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不能發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只表現於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及社會狀態爲背景，積習已成，1619年無非一朝弱點無情的暴露。
1618年至1619年(明萬曆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的遼東戰役是明代生死存亡關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幾度損兵折將之後，明帝國在東北地區的藩籬盡失，自此再也無法獲取主動，以後增兵增餉、計畝加派再也無法遏止。內部則農民暴動，朝中黨爭愈烈。至朝代覆亡爲止，當中只有每況愈下，從茲更無復興的趨向。
努爾哈赤逝世，廟號清太祖(明人則斥之爲“奴酋”)有遠謀深見。他遠在1587年(萬曆十五年)即在遼河流域擴大地盤，侵蝕其他部落，引起巡撫顧養謙提議征剿以免養虎遺患，但監察御史王緘主撫，兩方爭執之後，其他監察御史亦參劾顧養謙，稱其“貪功徼賞”。以後《明實錄》即未提及下文，想已不了了之。注意此事發生於遼東戰役前32年。努爾哈赤之有機緣創建千秋大業，首先即得助於明廷文武官僚不能和諧，他也仍在此事之後，於1590年及1593年親來北京納貢。建州最後一次貢使於1615年始離北京。從以後發表的談話看來，他已盡知中國虛實。當時明廷飭令所有機密軍事文件不得輾轉傳抄，看來此也是徒有具文，通令只表示機密經常外泄，包括上述主剿、主撫的爭執。
1618年他發難時首先計取撫順城。當年五月八日傳聞有建州夷人(建州爲永樂帝賦予之名號，滿人用“滿洲”名號始自1635年)3000名即來撫順城外互市。當居民紛往城郊之際，努即乘機揮軍入城，並殺死明軍千戶。總兵張承胤提兵往剿，建州軍即退出撫順，但張追擊時努又回師反撲，使總兵及隨從兵馬一時俱沒。至此努爾哈赤方始發佈其“七大恨”，其實惱恨雖稱七宗，要旨不外三點：一爲先年明軍殺害其父及祖，年幼時其父及祖爲明軍內應，但在明軍討平各部落時被誤殺;次之此時明方已割分建州疆界，但漢人不守承諾，仍往其領域耕種漁獵;三則中國人慣用以夷制夷之計，並干預各部酋長之婚姻。當時努已統一女真各部落，只有葉赫及海西兩部尚受明方庇廕，染指於此兩部勢必與明帝國全面衝突。看來努爾哈赤已下此決心，“七大恨”無異於宣戰文書，但明廷如欲避免戰爭，努傳話可用和平方式解決，其條件包括割地賠款，賠款部分包括金銀絹布如傳統“歲幣”模樣。此等要求預計明廷無法接受，所以自1618年夏季始，明帝國與未來之清朝開始長期鬥爭狀態。
當時明廷認爲奴酋“務期殲滅，以奠封疆”已義無反顧。楊鎬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軍中宿將盡指派於其麾下。增援兵馬抽自西北宣府、大同、延綏、甘肅各鎮，又調集雲貴各土司，募兵及於浙江、四川，亦即全國總動員，對外宣稱總兵力47萬。所有經費統由新設之遼東餉司專理。其徵派除貴州外及於全國田土，概在正賦外，每畝加徵銀三釐五毫，預計可得銀200萬兩。仍由各地庫房將現存款項掃數解餉司，以後徵得墊補。1618年冬至1619年春季諸事準備停當，即本文承續檢討此轉折點之展開。
(一)雙方兵力概況及戰略指導
楊鎬兵力47萬全系向努爾哈赤恫嚇之辭。1619年戰事前夕明兵部尚書黃嘉善言，遼東所有官兵共20萬人，此數仍不可靠。所謂20萬人，系在遼東鎮原額9萬之外又加由關內新調往11萬。遼東編制數94,693員名載在《大明會典》系國初底數，16及17世紀曾未如額。即張居正執政時代經過極端整頓，時人謂之爲“掊克”，猶只能維持至83,000人，況至此又已40年，又承新敗之後，即不可能接近此數字。內地遣往之11萬人亦多虛員。當明軍剛一與滿軍接觸，杜鬆立即慘敗之際，大學士方從哲即向萬曆帝建言：奴酋之兵據陣上共見約有10萬，宜以十二三萬方可當之，而昨之主客出口者僅7萬餘，豈能相敵?
但滿洲資料因襲明方傳言，亦謂對方有兵力20萬。彼方以弱敵強，以寡勝多，即照一般習慣亦樂意誇張敵方兵數。薩爾滸戰役，滿方稱杜鬆率衆6萬，但當時明廷派往該路之監軍御史呈奏杜鬆所領只25,000餘員名。如以同樣比率加諸所謂20萬，則楊鎬所率兵只83,000人。即再加朝鮮所派兵及葉赫一部參戰兵員，其總數亦只能在10萬上下，不可能接近20萬。
努爾哈赤亦自稱八旗兵馬10萬騎。以後楊鎬各路兵敗之後，滿軍於當年七月攻佔開原，用兵4萬，此爲滿軍首作攻城戰，系全力以赴，此4萬數可以表現其兵力概況。又在擊敗楊鎬軍後，努曾以犒賞加諸220個“牛錄”(騎兵連)。按每一牛錄有編制數300名，220牛錄應共有最大之戰鬥力66,000人。薩爾滸戰役展開時滿軍倉促動員，兵馬到達時隨即加入戰鬥。所以從以上情形看來：在戰鬥最高潮時，可能投入5萬至6萬人，但並非經常如此。所以在純粹數字上，明軍仍佔優勢，但不如外傳之甚。
以下尚要說明：在戰場上滿人集中兵力，常保持局部數量上之優勢，但其記錄經常高度估計對方兵力，而低估本方兵力，大概炫耀戰功，不能放棄以寡敵衆之立場。
楊鎬之攻略計劃，自北至南兵分四路，馬林、杜鬆、李如柏及劉綎各稱“主將”，出邊各有出發城堡地點，但未指明每路之攻擊目標，只稱其任務分別爲“攻奴酋之北面”、“攻奴酋之南面”等。馬林原定由三岔兒堡出邊，經彼呈請改由靖安堡出，但攻擊發動之前夕，馬又請求仍依原案由三岔兒堡出，亦經批准，因此日後馬林兩路遇敵時，彼此相去不過數公里，但爲渾河阻隔，楊鎬未派前鋒，未控制總預備隊。但明軍後方重鎮如遼陽、廣寧仍有專將專兵把守。
從軍事眼光看來，楊鎬之攻略計劃甚鮮成功希望;統帥未遣派搜索部隊，敵情始終不明;亦未指明左翼主攻、右翼輔助，而系平行並進，四路主將各不相屬，戰線廣袤300公里;自部隊開進後主帥即失去掌握，至兵敗之後，楊鎬始悉部隊已與敵軍接觸。
明軍攻勢可謂“外線作戰”，顯然以敵都赫特阿拉爲目標。此時努爾哈赤如採取被動，明軍可望合圍，否則即集中兵力兼程猛進，不顧對方野戰軍之出處，先以雷霆萬鈞之力奪取此牙城，亦或仍可奏膚公。再不然則依賴數量上之優勢，不計時日，各路穩打穩紮，一面以守作攻，逐漸縮小其包圍圈，亦應向各主將剴切表明統帥企圖，指定中間預定之到達線。倘或其目的不在攻城，而在捕捉、殲滅敵之野戰軍，更當加強縱深配備，注意側翼行動，不能賦予某路任務爲攻奴酋之某一面。
看來明軍缺乏參謀業務，只依襲故智，一面誇張兵力，一面構成張布羅網、四面合圍之形象，希望對方未戰先怯，望風瓦解。但努爾哈赤久經征戰，非楊應龍可比擬，亦非豐臣秀吉手下諸將所能比擬。
滿洲資料表示，努爾哈赤見到明軍燃點火炬，夜間行軍到達攻擊準備地點，即利用滿軍騎兵之機動性，無時無地不造成局部的及暫時的數量上之優勢，遂行各個擊破，實際以攻作守。終全戰役，其都城以極少之守軍防禦，有時無守兵。
明軍糾集之兵員出自五花八門，來自南北，徵派者有之，僱募者有之，此在統御經理上發生無數問題，況又千里裹糧，先已盡極勞憊。從其裝備看來，此遠征軍準備以諸兵種協同之姿態作戰，但從戰役過程中之記錄看來，其兵員甚少如是之訓練。杜鬆與劉綎均以個人之武藝馳名，所恃者“家丁”。可見得其未放棄傳統戰法：主將出陣，家丁護衛。其他兵卒勝則蜂擁上前，敗則部隊瓦解。當劉綎到達遼東戰場時，攜有家丁736人，最後與之同殉難者有“養子”。
北京政局亦影響楊鎬之決心。此時萬曆帝已多年不臨朝，奏摺留中(即拂意者不加批答)，六部堂上官遇缺不補，內閣大學士只有方從哲一人，此人成爲衆怨之尤，被攻擊指摘無餘力，希望迅速圖功。傳統歷史學家謂其“發紅旗日趣楊鎬進兵”，想系事實。
滿方將領亦親臨前線，但彼等專恃騎兵，組織單純。從滿洲資料看來，不僅努爾哈赤親率坐騎一千獨當一面，而且子洪臺吉(皇太極)、安巴貝勒(大貝勒)、侄阿敏臺吉均爲高級將領，宜其在戰場上指揮如意。
(二)杜鬆之覆沒
杜鬆有勇無謀，爲人暴躁魯莽，他曾遇事不如意即自毀甲冑，聲稱準備削髮爲僧，努爾哈赤稱之“杜瘋子”。
他於四月十四日在蘇子河匯入渾河附近渡河。當時渾河水勢湍激，隨從之炮車營未及渡河，他亦未察覺。渡河之後，明軍連克滿人所設柵寨二處，俘敵14名，尚在繼續前進中突然遇伏。倉促之間將士擬佔據當地山巔，不料清兵亦於附近設伏，因此失去主動，雙方鏖戰之後，此路主將及副貳人衆等全軍覆沒。
以後楊鎬至北京之報告將“違律喪師”之責任完全推付於杜松本人，稱其冒險貪功。《明史》亦根據官方解釋，謂其行軍“日馳百餘里”。渡渾河時水深流急，“鬆醉趣之，將士多溺河中”。
楊鎬給予各路之通令，尚存《明實錄》中，內稱“各地信地距奴地城寨計道遠近定出兵日期。如違日期者，明系逗留，主將以下領兵官皆斬”。當官兵於三月二十六日在遼陽集合誓師時，即推出去年作戰“在陣先逃”之指揮一人(有如今之旅長)當衆梟首，所以統帥之行動先已造成迫不及待之氣氛。杜鬆所授予之行軍日期爲四月十四日。所部於十三日夜間啓程，翌日軍覆。所以《明實錄》編者加註“師期已泄，奴備我矣。先期與如期皆敗道也”。至於渾河水急，“將士多溺河中”，則當日此路全軍數萬人均已涉渡，作戰於渾河之南。
杜鬆亦被指摘將炮車置放於渾河之北而背水作戰，但日後調查時即炮車營長亦自承將炮車置放北岸系彼決心。因炮車無法徒涉，火藥必被浸溼。但杜鬆疏忽於派遣斥候，偵察地形，本人隨先行部隊到達南岸，未注意後續部隊，亦未指定副貳管制渡口必爲事實。
滿方文件對戰役報道比較詳確。當杜鬆渡過渾河時，滿軍在薩爾滸者爲步兵15,000人，其裝備不全，正在築構工事。及見敵軍來臨，即迅速避入蘇子河東之吉林峯，不久他們即爲明軍2萬人包圍。但滿軍尚有騎兵400人藏匿於谷地深處，他們出敵不意，於界藩附近突襲明軍之背，且立即與吉林峯之步兵會合。當日午前又仍與步兵協同，向敵方攻擊一次，斬獲約100人。此時行動並無決定性之效果，但已能爭取時間，使努爾哈赤從容調度。
資料未敘明當日清晨努之出處，但稱此時南北同時告警。努之判斷：南方劉綎一路實系佯動，只派騎兵500人前往監視。此與日後朝鮮文件之報告吻合。正午或稍遲時，努爾哈赤即已到達薩爾滸戰場。滿軍部隊亦陸續到達，他們至前線接觸約10裏處開始批御盔甲。此時薩爾滸一帶山地亦爲明軍佔領。
滿軍首一行動在解吉林峯步兵之圍。爲節省兵力，只用騎兵1000人從側翼投入。他們不久即達成任務，已與作工之步兵會合。
當時努與部下將領集議，衆意以八旗兵對分：四旗用於蘇子河東，四旗用於河西，但努決心以五旗兵力先消滅薩爾滸之明軍，東岸三旗暫取守勢。所以從敘述看來：薩爾滸戰役實爲典型的遭遇戰。明人未料及對方可能以全力出擊，才稱杜鬆一被制於埋伏，又再受害於埋伏。
滿軍人數迄未見於任何文件。只因其八旗俱在，又準備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必具數量上之優勢，且除原所謂“作工”之部隊外，增援者全系騎兵。
蘇子河西滿人衝鋒系由山麓至山巔，如此時明軍紀律嚴明，陣容齊整，似仍可將之擊退。我們可以想見杜鬆一軍見滿洲鐵騎漫山遍野而來，早已心寒，記錄未提及杜鬆之出處，只稱其中箭多處。以此人之好勇，想必在東岸，亦即最初明軍取攻勢企圖圍擊滿兵處。滿軍提及明軍曾以“炮”抵禦。杜鬆之炮車既留渾河之北，此間滿人所謂炮，可能爲明軍使用的一種原始型之手榴彈，以竹管內置炭硝，點火向敵擲去，其爆音能震駭對方人馬，但殺傷力微。再則亦可能爲朝鮮派出之鳥銃手。朝鮮曾派鳥銃手3000人，隸屬於本軍參與劉綎一路，又因楊鎬徵派，另遣鳥銃手300人，於役杜鬆軍中，他們多於此役罹難，日後極少倖存返韓。
關於戰鬥行動，滿文所載至爲簡短。“我們跑馬向他們陣地中去，一路箭射刀砍。”薩爾滸之明軍逃避至碩欽山。蘇子河東部分，三面被圍，一面背水，又承受全部滿人八旗之殺戮，其處境必更悽慘。
(三)馬林之被擊潰
繼杜鬆之後，馬林之一路亦於翌日(四月十五日)被擊破。明軍統帥部自巡邏後方之士卒及一逃回之傳令兵始獲悉馬林兵敗，因此《明實錄》載：杜鬆全軍覆沒消息，當夜傳入馬林軍中，以致軍士震恐，主將提兵後撤，獨有監軍文官潘宗顏等挺身殺賊，鏖戰之後殞身。
看來此項記載亦系文官推卸戰鬥指導之失誤，而將戰敗責任卸及武將之辭。滿文記載當日清晨馬林一軍4萬人尚以堂堂陣容應戰，迄至黃昏方始潰敗，潘宗顏之死亦經查出箭由背入。此間值得注意者：馬林兵敗之後，徑北撤扼守開原，明廷對之仍須倚重。但3個月後努爾哈赤攻佔此城，馬林死難，其情形亦如杜鬆，生前行止已無可分辨。
滿文記載，四月間其部隊被擊潰之地區爲尚間崖。當兩軍相遇時，馬林行軍向東。努爾哈赤之部隊於十四日夜渡過渾河，置杜鬆之炮車隊未問，軍行向北，兩縱隊成T字形。但馬部發現滿軍北上，立即西撤，據佔昨夜宿營之地，排成正方隊形，四面有三道壕溝，溝前有鳥銃手，後攜有火炮。壕溝後之騎兵，則已下馬準備作徒步戰。滿軍正考慮行動中又發現另有明軍一機動部隊，處於其營地之南、滿軍之西，其兵力判斷爲1萬人。明軍主力之後，又有另一方陣，兩方陣相去約2公里，其兵力亦判斷爲1萬人。
似此努爾哈赤估計馬林一路之總兵力6萬人，無疑已高度誇大。本文根據明廷內部文件判斷，楊鎬之總兵力無逾10萬人，則馬林不可能掌握6萬，且側翼之機動部隊亦不宜多至萬人。至於後方之方陣，似爲潘宗顏所轄。
我們判斷馬林兵力亦如杜鬆部，應在2萬人至3萬人間。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損失有限，應仍在數量上佔顯然之優勢。
兩軍近接時，努爾哈赤親率1000騎應付馬林之機動部隊。此時明軍已將藤牌車輛等構成障礙物。滿方騎兵則分作兩部，一部500人下馬拆除障礙，此任務完畢後，另部500人立即衝鋒。滿文資料仍保持其一貫作風，對戰鬥經過之細部詳情，甚少縷述，只稱明軍側翼機動部隊經此衝擊已不復存在，正午之前，明軍給予滿軍之側翼威脅即已掃除。
努爾哈赤衝鋒之後，正重新收拾其兵馬，預備聚集於附近一小山崗，得以將騎兵由上坡至下坡之衝力再度予敵打擊。但明軍主力亦開始移動，並變更隊形，壕溝後之徒步騎兵亦已向前推進。
安巴貝勒以時機緊迫，在戰場上大聲呼叫，促使乃父注意，勿爲敵方所乘，本人即立率兩旗兵力，衝向正在移動之明軍，其他六旗又立即構成第二道攻擊波，使敵方無暇整頓。如是馬林所部潰不成軍，被驅入附近一沼澤地區，容戰勝之滿軍從容宰割。至此，對付明軍後衛更不成問題。
以後滿方文件堅稱他們以騎兵1萬人擊滅明軍6萬。明方雖承認戰敗，但稱有一萬騎終能退出戰場迴歸原部隊。滿人認爲，其成功得自較優勢騎術及弓箭術與安巴貝勒之領導力量。
(四)劉綎殉國之謎
經過整二日無休歇的戰鬥之後，努爾哈赤至此已能輕鬆地呼吸。楊鎬之所謂47萬人總攻擊已被鑿穿，北方之兩路兵馬業已擊潰或消滅，自此他可以從容將事。四月十六日滿軍休息整頓，努本人在尚間崖宰牛祭天，感謝上帝恩德。對付南路敵人，他先遣派蒙古部隊，十五日他已遣去2000人，十六日又遣1000人，緣在此數日滿人與杜鬆、馬林激戰時，赫特阿拉防禦空虛，人心惶恐。至十六日夜，努爾哈赤始決定自己率騎4000防禦都城，以備萬一李如柏乘機撲人，從此終全戰役他不再往前方。南路劉綎之敵由子侄安巴貝勒等應付。滿軍主力自北行軍向南，四日後與劉綎部接觸。據此他們與劉交鋒時，最早應爲四月二十日。
楊鎬之四路中，李如柏之直線距離去敵牙城最短，但山勢險阻，古木蔥蓊(據說今日已不復如此)，行軍不便。努爾哈赤只派200騎前往監視，終戰役兩軍亦未在此路接觸，是亦楊鎬不知兵之明證。他的攻略計劃無重點配備，以致緊要關頭大部兵員與武器閒置。
劉綎一路去赫特阿拉最遠，其部隊指定四月九日出發，稱3萬人，實際可能遠低於此數。姜弘立率領之朝鮮軍13,000人於四月五日渡鴨綠江。兩方集合後，自寬甸與懷仁間北進，不久遇敵，劉綎給予楊鎬唯一喜訊，他之塘報雲：“斬獲真夷八十五級，生擒夷漢八十八名。”明軍一遊擊亦云：“夷賊精兵五百餘騎，直逼對山應戰，連誘連退。”此節與滿洲文件吻合。當時努爾哈赤派往之部隊，爲500騎，其任務爲遲滯劉綎之進展。此500騎中牛錄3人(此處“牛錄”用作官名，有如連長)，2人戰死，當時滿軍後方空虛，如中、韓軍兼程急進，甚可能改變戰局，至少亦當迫使努爾哈赤同時兩方應戰。此戰機逸失，聯軍之不能和諧，可能爲一大主因。
雙方文件看來：彼此推諉責任。朝鮮人尊北京爲“天朝”，稱明軍爲“天兵”。但除此外貌之尊敬外，實際對之輕蔑鄙視。文中指出明軍大量缺員，兵器窳朽。姜弘立奏光海君雲：明人輕重器械全無，純賴韓國軍實。羅榮邦教授之《劉綎傳》引用中文資料則又稱韓軍裝備低劣，一部藤牌紙甲。李民寏之《柵中日錄》則稱道路泥濘，朝鮮步兵無法跟蹤明方騎兵，而且在國境之外作戰，糧秣仍須本國供應，不時運輸不及，將士飢餒。韓人又稱明軍搶掠居民，爭割敵屍首級請賞，因之行動淹遲。
劉綎與安巴貝勒決戰之處爲阿布達哩山，但以附近之牛毛砦著稱，去赫特阿拉約60公里。當杜鬆與馬林兩路兵敗後，楊鎬曾以令箭制止李如柏及劉綎繼續前進。楊致萬曆帝之奏疏載在《明實錄》，內稱李如柏已遵令回師，但劉綎仍與滿兵交鋒。以後北京傳聞：此令箭爲努爾哈赤所得，他即令軍官喬裝杜鬆軍使，持令箭邀劉迅速北進會師。劉不悉杜鬆已戰死，於是輕裝急進，于山谷中遇伏死，羅著《劉綎傳》即採用此說。
但《滿文老檔》對兩軍交鋒情形敘述較詳：當時明軍取防禦態勢，盛陳火器;八旗兵攻擊數次，未顯功效。於是安巴貝勒佔領東部山崗，又派出支隊抄襲明陣地之西南角。蒙古部隊則滲入敵方前、後部隊之間遮斷其交通，至此劉綎軍始見動搖。隨之洪臺吉又攻其東北角，最後安巴貝勒遂行中央突破。至此明軍三面被圍，才全面地潰亂。滿人並稱劉綎並非戰死，而系被俘後被滿人斬殺。《老檔》不動聲色地述及：“將他殺了。”
但後方之明軍及朝鮮軍仍繼續抵抗，他們的火炮及鳥銃排列具有縱深，文件未提及持續時間，但最後天候干預。大風突起吹向防禦者之陣容，火器全部不能使用，此部隊估計爲2萬人才因之被殲。後列之朝鮮步兵至此投降，他們並將明兵捆縛交滿洲軍。
朝鮮文件稱此中、韓聯軍分作三部。前列明軍由劉綎親自指揮;中層爲韓國部隊，內有鳥銃手3000人;後衛則爲朝鮮步兵，由姜弘立控制。最後姜與其部下4000人降。文件證實滿方所謂大風突起火器失效。
韓方對劉綎之殞身另有說法：他見局勢已無可如何，乃與部下將領數人點燃火藥自爆焚死。
中國編修《明史》時已在康熙年間，內中《劉綎傳》關於牛毛砦戰役一段大致摘自《滿文老檔》，但不稱綎被殺，而系“戰死”。
劉綎死事日期所敘亦有差異。韓國文件稱四月十七日，《滿文老檔》未具月日，但從安巴貝勒行軍日程看來，應爲四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安巴貝勒於四月十五日尚活躍於尚間崖戰場，十六日應已參與努爾哈赤之宰牛祭天，不可能又於十七日奮戰於200公里外之牛毛砦。
今日事隔380年，無人能斷然地堅持何說爲真。我們只能比較消息來源之可信度。當中以明方資料最差。其官場文字經過吏員修飾，上供御覽，下避監察官糾彈，即難能存真。戰敗之後，其原始資料得自逃歸之士卒，亦不能使讀者綜覽全局。所以一軍慘敗，動輒即謂遇伏，可能撰史者亦如當事人，始終暗中摸索，才用此種粗率說法。
韓國資料大概根據李民寏。因他除私人著有《日錄》外，尚爲姜弘立之幕僚，其文墨亦可能見諸官方文牘。從朝鮮資料看來，其癥結在韓國君臣對明人無信心，只因奉明正朔，且20年前日本關白豐臣秀吉犯境又賴楊鎬、劉綎等人撐持，所以勉強從事。姜弘立已渡鴨綠江，猶且向國王光海提出辭呈，即表示對戰事前途懷疑。外間盛傳努爾哈赤贈光海貂皮500張，彼此先有默契。4年後光海君被廢，新朝廷公佈其本身宗旨在撥亂反正，至縷述光海無人君資望時，當中一端即爲辜負明廷，爲人不忠。有了這些複雜背景，則在各人作見證時，亦影響其左右取捨。
韓人對姜弘立之降滿不能無介於懷。李民寏在《柵中日錄》提及當時他竭力反對，及見事實無可挽回即準備自盡，只因長刀短刃同被愛侄與忠僕奪去。但即《光海君日記》亦指斥其不實。《日記》指出李民寏爲唯一可以左右姜之決心，事實上他贊成投降。
此種背景如何影響史料?雖說此端盡屬臆度，但外傳劉綎行軍遲緩坐失戰機乃朝鮮軍拖延之故，則將交戰日期提前或可避免此種指責。“天兵”主將如戰死或被滿人殺戮，韓人見死不救爲可恥，則稱其自盡，至少可以稍釋罪咎。
滿文資料亦有不能盡信之處。其誇張八旗戰功逾越常情，例如全戰役雙方參與者逾10萬，又鏖戰南北，苦鬥鎮日，而滿方戰死者“不及二百人”。滿方高度估計對方兵員數，既爲以寡敵衆，又能包圍對方。但除此類瑕疵外，其戰史以勝者姿態寫出，努爾哈赤及安巴貝勒之口語，無官僚集團之忌顧，無責任問題之推諉，亦無不可告人之陰私。其所敘戰場情景雖仍不能符合現代要求，但提及部隊投入程序、重點主義、中央突破、側翼迂迴已較對方之所提供，職業化多矣。
(五)戰役之後果
杜鬆與劉綎已在當年四月死於戰場，馬林亦於3個月後捐軀，明軍主將四人已失其三，僅有李如柏始終未遇敵，但在戰役之後數日即爲監察官糾劾。緣李如柏之父李成樑綰兵符於遼左時，努爾哈赤之父及祖爲明軍誤殺。成樑以努年幼，視之如子侄，給予贍養，是以努與如柏兄弟“有香火情”。“何以三路之兵俱敗?何以如柏獨全?”至此已有通敵嫌疑。當時萬曆帝仍未置可否。又一年半後遼事更壞，此事再被提及，李如柏自殺以明志。
楊鎬兵敗之後立即引咎辭職。明廷仍“姑令策勵供職，極力整頓以圖再舉”。但旋踵之間既失開原又失鐵嶺，楊鎬終被拘押。此人在獄十年，不死於萬曆朝，亦不死於泰昌天啓朝，而於1629年崇禎帝治下棄世。以後繼楊爲經略者二人死罪，一人死於戰場。死罪之中之熊廷弼不僅咎在主持遼東軍事，而且因其地位，觸發而加緊明末北京之黨爭。
薩爾滸、尚間崖及牛毛砦戰事失利消息傳至北京，都城米價立即陡漲，識者已預料圍城。雖說以大明帝國尚能掙扎四分之一個世紀，雖說努爾哈赤蔑視火器，以後尚要在寧遠戰場負傷死，明朝之厄運已無可挽回，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619年它已度過生死存亡中的一個轉折點。從以上簡短的敘述看來：明朝不能發揮本身力量，不能引用軍事科技非只表現於一時一事，而有官僚組織及社會狀態爲背景，積習已成，1619年無非一朝弱點無情的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