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11日是任窮百年誕辰紀念日，他離開我們已近5年了。這幾年，我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對他的回憶與思念，伴隨着我生命的每一天。——鍾月林
相識在長征路上
1915年我出生在江西於都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8歲做了童養媳，15歲參加革命。長征時，我是中央縱隊30名女紅軍中年齡最小的。行軍途中，幹部團團長陳賡常在休息時到我們這兒來看望幾位大姐。一次有人問他：“我們怎麼從沒見過你的政委啊？ ”他笑着說：“走，我帶你們去見他。 ”我們幾個當即跟着他去看政委宋任窮。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很文靜，話不多，一張樸實和善的面孔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後來，常見他在行軍途中小憩時寫日記，發現他很愛學習。隊伍中的同志都說任窮正派、厚道，是個好人，我對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1935年10月，紅軍歷經千難萬險，到達陝北重鎮瓦窯堡，中央紅軍從此有了家，有了自己的根據地。不少同志相繼結婚，賀子珍大姐給我介紹了宋任窮。在長征途中，我和任窮相互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於是都同意了。
1935年12月12日，我帶着鋪蓋去了抗日紅軍大學政委宋任窮的住處。那是一個不到8平方米的小窯洞，一盤土炕，一個竈臺，沒有添置新的生活用具，也沒有舉行儀式，我們就結婚了。婚後我就下鄉做婦女工作，回來後任窮告訴我，幾位大姐開他的玩笑，讓他請客。他拿出僅有的兩三塊紙幣，請賀子珍、鄧穎超、蔡暢、鄧六金等幾位大姐和紅軍大學的幾位同事吃了頓飯，算是補辦了婚事。
我一生牢記結婚的日子，是因爲一年後任窮從前線給我來信，說今天是個好日子，是我們結婚一週年紀念，又發生了西安事變，抗戰有希望了。婚後第三天，周恩來副主席找任窮談話，派他去陝北前線劉志丹任軍長的紅28軍當政委。雖然剛結婚，但我們毫無怨言。任窮對我說，以後他的工作調動會非常頻繁，組織叫去哪兒就去哪兒，也可能會去敵佔區打游擊，讓我有個思想準備。我毫不猶豫地說：“爲了抗戰，你去哪兒我也要去哪兒。 ”
革命征途，風雨相伴
抗日隊伍在前方離不開無線電聯繫。任窮走後，爲了能上前線，我進了軍委電信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在延安電臺工作。 1938年初，爲了儘快創建冀南平原抗日根據地，129師組建八路軍東進抗日遊擊縱隊挺進冀南，由陳再道任司令員，宋任窮任政委。
1938年5月，我向毛主席要求上前線，主席開玩笑地說：任窮來信了嗎？現在前方女學生可多了，你是不是怕他變心了喲？我說，我知道他不會的。因爲任窮臨走前曾囑咐過我，前線交通不便，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說法，你什麼都不要信，只有我的信才能相信。葉子龍根據毛主席的口述，給前方發了封電報：鍾月林已從無線電學校畢業，要到前方工作。宋任窮現在何處，請回電。一個多月後才收到回電。毛主席告訴我，張經武和江華等同志8月要去華北，讓我和他們同行。我們在路上遇到鄧小平同志，他告訴我任窮病得很厲害。我聽了大驚，恨不得插翅飛到他身邊。 9月份，我終於趕到任窮的駐地——離南宮縣八里之外的韓家莊。原來，任窮是得了副傷寒，連日高燒不止，部隊把棺材等後事都準備好了。當時前方缺醫少藥，我惟有細心照料，他的病終於奇蹟般的好起來了，但此後體質一直很弱，一隻耳朵聽力也不好。後來我才知道，任窮一個多月沒回電，不只是因爲生病，還因爲前方除了康克清大姐和劉伯承夫人汪榮華，清一色都是男同志，任窮覺得自己不能破例。直到得知我來前方是主席批准的，才同意了。 1938年9月，我被分配到129師冀南軍區電臺工作。從那時起，不管是艱苦的戰爭年代，還是新中國建立後艱難創業的歲月，除了被批鬥中被迫分開挨批斗的日子，我倆一直攜手相伴，再也沒有分離過。
冀南八年艱苦抗戰
1938年3月上旬，任窮率領騎兵團和一個獨立支隊從太行山奔赴冀南，與東進縱隊會合後，開闢平原抗日根據地。從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堅持了極其艱苦的八年抗戰。 1942年，日寇“鐵壁合圍大掃蕩”，冀南根據地被嚴重分割蠶食，損失慘重。當時任窮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爲了他的身體和安全，力勸他留在太行山。任窮說：“越是危險我越應該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軍和共產黨還在，就有了主心骨。 ”經劉鄧首長批准，任窮帶領200多名幹部學員返回冀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戰最艱苦的年月。日軍經常組織大規模的“掃蕩”、“合圍”，抗日根據地被嚴重分割。有的村莊距離敵人的炮樓、碉堡只有兩三里路，敵人隨時可組織襲擊。戰鬥頻繁激烈，又偏偏遇上歷史罕見的自然災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災，入秋後白花花的鹽鹼地顆粒無收。旱災又伴隨着蟲災，蝗蟲一來，如黑雲遮天蔽日，頃刻之間寸草不留，冀南524個村的莊稼全被蝗蟲吃掉。日寇還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災荒過後痢疾、霍亂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無數。有些地方屍橫遍野，甚至成了無人區。在這樣的情況下，抗日根據地的鬥爭更加艱苦卓絕。沒有食鹽，大家就把鹽鹼地面的硝鹽刮起來，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當鹽吃，苦得難以下嚥。沒有糧食，任窮就帶領軍民開展生產自救。他和戰士們一起拉犁耕地，4個人拉一張犁，每天耕3畝地。他身體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條腿前面全爛了，但他仍堅持下來。
到了1943年，日寇的“掃蕩”更加頻繁，一年大小戰鬥4000餘次，平均每日達10多次。爲了保護幹部，主力部隊暫時撤回太行山。劉鄧首長多次指示任窮把區黨委和軍區領導機關撤到平漢鐵路以西相對安全的地方，但任窮和幾位領導堅持不撤。他拖着虛弱的身體走遍村村縣縣，佈置工作，發動羣衆，和冀南軍民咬緊牙關，堅持抗戰，一起度過最艱難的時期。冀南老鄉都認得他的馬，說只要看見宋政委的馬，我們就知道他還在，我們就有了主心骨！冀南百姓親切信賴地給了他們一個稱呼：“咬牙幹部”。
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我們有3個兒女餓死病亡。大兒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兒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掃蕩"中餓死了；災荒中出生的三女兒適荒1歲多時也餓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場，任窮說，今後我們誰也不要再提適荒。最讓任窮一輩子念念不忘的卻是血灑冀南大地的廣大指戰員和地方黨政幹部，和那些在戰爭與災病中死去的無數百姓。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犧牲了肖永智、袁鴻化、桂承志等70多名軍隊和地方幹部。每當任窮追憶起129師七分區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與惋惜。肖永智15歲參加紅軍，政治軍事上都過硬，是難得的棟樑之才。肖本已接到去太行山黨校學習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卻向任窮堅決請求帶隊打完關鍵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戰鬥中犧牲，年僅27歲。任窮萬分痛心，說如果當時我下個死命令讓他去學習，他也就去太行山了。任窮暮年，仍清楚地記得犧牲在冀南戰場的團以上幹部的姓名。我曾隨他去了冀南、山東、陝北等地烈士陵園、一一祭拜犧牲的戰友們。我理解任窮，他是以一生的忘我工作來替烈士們還願。
在和日軍相持的幾年裏，爲了有效地打擊敵人，防止意外犧牲，我軍多在夜間行動。任窮一直嚴格要求部隊，天不亮不許進村擾民，不管下雨下雪，隊伍都要在村外等待天亮，老鄉起牀。初到冀南時，老百姓聽信敵僞宣傳，不敢接觸我們，大姑娘都躲藏起來。後來，老百姓親眼看到八路軍秋毫無犯，很快就對我們親如一家了。常常是頭天知道我們要來，就把房子騰出來，還特意留下當時格外珍貴的鹽。冀南百姓生活那麼苦，但他們對八路軍的支持卻是全心全意的。任窮常常教育孩子們，我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老區百姓對軍隊的支持，是他們用血汗和生命支持了我們，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就沒有抗戰和革命的勝利。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開的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任窮被選爲中央候補委員。消息傳來，他不敢相信，以爲電臺播錯了。說來難以置信，任窮作爲長征幹部，自到瓦窯堡被派往紅28軍起，一直戰鬥在前線，沒有去過延安。直到1983年，他才和我一起去了趟延安，了卻了他幾十年的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