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是明代馮夢龍纂輯的三個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合稱，是明代通俗小說的代表作。這些作品主要是對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進行編輯，馮夢龍在對其進行編輯的同時，進行了一定的修訂，可以看成是馮夢龍的文本重構;另外也有作者的創作。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三言”反映了馮夢龍極爲複雜的思想，其思想的總體結構形式是：以近古新興的渲染自然人性的主情人文思想去解構傳統文化思想的同時，又以吸納了釋道的儒家思想爲主導去兼容和消化主情思潮。“三言”即是馮夢龍那種思想形式下的獨具特色的小說藝術形式，可以概括爲儒雅與世俗互攝互涵的中和審美形式，這具體體現在“三言”的審美情感形式，敘事結構模式等諸方面。
作品介紹
“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 通言》《醒世恆言》的合稱。作者爲明代馮夢龍。和“二拍”合稱“三言二拍”。“三言”是明代中後期通俗小說創作的傑出代表。“三言”主要是對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進行編輯與修訂，也有作者的創作。
“三言”是中國白話短篇小說在說唱藝術的基礎上，經過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進行獨立創作的開始。它的出現，標誌着古代白話短篇小說整理和創作高潮的到來。
創作背景
隨着城市工商業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增長，明代中晚期出現了封建統治的危機，具體表現在以道德信條爲基礎的國家統治機器迅速顯出它的脆弱性。舊有的道德價值體系，實質上已不可避免地面臨瓦解。在這種供廣大聽衆消閒取樂的世俗小說由宋元時的涓涓細流發展成爲江湖河海，由口頭的說唱文學發展成爲正式的書面語言。
馮夢龍畢生所從事的通俗文學的整理與編輯工作，是與當時文藝環境分不開的，當時的主情思潮瀰漫文壇，這一點對馮夢龍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但不難發現他的文藝思想及審美傾向由有着自己的特色。即是他在對通俗文藝的整理與編輯的創作中本着堅持發揚儒學的基本精神，幷包容其它文化思想的一種思維方式。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馮夢龍所提倡宣揚的儒學精神是先秦的儒學精神，這裏也包含了一些釋、道思想，而不是宋明之際提倡宣揚的"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
宋明理學認爲理不僅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則，同時也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原則。準確的說是封建等級制度及與其想適應的封建倫常的總稱。二程說：“上下之分，尊卑義也，理之當也”，朱熹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這樣理學禁錮下的人的感性的枷鎖的時候，個體感性的高揚就成爲必然。
馮夢龍所提倡宣揚的先秦儒學就成爲他高揚個體感性的一種方式。先秦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學，其道德倫理的核心是“仁”學，“仁”學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人本主義的人學，認所謂“愛人”、“愛衆”爲指歸。而“愛人”、“愛衆”就是尊重人的感性存在。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子曰：“……泛愛衆，而親仁”。這也就是《孟子?離婁下》所說的“仁者愛人”，以及《禮記??中庸》說的“仁者，人也”孔子之所以重視“仁學”就因爲在他看來，只有仁人才能推行禮制，不然“人而不仁，如禮何”這與馮夢龍的文藝思想有着共同之處。馮夢龍就是借“三言”等通俗文學的創作讓死氣沉沉的晚明儒學生動起來，活潑起來。
明正統文藝只講理性，不講情，似乎與倫理哲學，經學和史學等在理論上沒有了區別，從而受到情真意切，不與詩文爭名的中下層文藝的挑戰，於是當時中晚明民俗文藝思潮興起，大批進步文人學士激烈抨擊正統詩論批評中的假道學，而通過儒學倫理文化批評的方式，重構以"情教"爲中心的道德批評格局，發展民藝價值觀和憂患政治人生觀的統一。馮夢龍也是想借此方式來實現其"情"與"理"的和諧統一。
具體到馮夢龍的"三言"，其在思想上主要體現爲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及整個儒家在爲人處世方面的總原則，在儒學體系中“仁”是總體的道德內容，“禮”是總體的道德規範，二者構成了儒學的總綱。如“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之道”在藝術上具體表現爲“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的美學理想對中國古代文藝發生了極其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並已積澱爲中華民族深層的審美心理結構，成爲集體無意識。在明朝中晚期社會背景涵蓋下的馮夢龍，有意無意地、自覺不自覺的接受了“中和之美”的薰陶，在“三言”這個白話短篇小說中墾拓出一片“中和之美”的藝術天地。
不難看出，他編輯、整理“三言”的主要目的就是爲了“喻世”、“警世”、“醒世”喚醒世人改變世風。即如：“六經國史之外，凡著述，皆小說也，而尚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馮夢龍作爲一個封建社會中的進步文人，儘管其思想受到了市民意識的深刻影響，但基本方面還是站在迴歸先秦儒學精神的立場上。在儒雅與情俗之間進行中和的調適。
因此，總的來說，他仍要求小說的內容“不害於風化，不謬於聖賢，不戾於詩書經史”以求“令人爲忠臣，爲孝子，爲賢牧，爲良友，爲義夫，爲節婦，爲樹德之士，爲積善之家，如是而已矣。”(《警世通言序》)
另外，馮夢龍特別重視小說中描寫的"男女之情"，他在《情史敘》中提出“情始於男女”，“萬物如散錢，一情爲線牽”只要加以正確導引，可使它“流注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以達到"“情教”的目的，產生像《六經》一樣的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還在理論上反對在小說中描寫色彩內容。《醒世恆言序》雲：“若夫淫譚褻語，取快一時，貽穢百世”。馮夢龍在當時淫風特盛的晚明文壇發表這樣的見解是難能可貴的，是他在儒雅與情俗之間進行調適的結果。這一立場在當時就受到人們的重視。
凌濛初在《拍案驚奇序》中就指出：“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輕薄我惡少，初學拈筆，便思污衊世界，廣摭污造，非荒誕不足法，則褻穢不忍聞，得罪名教，種業來世，莫此爲甚。而且紙爲之貴，無翼飛，不脛走，有識者爲世道憂之，以功令歷禁，宜其然也。獨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着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