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日知錄》主要傳遞了什麼思想?影響有多大嗎?這是十七世紀中葉中國知識界一部足以反映時代風貌的學術鉅著，，下面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於《日知錄》的評價是：“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其實，《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爲“風俗衰”是亂之源，並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
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爲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後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爲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日知錄》中，顧炎武強調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於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係，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並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祿”是他們爲老百姓工作，取之於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於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於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爲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爲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侷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於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
《日知錄》體現了顧炎武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