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在我國西北的甘、寧、青地區，存在着數股強大的回軍武裝力量。由於其首領皆爲甘肅河州回族馬姓，故稱“馬家軍”，俗稱“西北羣馬”。因割據範圍不同，又分成“寧(夏)馬”、“青(海)馬”、“甘(肅)馬”等，其勢力還曾擴張到新疆。馬家軍原爲家族武裝勢力，它們參與了當時中國政壇的紛爭，先後依附清政府、北洋軍閥、馮玉祥、蔣介石等，統治西北地區數十年，產生了一批顯赫一時的馬姓軍閥。他們以“甘、河、回、馬”(即甘肅人、河州人、回族、馬姓)這四條爲用人標準，核心權力採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封建繼承方式，經數十年的發展，逐漸成爲左右西北局勢的軍閥武裝。
20世紀40年代後期，“羣馬”中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三個集團最具實力，人稱“西北三馬”。當西北各族人民歡慶翻身解放之時，“西北三馬”也面臨着前途的抉擇，他們因各自的行爲而造就了天壤之別的結局。
青海“土皇帝”馬步芳在埃及當寓公，在沙特當“大使”，荒淫本性不改。
馬步芳，字子香，甘肅河州(今臨夏)人，1903年出生。早年曾入寧海軍官訓練團，結業後在其父馬騏和叔父馬麟統率的青海地方軍事集團中供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歷任旅長、師長、軍長、縱隊司令、集團軍總司令。1936年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1938年任青海省政府主席。抗日戰爭期間任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兼陸軍第八十二軍軍長，派兵參加抗日戰爭。1945年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1948年9月兼任西北軍政副長官。馬步芳家族統治青海40年，尤以馬步芳最爲殘忍兇狠、荒淫橫暴，人稱“土皇帝”。
1949年5月，華北、華東地區的戰爭形勢一日千里，西北地區也解放在際。李宗仁一面在作倉皇南逃的準備，一面還強打精神與馬鴻逵共商改組西北軍政長官公署的計劃。原來，原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已率代表團去北平參加和談，所遺職務現由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以副長官名義暫行代理。儘管解放軍的攻勢已如破竹，卻還有少數執迷不悟者，仍舊在做着接任西北軍政長官職位、再當幾年“西北王”的黃粱美夢。
“西北羣馬”中實力最強的，是寧夏馬鴻逵和青海馬步芳兩家。馬步芳大力開展“黃金外交”，走上層路線，給李宗仁、白崇禧、閻錫山等國民黨大員送禮。白崇禧幾經考慮，認爲馬步芳是匹“野馬”，雖難駕馭，但還可以拿出來拼一拼，容易利用，而馬鴻逵則是一匹“滑馬”，常以“保境安民”爲由保存實力，有些靠不住。當然，馬步芳的實力還是在馬鴻逵之上的，這也是他最後競得軍政長官一職的主要原因。
1949年5月18日，馬步芳被任命爲代理西北軍政長官，同時還以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實現了他夢寐以求的當“西北王”的夙願。7月，由於張治中留在了北平，馬步芳就正式擔任了西北軍政長官。
馬步芳大刀闊斧，對西北長官公署的原有高級人員，作了大規模調整，凡行政、財經、建設等“肥缺”，一律由“馬家將”充當，只留下屬桂系的副長官兼參謀長劉任等人。
另外，馬步芳故意留下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以抵制馬鴻逵，等時機成熟再逼他讓位。馬步芳還發動各地大肆獻馬獻旗，派代表來蘭州祝賀，爲自己大造聲勢。蘭州擠滿了前來獻禮的代表，連日大擺宴席，跳舞作樂。馬步芳任命的蘭州城防警備司令趙瓏大肆搜捕共產黨和進步人士。馬步芳指示他們要“寧可錯殺一千，不讓走脫一人”，凡發現對馬步芳黑暗統治有不滿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槍殺，之後更是頒佈了《緊急治罪法》，實施法西斯統治，把死刑擴大到了無所不包的範圍。
但馬步芳的迷夢很快破滅。8月20日，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在彭德懷指揮下發起了蘭州戰役。就在解放軍對蘭州發起總攻的前一日，馬步芳悄悄溜回了老巢西寧，留兒子馬繼援督促部下作拼死一戰。馬步芳花重金僱陳納德“飛虎隊”9架飛機，將歷年搜刮來的財富源源不斷地運往國外，先運往香港，後運往中東。
8月27日，蘭州解放。廣州國民政府不放過馬步芳，8月27日，國民黨國防部長徐永昌受閻錫山委派，飛抵西寧，一面要追究馬步芳的責任，一面指示他以西寧爲基地作困獸之鬥。馬步芳不服氣，同徐永昌大吵一通。
最後，馬步芳藉口要向國民黨中央求援，帶着一大羣姨太太乘上陳納德的民航大隊飛機，揹着徐永昌飛往重慶，永遠離開了自己殘暴統治了40年的青海。
9月6日，到達重慶的馬步芳得知西寧已被解放軍攻佔，號啕大哭。也抵達重慶的徐永昌一方面責難馬步芳，另一方面藉機扣留了馬步芳運到重慶的一部分財富。馬步芳不敢在重慶久留，不久就飛抵廣州。馬步芳電令還在西北戰場上的兒子馬繼援速來廣州會合。不久，馬氏家族和青馬集團的部分核心人物也先後彙集到廣州。
但廣州也非久留之地。9月下旬，馬家所有人員遷到香港，聚居於皇后大道100號，這是北臨海灣、南靠香港山腳下的一條繁華大街。在此期間，10月上旬，蔣介石電召馬步芳去臺灣。馬步芳無奈，不得不遵命到了臺灣。他把西北戰場失敗的全部責任完全推到了馬鴻逵的身上，而蔣介石卻命他重返西北，收拾殘部，繼續同解放軍對抗。西北戰局已無法挽回，這實際上是叫馬步芳去送死，馬步芳不寒而慄，遂萌生去意。
10月初，臺灣當局的“行政院”召集第52次會議，以馬步芳擅離職守，給予“撤職議處”的處分。馬步芳感到此生作惡太多，再在臺灣呆下去後患無窮，決定離開。他施展了慣用的“黃金外交”，以2000兩黃金賄賂了能在蔣介石面前說得上話的國民黨元老吳忠信，由吳向蔣周旋，才獲准暫不返回西北。馬步芳深知自己的所作所爲和惡人先告狀的做法難以持久，一旦馬鴻逵赴臺，一定會同他算賬。
10月11日，馬步芳飛回香港，以到麥加朝覲爲由請假，辦了出國護照。爾後，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親屬部下，包租了英國航空公司的3架專機，大人小孩共200多人，從香港飛往沙特阿拉伯王國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後，沙特國王特地接見了他，並表示要贈送他一輛小汽車，馬步芳婉言謝絕了。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購買了4輛小汽車，率部分人員前往麥加朝覲，併到麥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爲當地天氣太熱，只得暫時轉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後，馬步芳又帶着隨行人員遷往吉達海港，那裏氣候比較涼爽，各國駐沙特領事館多建在該市。
自1950年起，馬步芳遷居埃及首都開羅。他在開羅住宅區馬爾地33號購買公寓一院，作爲自己的私宅，其內部的裝修陳設超過王宮。他另外購買13層樓房一幢，作爲其餘人員的住所。爲了不坐吃山空，馬步芳開了一個舞廳和三家酒店。
馬步芳爲人荒淫無恥，在國民黨上層中少見。在大陸時，他曾公開說：“生我、我生者外無不奸。”部屬的妻女，自己家族的胞妹、侄女、兄嫂、弟媳，都難逃他的魔爪。在埃及，馬步芳仍然難改其風流本性，酒店的女侍、舞廳的舞女、隨他到開羅謀生的部屬的家眷，都被他姦淫。甚至連他的外孫女，也遭其強姦，後生下一個兒子。爲了掩人耳目，馬步芳親手將這個嬰兒殺死。據後來旅居中東的回族僑民向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控拆，包括漢、回、滿、蒙、藏、哈(薩克)、撒(拉)等各族女性在內，被馬步芳蹂躪過的，不下5000人。
與此同時，馬步芳還大做走私生意。過去國民黨政權撥給他的大批軍費，都被他兌換成黃金後私吞了，聽說黃金在印度黑市上值錢，便組織偷運倒賣的勾當。
1957年，因埃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歡迎的馬步芳又遷居沙特阿拉伯居住。馬步芳從權力頂峯一下子跌落到漂泊海外過着寓公生活的普通老百姓，每天無所事事，就聘請了中、阿文家庭教師，堅持同全家大人小孩一起學習阿拉伯語和文字，還請人給他讀《古蘭經》，似乎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了。從表面上看心態還較平和的他，常對身邊人說：“打天下，坐江山，誰勝誰坐，還不是那麼一臺戲!”“到哪個山裏砍哪個柴，這有什麼不行的。”
兒子馬繼援不久從國內逃了出來。父子一見面，馬步芳就面帶笑容地說：“啊!你來了，你來了就好，把軍隊都交給他們了嗎?”馬繼援答：“都交給他們了。”馬步芳說：“這就對了。”總之，馬步芳平日裏沒有表現出多少沮喪的情緒，似乎清閒愉快、自得其樂。但是當國際形勢有了風吹草動之時，他的反共嘴臉就暴露無遺。
50年代末，臺灣當局想乘國際反共反華、社會主義陣營出現矛盾和青海藏區、甘南地區發生過一些民族糾紛和衝突的機會，妄圖策劃反攻大陸。馬步芳也抓住機會吹噓，由他指揮的游擊隊仍在大西北堅持反共鬥爭。他還詭稱，大陸來朝拜的人員當中就有他的游擊隊代表和聯絡員，是來接受他的指示，並再三請他回去領導反共大業的。
沙特華僑很多，都是虔誠的穆斯林。馬步芳還想再過“土皇帝”的癮，於是行賄臺灣當局，最後謀得了臺灣當局駐沙特的“全權大使”。可是馬步芳的阿拉伯語講得很差，也最怕參加任何“外交宴會”，每日很少去“大使館”辦公。他的漢字水平也很差，接近文盲，一應公文都寫個“閱”字，再交祕書們核辦。
50年代末時，臺灣當局曾積極行動，想邀沙特國王去訪問臺灣，以擴大臺灣當局在阿拉伯國家的影響。可是馬步芳一想到自己要“陪同”回臺灣，便態度消極，一拖再拖，直到最後不了了之。馬步芳在任4年中，沒履行過一回去臺灣“述職”的義務。
據傳聞，1975年，一位到麥加朝聖的青海穆斯林老人曾暗訪馬步芳。彌留的馬步芳已說不出話，兩人在袖中用西部獨有的方式手談。說到欠下家鄉的感情時，老人出示一個羊頭、一個馬頭和一個牛頭。馬步芳連連搖頭。再問時，馬步芳老淚縱橫，他顫抖着指指天、指指地、又指指自己的心，用生命做思念的情感豈是金錢能夠衡量的?馬步芳在無限的鄉愁中辭世，屍骨留在了數千裏之外的沙特阿拉伯。
1975年7月31日，惡貫滿盈的馬步芳暴死在沙特，終年73歲。
揭祕西路軍女將軍張琴秋被俘後遭遇
1936年10月下旬，爲了“打通國際路線”，“爭取國際援助”，“配合紅一方面軍奪取寧夏”，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率紅五軍、紅九軍、紅三十軍共約21800人，衝破國民黨軍的封鎖線，從虎豹口強渡黃河，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從此，這支紅軍奉命改稱西路軍，因未能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西路軍一直處於流動作戰狀態。作爲該部總政治部組織部長、已懷有7個多月身孕的張琴秋(長征期間與陳昌浩結爲夫婦)，在連續轉戰中，艱辛備嘗。
在國民黨馬步芳部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下，西路軍指戰員浴血奮戰，雖然殺傷了大量敵人，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在祁連山分頭突圍時，張琴秋、蔡元貞、蘇貴連、蘇碧珍、龔德義、張水清等許多人不幸被俘，於1937年4月間被押送到青海西寧。在押解途中，因張琴秋身體虛弱，走得很慢，敵人視爲累贅，曾想把她殺掉，幸得蔡元貞幫助和保護，張琴秋才倖免於難。此時，西路軍已完全失敗，馬步芳也改變了以往抓住紅軍就殺的做法，將一些男俘送往外地修築公路，從事重體力勞動;女俘則留在西寧的工廠、醫院裏做苦工，其中一些年輕漂亮、原系西路軍政治部前進劇團團員的被俘女兵，被編入馬步芳的一○○師跳舞團。由於張琴秋在被俘時即改用化名“苟秀英”，隱瞞了過去的身份，因而未引起敵人重視，被打發到西寧東關湟水河邊的義源羊毛廠，整日裏幹着分揀羊毛的差事。幾天後，與張琴秋同在該羊毛廠做工的10個被俘女紅軍被直接帶走，送給馬步芳的官兵做老婆，從此下落不明。這讓張琴秋等其他女俘們惶恐不安，張琴秋就刻意把自己弄得老態一些，以躲避如此厄運。
有一次，原前進劇團的幾個難友從蔡元貞口中得知張琴秋的處境後，都爲她的安全擔憂，以前曾當過張琴秋警衛員的孫桂芳提議說：“要想辦法幫助張琴秋逃出青海，只要到了蘭州，馬步芳就迫害不了她啦!”於是大家經過反覆討論，商量了一個周密的“救張計劃”。
原前進劇團的難友們多系四川、湖北人，因自己做不來麪食，早就向一○○師跳舞團負責人、中校參謀主任趙仰天提出了改善伙食的強烈要求，這個趙主任也曾答應要爲她們配一個炊事兵。現在，難友們便以此爲藉口，派趙文秀、黃光秀、趙全貞出面去找趙主任，向他建議把義源羊毛廠那個特會做飯的苟秀英調來當伙伕，得到了首肯。
這天，當蔡元貞、王定國、黃光秀等手持趙主任的便條來到義源羊毛廠接洽要人時，只見張琴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顯得很老氣。張琴秋聽王定國反覆說明了來意之後，只冷冷地說道：“我哪裏也不去!”最後還是蔡元貞的一番悄悄話，纔打消了張琴秋的疑慮。她推心置腹地對張琴秋說：“我們把你弄到劇團去，你可以放心，並不是要你和我們一樣，拋頭露面，上臺唱歌、跳舞、演戲，而是給我們燒飯，當劇團的伙伕。你可以整天蹲在伙房裏，對外面的事裝作不聞不問。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幫你逃出青海……”這樣，張琴秋就來到了跳舞團。
在跳舞團，張琴秋白天專心把飯燒好，夜晚則和難友們住在一起，很快就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爲了使每個人都經受得起長時間的考驗，張琴秋乘機對難友進行了堅持革命氣節的教育，鼓勵她們今後不管在多麼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要有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
這時，西路軍一個姓馬的師長叛變投敵，使馬步芳得知張琴秋並沒有死，而是被俘了，現就在西寧城內。於是馬步芳下令在西寧全城查找張琴秋，並將懸賞1000元大洋捉拿張琴秋的告示貼遍了西寧的大街小巷。屋漏偏逢連陰雨，跳舞團在演出時又發生了一件事。這天夜裏，馬步芳在西寧川陝會館爲南京來的貴賓舉行晚會，孫桂英等4位被俘的女紅軍上臺表演了海軍舞。演出時，孫桂英右腳上的一隻皮靴不慎給踢飛了，正砸在貴賓前面的茶几上，以致晚會秩序大亂，不歡而散。惱羞成怒的馬步芳立即下令追查此事。趙仰天自然難辭其咎，他對孫桂英進行了審訊，從中沒逼問出什麼，便又集合跳舞團全體人員，軟硬兼施地對她們訓話說：“聽說你們紅軍裏有一位女將軍，名字叫張琴秋，還是張鏡秋，其說不一。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能文能武，能說會道，騎在馬上就可以把文章做出來。我們希望她肯爲我們做事，我們一定會給她大官做，決不會虧待她。但是，如果繼續躲藏着，一經查出來，就沒有好處了。我想你們也都認識這位張琴秋，比我更熟悉她。我希望你們幫助我查找張琴秋，查出來我一定給你們重賞。但是，如果知情不報，那就不要怪我趙某不講情面了……”結果誰都沒有吭聲。
隨着敵人追查活動的緊張進行，張琴秋的處境已十分危險。有一次，一位途經青海的國民黨要員來跳舞團“參觀”。聽說這個人是張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認識張琴秋，難友們爲此很擔憂，情急之下，便想出了個讓張琴秋裝病，不參加列隊歡迎貴賓的辦法，纔算闖過了這一關。
接着，馬步芳忽然決定要將一○○師跳舞團拆散，留下少數幾個他認爲年輕漂亮的女俘，賞賜給他最得意的軍官作妾，並把黃光秀強納爲妾，其餘的送到甘肅張掖，另組劇團，歸韓起功旅建制。很快，那幾個年輕的女俘接二連三地被人家強行“娶”走了，王定國、孫桂英等幾個和張琴秋最親近的女俘，都要到張掖去。在此生離死別之際，她們將原先制訂的“救張計劃”補充了新的內容，並加緊了實施。首先是黃光秀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經過一番運作，取得馬步芳同意，將趙全貞嫁給了原西路軍前進劇團音樂股副股長、被俘後在馬步芳某工兵營做勤務兵的楊萬才。該工兵營駐西寧，楊萬才早已與張琴秋等取得了聯繫。
在爲楊萬才、趙全貞籌辦婚禮的過程中，趙仰天認識了機靈的楊萬才，對他很賞識，便把他調來做自己的勤務兵。這樣一來，趙仰天就答應了趙全貞提出的讓張琴秋來給她做老媽子的要求。此後，趙全貞的新房就成了西路軍許多被俘人員聊天、作客的場所。張琴秋在此看到了報紙，瞭解到當時的中國革命形勢，知道了中共已與國民黨蔣介石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正設法營救西路軍被俘人員。
在趙全貞家，張琴秋與西路軍被俘女幹部、正在西寧中山醫院做勤雜工的吳仲廉有了聯繫，通過吳仲廉的關係，張琴秋很快搬到中山醫院去與她結伴而住。張琴秋還通過另一位西路軍被俘女幹部楊紹德，結識了楊紹德的丈夫、時任國民黨青海省黨部宣傳科長的盧澄。盧澄表示願意瞞着馬步芳，通過其上司、國民黨青海省黨部黨務特派員李曉鍾幫助張琴秋逃離青海，條件是她在報上發表一個脫離共產黨的聲明，被張琴秋婉言謝絕了。
張琴秋、吳仲廉經過分析後認爲，一定要沒法儘快逃離青海，否則一旦被馬步芳查出其真實身份，後果不堪設想。她們決定隨機應變，充分利用李曉鍾、盧澄與馬步芳之間的矛盾，實施自救計劃。目標既定，張琴秋、吳仲廉便經常去楊紹德家作客、打麻將，與盧澄一家的關係更加密切。
7月間，國民黨駐青海省黨部人員李曉鍾、盧澄等一干人，被蔣介石調往廬山受訓。當他們離開西寧時，乘機帶走了張琴秋、吳仲廉、陶萬榮。在蘭州短暫停留時，張琴秋巧妙地託人將自己的行程等情況轉告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經蘭州乘車輾轉來到西安後，張琴秋等3名被俘人員迅即被李曉鍾交給國民黨西北行營，由西北行營派兵押送到南京。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接到蘭州辦事處的電報後，曾派人去車站解救張琴秋等同志，卻撲了空。
8月14日，張琴秋等被關入南京市郊的“首都反省院”。通過大力營救，張琴秋等同志於9月初獲釋，10月回到延安。
西路軍女兵 被馬匪抓鬮分配做小妾！
口述 李文英
在中國的西北部，有一條狹長的走廊，它南倚祁連山，北臨戈壁沙漠，這就是位於甘肅境內的河西走廊。
1936年冬到1937年春，佔中國工農紅軍約五分之二的精銳部隊，就在這條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西路軍。
在短短五個月內，這支21800餘人的部隊，在經歷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戰鬥之後，幾乎全軍覆沒，只剩下400餘人最後到達了新疆，在中國紅軍史上寫下了極爲悲壯、慘烈的一頁。
畫外音
這是一段失敗的歷史，也是一段長期被忽略、被遮蔽的歷史。
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慘遭失敗後，1300多名紅軍女戰士幾乎全部落入西北軍閥馬步芳之手，備受折磨。
在以後的幾十年歷史風雨中，又長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夠活到今天。現居甘肅武威的95歲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0年4月末的兩天之中，記者有幸得以聆聽老人講述一生的故事。
我出來參軍，也是沒得辦法，家裏太窮了麼!
我是四川閬中人，10多歲時家裏就把我給人當童養媳。我不從，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沒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親和哥哥以前給地主家當長工，後來哥哥參加了游擊隊，跑進了深山老林。
那天我和幾個夥伴結伴到一個名叫二龍場的地方趕集，看見一個頭發齊耳、打着綁腿的女軍人被一羣人圍在中間，號召大家參加紅軍。女人也能當兵?我一問，真可以。這個女人戴着灰色軍帽，帽子上有顆亮閃閃的紅五星，她還彎下腰讓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個耳環眼兒。這下我放心了，當天就參加了革命。
那時我十五六歲的樣子，記不清了。參加革命就自由了，那個高興啊。我是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婦女獨立團的成員，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勁，連走路都哼着歌。
1935年，我隨閬中境內全部撤離的紅軍一道，正式踏上長征路。就在部隊轉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紅軍剛走，還鄉團就殺回了我的家鄉。我父母是紅軍家屬，被敵人抓去吊在桐子樹上打，父親被當場活活打死，母親被鄉親們放下來，放下來就死了，連屍首也沒人敢埋……我8歲的弟弟，一聲聲地喊着媽媽，後來給人放牛去了，一斗秕穀子，賣給了地主家……
娃啊，你不曉得，我這輩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慘得說不成!到現在，我的苦處不會忘記，也訴說不完……直到現在，我一想起來就要哭，半夜我時常會想我的父親母親，可憐哪。
我是爲革命出來的。雪山草地我們過了，冰天雪地我們受了，樹皮草根我們吃了……又捱餓又挨凍，還要打仗，還得受罪。革命不是那麼容易來的。現在你們娃娃享受着了。
長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沒了。我過的黨嶺山，是萬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兩下，戳不動的是結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縫隙，就得繞道走。實在走不動了，我就和同志們數步子，開始時說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數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時候，就停下來，喘口氣，接着再數着走。100步堅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後來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減少了……
進入草地，就更慘了，眼睛都不敢睜開看，路邊上三三兩兩，都是餓死的戰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體像是睡着了……
畫外音
1936年10月，天氣開始變冷。李文英所在的紅四方面軍，歷九死一生，抵達甘肅會寧會師。還未經休整，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九軍及原一方面軍第五軍共21800餘名將士，就奉中央軍委命令，西渡黃河，執行打通國際路線的寧夏戰役計劃。
2萬多戰士當時佔紅軍總數約五分之二，這支部隊改稱西路軍。對於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剿”。
長征勝利會師，我活着走到了會寧。
可我們並沒有感覺到勝利的喜悅。那麼多人，光吃飯都難解決。很快，我們接到命令，要馬上過河，到新疆去，到蘇聯去。
西路軍由陳昌浩、徐向前領導。過了黃河，西路軍遭到馬家軍3萬多正規軍和10多萬“民團”的圍追堵截，打得太慘嘍。
西路軍吃沒得吃，穿沒得穿，又缺少槍支彈藥，一個人平均只有5發子彈，在冰天雪地裏怎麼跟馬家軍騎兵打仗?騎兵跑得快，我們走一天，馬家軍幾個鐘頭就追上來。馬家軍太兇狠……西路軍歷經臨澤、高臺等血戰，五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和3000餘名將士犧牲。董振堂、楊克明的頭還被馬家軍割下來，泡在酒裏，送到青海西寧給馬步芳……
在西路軍中，有紅軍女戰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組成的婦女先鋒團，平均年齡不到20歲。在河西走廊的激戰中，我們婦女團跟其他部隊一樣作戰。
比如在倪家營子，我們婦女團還要組織起來，每天夜裏或快天亮的時候，到河邊上砸冰、背冰，敵人就守在那邊，聽到動靜就開槍，多少人死在那裏，血染冰河。
西路軍與馬家軍在倪家營子血戰了40天。爲保存有生力量，我們從梨園口撤進祁連山，擺脫敵人追擊，這時候我們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連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樹都沒有，都是石頭沙漠。退到石窩山以後，我們的隊伍已經沒有戰鬥力了，馬家軍騎兵又圍在山下，怎麼辦?
當天夜裏，上級在山頂召開黨員會，決定將剩餘部隊編成3個支隊，身體好點的編成左、右兩個支隊，所有子彈收集起來帶走;把婦女團和一些傷病員編成第三支隊，留下來打游擊，負責牽制敵人。
徐向前就說了兩句話：姐妹、弟兄，西路軍失敗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擊吧。大家有機會就往陝北走，那裏有毛主席，有我們的隊伍在等着大家。
我們只有坐在光禿禿的亂石上，抱頭哭。祁連山上一沒吃，二沒穿，又沒老百姓，怎麼打游擊?我們沒有彈藥，每個人肩上背的就是個空槍。傷病員加女人，就給丟下了……我們傷心得很。
其他人怎麼走的，我們都不知道，不對我們說。只知道第二天我們明白過來，一個人都沒了。他們朝西走了。
山裏到處都是馬匪，把我們三支隊包圍起來。馬匪的殘暴簡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殺人方法各種各樣，活埋、槍殺、火燒、扒心、取膽、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槍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裏……簡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麼辦?
半夜裏，地上結着冰，天上下着雪。馬家軍包圍在山腳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帳篷住上，可我們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滿了我們戰士的屍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裏坐着趴着，穿一件單衣凍得發抖，那時候就想，要是能吃飽一頓，就這麼死了，也滿足了。
分散後，有的人分到三塊銀元，有的分到一塊煙土。我什麼也沒要。我啥時死掉都不曉得，我要銀元幹什麼。夜晚過去了，又一個清晨到來，敵人怪叫着包圍上來。我們沒有一粒子彈，只得把手裏的槍砸爛，然後跳下了懸崖。
我沒死。在參加紅軍5年後，我成了馬家軍的俘虜。
畫外音
西路軍戰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殘酷殺害，被營救回延安4000多人，輾轉回鄉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區的有2000多人……
我被送到武威城，關押在特務團。
這裏關了100多個紅軍女戰士，我們婦女團的團長王泉媛也關押在這裏。馬匪根本沒把我們當人，每天只給我們一些黑麪爛菜，一點鹽也不給。大家餓極了，放風時把院子裏的黑花葉子都拔了吃得淨光。在又髒又臭的房子裏關了幾個月，我們一個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有一個女戰士，被抓去做了特務團長馬閣麟的小老婆，馬閣麟的大老婆就把氣撒在所有女戰俘的身上。
幾個月沒有洗臉洗澡，馬匪讓我們下到河裏洗澡，就是一種“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們。馬閣麟的老婆，就指令馬匪兵把一隻狼狗推到河裏，讓我們跟狗一塊兒洗，並侮辱說：“你們連狗都不如。”
馬匪兵騎在馬上向兩邊觀看的老百姓喊叫：“快來看這羣共產共妻，這就是共產的下場!”
我氣極了，衝上前去大聲罵道，“如果你們不把狗拉出來，我們就和你們拼了!”這事馬上被特務團長馬閣麟知道了，他帶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頓。
在敵人押送我們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開英、何福祥三個人到冰河裏背冰，趁着這個機會，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們都不敢說話，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麼意思。我們趴在冰面上，匍匐前進，不曉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敵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來跑出去。
白天不敢走，躲在騎馬下不來的懸崖底下，晚上纔出來摸着黑走。有一個晚上，我們走路的動靜驚到了一條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厲害的，黑暗中衝過來，一傢伙就把李開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塊肉來。我和何福祥，她是營長，把李開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擱下。我們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煙嗎，李開英身上就有這麼一疙瘩大煙，她對我倆說，你們去給我要點水，我喝一點。她想着自己受了這麼嚴重的傷，走不了路，就會連累我們兩個人，我們哪裏知道她會把那一疙瘩大煙就全吞下去了，不一會兒，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來。我們把她攙起來，她費勁地說了幾句話：“將來見到我的兒子，就說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說完就死了。我們兩個人抱着她的屍體，大哭了一場。
我這人膽子歷來很大，從來不害怕什麼，那時卻覺得很孤單，很無助，離開了組織，離開了戰友和同志們，我沒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氣。
沒幾天，在大沙灘，我們又被敵人的騎兵抓住了。
大沙灘，就是一眼望不到頭的沙灘，過了那個沙灘，就能到黃河邊沿，過了黃河就能見到毛主席嘛，見得着延安。可就在這裏，我們又被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兩三天，我們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
畫外音
西路軍女戰士當時大多隻有20來歲，成了“女俘”後，除部分被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強姦，或者分給部下做妻妾丫環，有的被轉賣多處。這些女性所遭遇的，無法詳述。
如果可以在“犧牲”跟“當俘虜”之間選一個的話，我們情願選擇犧牲，沒人願去當馬家軍的俘虜。
參軍的時候，我們就抱定了決心，生是共產黨的人，死要做共產黨的鬼。可命運偏偏讓我們做俘虜，而且要讓我們給馬匪當老婆。
一天早上，敵人把我們100多個女紅軍押出來，排成長隊。先是馬步青訓話，假惺惺地說什麼國共合作了，要釋放在押的紅軍，給我們“自由”，接着由副官當場宣佈了第一批“獲釋”名單。
被點名的幾十個人慢慢走出來，我也在名單裏面。被俘虜一年多了，誰不想早點出去回到革命隊伍中去啊!可我們不知道馬步青葫蘆裏到底賣的是啥藥。
突然，副官從兜裏掏出一把紙球，猛地往空中一拋。頓時，院中的馬家軍亂作一團，趴在地上搶紙球，沒搶上的捶胸頓足，搶上的一個個嬉皮笑臉地來到女戰士身邊，又拉又扯。我們這才明白，“獲釋”就是把我們分配給馬匪當小老婆。我們肺都氣炸了，和敵人扭打起來，一邊打一邊罵，“要砍就砍，要殺就殺，絕不給這些畜生當老婆!”“我們是來革命的，不是給這些畜生當老婆的!”
分到的拉不動我們，就兩個人拉一個，拖上就走了，你說怎麼辦，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個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馬匪，跟我們勢不兩立的敵人，手上沾滿了我們紅軍戰士的鮮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個人根本近不了我身邊……
有的女人漂亮一點，馬匪男人對她好。我脾氣倔得很，拼命想辦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這馬匪回回把我往死裏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這裏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時候，皮鞭、木棒，拿起來就打。
我一顆眼淚都沒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殺就殺!
我怎麼能對他好呢?他是個壞人，我是個好人。我只有受着，什麼話都不說。
我四次逃跑，但沒有一次成功。
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們的團長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長征路上結下的妻子。被馬家軍抓去後，分配給馬步青的工兵團團長馬進昌當小老婆。她也寧死不從，1939年3月，馬進昌的部隊換防，王泉媛藉機逃出虎口，奔向蘭州。經過千辛萬苦，終於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可是迎接她的是當頭一盆冷水，澆得人冰涼：組織上不要。
當時對西路軍被俘人員的規定是：一年歸來收留，兩年歸來審查，三年歸來不留。
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過多少遭，終於逃出來找到了組織，可是組織的大門卻對你關上了，那有多傷心啊。
國共合作期間，周恩來就西路軍戰俘慘遭虐待的狀況，多次跟蔣介石交涉，馬步芳迫於壓力，放鬆了對戰俘的看管，一些傷殘的戰俘就地遣散。我歷經九死一生，最終活了下來。
我重新獲得自由的時候，組織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淚，只想對組織說一句話：“我李文英永遠是黨的人。”
畫外音
在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歸屬上，歷史下了結論。“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張國燾路線的最後破產。”這個結論，讓西路軍的將士從此擡不起頭來。
解放前夕，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個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隊到青海去了，從此沒有下落。
脫離關係以後，我一個人，帶兩個小孩，生活艱難，簡直就是沒法過。每天挎一個小竹籃，拿幾盒土煙去路上賣。
經常吃不上，只好去撿爛菜葉過活。
我一個人再怎麼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個男人。能找什麼人?有錢人會要我們這些人嗎?這個男人也是窮苦人，10歲前父母雙亡，討飯一樣過活，到了蘭州，給人端水洗腳這樣長大成人的。兩個人生活總比一個人要好一點。
別人看我就像看笑話，看共產婆，有時很多人圍着看。就因爲給馬匪當過小老婆，你的人就是不乾淨的。
“文革”時候，大家都來批鬥我……說開羣衆會了，我是個乾脆人，不用人押，自己跑到臺前。我身上不是掛了個毛主席像嗎，他們一把把那個像抓掉了，說你就是李文英嗎，我說就是。就打，把我打慘了……
造反派問：其他的人都死了，你怎麼沒死?
是啊，那麼多兄弟、姐妹們，在爬雪山過草地時死了，在高臺、梨園口死了，在馬匪營子裏死了，我眼一閉，一片片全是屍首啊，可我怎麼沒死呢?我沒死，我就是叛徒?
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叛徒。
西路軍的領導人陳昌浩，“文革”中間不就自殺了嗎?過了13年，他的名譽才恢復過來。
我從來是個厲害人，嘴上也不饒人。他們罵我，我也罵他們：“老子十幾歲幹革命的時候，你們在哪裏?你們幹了啥?”
我被剃了陰陽頭，還戴上高帽子，天天挨批鬥。我大兒子來看我，拎一碗麪條，看守就問你媽媽是誰，你媽媽是叛徒。我兒子說，叛徒就叛徒，我也要看看。娃娃轉過來把我看看，我把娃娃看看，我就悄悄地跟兒子說，你們不要害怕，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情我沒有做過，你們不要害怕。
紅衛兵還問我，你不是什麼苦都能吃嗎?蒼蠅，能吃嗎?我說，不就蒼蠅嗎，能吃!拿過來，我就吞下去了。
我幹革命，我怕過誰啊?不怕。總有一天會出頭。老天明白就行嘍，也不用說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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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西路紅軍的問題得到平反，並給這些早已年過古稀的老紅軍發放了西路紅軍證書。這是一份遲來的清白，爲了這清白，李文英等得很苦，也很無奈。
第二個男人，也不是個好東西。那時候在街上擺個攤的，搞公私合營，也合一塊兒去了，他就去了鄉里供銷社。
本來是叫我去的。可是我不能去啊，我去了屋裏怎麼辦?這麼多娃娃。前面兩個，後面三個。他鄉里去了，起初工作也幹得好，對我也好，什麼東西也會帶回來給我。以後他的心就變質了，有其他女人，也不管我了，東西也不帶回來了。
我也瞭解過，算了，不好就不好了。這是我的命啊，我能碰上啥樣的好男人呢。我的生活啊，太孽障了。
這麼多年，娃娃都跟着我，不跟他。我也早不跟他來往。以後他到蘭州，死在蘭州，死在我兒子跟前。
娃娃們讀書，都是我供出來的，沒錢也沒辦法，也要讀書。不好好讀書就不行，就打，都聽我的話。娃娃們從小沒吃過飽飯，早上都是喝一點清湯湯，就上學去了，從沒吃過白麪饅頭。
有很多年,我們被叫做“流落紅軍”。我寫信給中央，一封一封寫。我們是奉中央的命令，往西路走，我們是西路紅軍，我們是怎麼流落的，要說清楚，這是環境逼迫在這個地方，敵人把我們……不是冤枉的是什麼呢?給我個“流落紅軍”，我堅決不要。
吃了敗仗，是悲慘的。當了俘虜，也是屈辱的。可我傷心就傷心死了的那些人，他們的骨頭在哪裏，誰埋的，都不知道。死去的那些同志們，在雪山埋在坑裏，死了的那些千千萬萬的人，他們能不能瞑目啊。
感謝徐向前和李先念，感謝十一屆三中全會，爲西路軍正名平反，那些被俘、失散老紅軍才恢復了名譽。我們背了幾十年的黑鍋，這下可以摘掉了。可惜的是，好多人等不到這個結果，就已經離世了。我那一個班，就我還活着，老天讓我多活幾年。
苦了就苦了，這輩子我都不後悔，堅決不後悔。
現在政府對我也好嘍，現在生活費一個月1000多塊錢。看病也有錢。好得很呢。
也有好多人來看望我，中央的也有，有些我也不認得是誰。李向陽女婿，來了給我一萬塊錢，還有那個誰誰，也給我一萬塊錢。
多大的幹部來了，我也敢說話，部隊來人，我覺得最親切。不管碰到誰，我都講老實話，一句假話不說。我這麼老了，是不是?
大兒子對我最好，知道我的苦。他70多歲了，一家人在深圳，他女婿在杭州，都是掙大錢。老二，現在退休了。老三在蘭州當工人，修房子，生活差一點。老四，在稅務局當幹部。
老了，以前從沒有怕過，現在晚上睡覺就害怕。我這屋子裏，一天到晚就我一個人。
我養了一對鳥兒，小八哥，嘰嘰喳喳叫個不停，能跟我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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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採訪結束，告別老人下樓，一回頭，發現老人已經推開二樓窗戶，靠在窗口向我揮手。我好幾次回頭，風燭殘年的老人依然在揮手，直到弄堂盡頭拐彎處，再也看不見。
我抑制不住地流下了淚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