯迅以“不堂”爲筆名，發表於1932年1月《北斗》雜誌的《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一文。他說：“這以後的中國式的‘堂·吉訶德’的出現，是‘青年援馬團’。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政府要訴諸國聯，他們偏要自己動手；政府不準去，他們偏要去；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了，他們偏要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着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在魯迅看來，援馬團的行爲，實際如堂·吉訶德一樣愚蠢。然而，堂·吉訶德是真誠的頑固不化，援馬團卻更爲複雜。東北戰事急如風火，張少傑卻不準乘火車，步行去東北；東北冰天雪地，他們卻單衣上陣。綜觀援馬團的各種表現，會發現形式大於實際，尤其是團長張少傑，似乎抗戰的動機並不單純，態度也沒那麼真誠。
果然，援馬團到了北平，已經是1932年1月。該團並未直接上前線，而是停留在張少傑的母校———北平大學工學院(即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當局不同意學生上前線。馬占山也通電關內，聲言不需要學生軍的支持。不久，淞滬事變爆發，部分團員認爲，上海已經成爲戰區，在家門口即可抗日，何必遠走東北？遂有部分團員南歸。由此，援馬團已經四分五裂，無形之中解散。徐遲與另兩位成員希望去前線抗日，決定自行投奔山海關守將何柱國。三個人穿着軍衣，在火車上遭到憲兵盤問。由於既無證件，又無官憑，最後被趕下火車，未能成行。至於團長張少傑，也率領幾十人離開北平，不過未去東北，只是到達長城腳下———河北省撫寧縣東北義勇軍駐地，至於到撫寧之後的事更頗有戲劇性了。
一生“不靠譜”到老
事後，一位化名“馬戲”的援馬團成員寫了一篇《援馬馬兒溜了繮，愛國只爲愛作官》的文章發表在《文藝新聞》上。文中說：“人只剩二十餘個，因爲團長的親信人和平時很滿意的人，都派在後方做工作了，做什麼則不得而知。團長只使一些非親非貴的其他團員到前方，死了更好，他好向民衆誇功，向官家領餉。再前進就是綏中前線了，雖然團長有皮大衣而且有以備逃走時好化裝的棉袍，我們則帽、鞋、背心，仍一無所有。錢是我們團員募捐來的，他卻拿去使用、擺闊。到了撫寧有人提議算一算賬目，於是團長則說不便攜帶，麻煩得很，那些募捐的存根燒了的好。燒沒有燒成，給我同一些人反對了。但，從此他竟顯然敵對我們了，越恨我們了！今天派幾個，明天派幾個，穿着單褲出關去，不死當是命大！團長做了官了，升了第四路義勇軍的總參謀長，他可以隨便把人押到公安局或什麼部隊去。”他認爲，援馬團只是張少傑等少數幾個人做的一筆投機生意，於是大呼上當受騙，逃離了援馬團。
另有一篇署名廣仁、發表於《時時週報》的《援馬團幹些什麼？》，也對援馬團尤其是張少傑的言行進行了質疑。作者認爲，參加援馬團的成員，大多是真心抗戰的熱血青年，但團長卻是個投機分子。大多數成員不主張步行，團長卻堅持步行，如果一步一步走到黑龍江去，恐怕要三年的時間，還如何救國？援馬團成立後，委任了許多顧問諮議之類的角色，表現出十足的官僚主義色彩。張少傑在上海、南京，不是今天謁見張發奎，便是明天覲見汪精衛、鄒魯，完全是在積累個人資本。張少傑四處演講活動，實行的是“新聞政策”，目的是通過組織援馬團出風頭和弄一點錢。因此，嚴格來講，團長實際是援馬團中的“奸細”，希望團員聯合起來糾正團長“這種可恥的行動”。
張少傑也並未在前線久留。據其自述，一次行軍途中馬失前蹄，險些被日軍俘虜，幸虧一位張姓的老大娘救護脫險。不過，這次馬失前蹄導致身體傷殘，只能離開義勇軍，回到南京。其後，張少傑考入陸軍大學，其後又入法國陸軍大學深造。學成後，回國“參加全民抗戰”。不過，既然“身已傷殘”不能抗戰，爲何還可繼續從軍？被老大娘相救，也頗似演義小說中發生的情節。至於抗戰中的張少傑究竟參加了哪些戰役，取得了哪些戰績，至少從新聞上沒有看到任何信息。從這個角度講，他決非衝鋒陷陣的軍事長官，應該只是在後方擔任參謀之類的角色。國共內戰時，他擔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獲少將軍銜。1949年敗退臺灣，以中將軍銜退休，終老於高雄鳳山縣。
著名歷史學家馮筱才曾在名文《近代中國的“僭民政治”》中認爲，20世紀的很多政治行動都充滿了表演性，冠冕堂皇背後隱藏着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張少傑組織援馬團，到底是真心抗日還是表演，不太好講。至少從各種資料來看，其人的言行，用今天的話講便是“不靠譜”。甚至到了晚年，張少傑也留下了許多“不靠譜”的記錄。
回顧張少傑組織援馬團這段鮮爲人知的往事，會發現這段評價並不過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