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綽改革是什麼樣的，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公元565年正月，西魏政府在中央政府組織形式方面採用了一種新穎但卻復古的制度—六官制，這一年是西魏王朝的最後一年。這年十月把持西魏大權的宇文泰病逝，第二年正月，他的兒子宇文覺取代魏帝，建立北周。但是，新政權把六官制完全繼承下來，一直行用了二十四年之久直到公元581年北周被隋取代，這個復古的官制才宣告退出歷史舞臺說六官制復古，是因爲它完全套用了《周禮》中的官職名稱與政府組織形式。
《周禮·六官》是一部記載西周政治制度的專著，它因將中央政府分爲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機構而得名，它的內容很受些儒家思想濃厚的君臣喜愛。西漢末年，權臣王莽篡位以後，也曾借鑑過這一制度。但是，這種復古的做法，卻給他的政權帶來了很大傷害，他最終與這一復古制度同歸於盡。五百多年以後，又一位權臣，置時空差距於不顧，再次把這一套老掉牙的制度搬上政治舞臺，這到底是什麼用意呢?
其實，宇文泰只是指出了以六官組建政府的方向，真正主持其事，制定具體制度的，是他最爲信賴的蘇綽。但是，蘇綽明白，一千多年前的政府組織形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套用，能夠套用的，只能是形式即官名，除此而外的所有內容，必須與西魏的現實狀況結合起來。所以，六官制的制定，遠非照葫蘆畫瓢那麼簡單，要做到舊瓶裝新酒，蘇綽還必須付出很大的心血。
遺憾的是，由於積勞成疾，蘇綽沒有完成宇文泰的重託，就於公元546有年去世了。好在六官制的主體框架已經搭建完畢，繼承者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工作，就可以完成這項巨大的工程。其後，一位名叫盧辯的官員接替了這項工作。十年以後，凝聚着蘇綽心血和希望的六官制終於間世並得到了推行，可惜蘇綽已經無法見到了。宇文泰與蘇綽不惜揹着復古的名義制定六官制，肯定有與東魏、蕭樑爭奪華夏正統的意思。當時三國對峙，無不以正統自居。東魏所在的關東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漢文化的中心，而南方的蕭樑是漢族人建立的政權他們在爭奪正統時，似乎都有理直氣壯的理由。
而西魏所在的關中地區少數民族縱橫馳騁，漢文化的色彩大大減弱，如果認爲西魏代表了華夏正統政權，恐怕宇文泰本人也覺得有點理虧氣短。但是，現狀並不是不可以改變的。說起華夏正統，沒有哪個王朝比得上一千多年前的周朝，漢族人頂禮膜拜的文、武、周、孔這些大聖人，不都是生活在周朝嗎?所以，周朝纔是華夏的祖先。當西魏採用周朝的六官，來組織中央政府時，也就與華夏正統間接扯上了關係，儘管這種關係是那麼疏遠，但卻已足夠令心虛的字文泰直起腰桿，與其他兩個以正統自居的偏霸一爭短長了。
當然，如此耗費心血的六官制度，如果僅僅替西魏爭正統，未免有點資源浪費，它還肩負着一個更重要的使命，即打破政治制度中存在的"清官"、"濁官"概念，消滅官員爭奪清官的惡劣傾向，當然，最終矛頭是指向當時的士家大族。
說起士家大族，它的歷史可謂源遠流長，如果不考慮萌芽期，只就它的形成而論，應該是在曹魏和西晉時期，距離西魏大概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客觀地說，士族爲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當時，著名的文化人大多出身於名門望族，比如大文學家謝靈運，大書法家王羲之、王獻之，大畫家顧愷之等人，是最顯著的例子，他們的存在，似乎證明世家子弟並不都是碌碌無爲之輩。
但是，對政治的影響，士族高門更多體現了負面作用。在東晉以前，士家大族還有一定的活力，其中不乏能征慣戰的將帥，也不乏處理政務的能手。他們的拼搏，爲後代掙來了一份過於優越的生活環境，這種環境即令現在的高幹子弟也自愧弗如。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士族子弟只要有步入仕途的願望，就絕不會被排除在政府之外，哪怕是一名白癡。至於能否征戰殺伐，能否安邦治國，或者能否處理基本的政務，他們都不必考慮，因爲這些根本不會對他們的仕途造成絲毫影響。
人是一種既貪婪又懶惰的動物，如果條件允許，沒有幾個人願意辛辛苦苦地去工作，同樣，如果條件允許，大多數人也絕不會拒絕唾手可得的利益，士族子弟現在恰好具備了這種條件。俸祿本來是對工作的報酬，但是，在士族子弟那裏，俸祿已經失去了原有的含義，因爲他們擔任的，多是一些薪酬很高的閒職。這些官職大多數與文化有關，如祕書郎、著作郎、黃門侍郎之類。
至於那些職繁任重、俸祿微薄的官職，士族子弟很不願意擔任，比如類似現在監察部長的御史中丞，以及相當各部司長的尚書郎，在今人看來都是肥缺，但那時的士族子弟卻不屑爲之，他們擔任這樣的官職，就等於掉了身價，因爲這些官職事務過於繁雜、沉重。至於有可能戰死沙場的武職，他們自然更不會擔任。久而久之，南朝政府的官職在人們眼中，習慣性地分爲兩類：一類是清官，職閒廩重，大多被士族壟斷;另一類是濁官，職繁康輕，全部由庶族擔任。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清、濁官的形成，使越來越多的人對清官趨之若鶩，這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相當不合理的現象，領取高薪的官員並不處理政務，效命沙場;而俸祿微薄的官員卻要終日埋首於政務之中，或血染沙場。這種與按勞分配相反的分配製度，大大挫傷了庶族官員的積極性，而且在政界造成輕視政務的惡劣風氣。長此以往，勢必影響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甚至使國家趨於滅亡。南朝各代積弱不振，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由鮮卑族建立的北朝，本來崇尚武功和軍事，所以，不存在重文輕武的習氣，自然也沒有清濁官的概念，而且北朝的皇權一般都相當強大，像南朝那種職閒廖重的官員，在北朝基本沒有生存空間。但是，孝文帝漢化改革以後，南方漢族政權的習氣，漸漸侵染到北魏帝國，那裏也出現了重文輕武的傾向，清濁官的概念也開始萌芽。在一批軍將的擁立下，西魏政權建立了，這也是一個崇尚軍功的政權。但是，此時南方的蕭樑，清濁觀念積習已深。爲了免受侵擾，宇文泰和蘇綽兩人肯定在一直苦思冥想。
最後他們靈光突現，有了用周朝六官制來改造現有政府的想法。南朝的清、濁和文、武，從官職名稱上就可以判然兩分，像上面提到的祕書郎等官，一望而知是純粹的文化官員，如果擔任這樣的職務，自然受人尊敬，反之就會身價大減。但是，六官制的出現，輕而易舉地解決了這個大難題，因爲在六官制下，從官名上很難分辨清濁與文武。比如同屬正七命的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似乎很難看出這些官員在性質上有多大不同。而低級別的官吏如同屬正一命的司會旅、宗正、黨正旅等，如果不去深究其職責，也無法看出他們究竟有什麼不同。所以，六官制的制定和推行，輕易泯滅了清濁、文武的概念，至少從官名上，士族無法顯示高貴的身份了。
既然沒有清、濁的對應，也就沒有了職閒廩重和職繁祿微，所有官員都是專制政權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是否受到尊敬，與是否受重視有關。蘇綽制定六官制，復古的外衣下，孕育着頗有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南朝官僚制度中的腐敗因子通往西魏、北周的道路，就這樣被截斷了。西魏及其以後的北周，在免除了這次嚴重的傳染以後，愈益健壯，爲最後隋唐官僚帝國的出現準備了很好的基礎。
在選拔國家官員方面，蘇綽向傳統的選拔方式進行了挑戰，他在六條詔書的第四條"擢賢良"中，提出了選官"當不限門蔭，唯在得人"的原則，這對士族子弟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不限門蔭，唯在得人",是指選拔官員，不看出身和家世，只看被選拔之人是否是合適的人才。在今天看來這種選舉原則理所當然，沒有絲毫令人稱奇之處。但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聲音就顯得非常異樣，可以稱得上振聾發聵了。
家世只不過是祖先業績的反映，本來與子孫後代是否賢能，扯不上關係。但是，士族形成以後，國家選拔官員時，便引進了家世一項。不過，家世並不是唯一的標準，除此而外，道德、才能也在考慮之中。士族勢力壯大以後，道德、才能在選官中佔有的比重越來越小。從此以後，家世高貴的，代出顯宦;而門第低微者，沉於下僚。西晉人說的"世胄攝高位，英俊沉下僚"、"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就是指斥這種社會現象。到了南朝，家世完全取代了德才，成爲唯一的選官標準。
在確定某人擔任何種職務前，選舉部門要做的工作，只是覈查一下此人的家譜，根據他的祖先任職情況來確定此人的官位和官職。選官依靠家譜，這在當時人稱爲依仗"冢中枯骨",因爲士族的祖先早已成爲枯骨了。這就意味着，這種選官方式不但得不到國家需要的人才，而且被選出的官員，對國家沒有一點責任感，對國君也沒有一點感恩之心。自己得到的榮譽、待遇、官位、爵位，在士族看來，全屬理所當然，既然如此，他們無須向任何人感恩，當然也無須向國家盡職盡責。如果說感恩，他們會感激祖先的恩賜。
顯而易見，只重門資，不重德才的選官方式，對國家，對政府，對皇帝有百害而無一利。當西魏政權致力於恢復和發展西晉以來衰落的官僚政治時，絕不允許這種危害甚深的選官方式存在。於是，在蘇綽的建議下，廢除門蔭製成爲《六條詔書》的重要內容之一。蘇綽認爲，門資只是先世爵位和俸祿的反映，與子孫後代的賢明愚蠢沒有任何關係。如果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即使出身卑賤，也可以做公卿將相，像伊尹、傅說就是例子;如果選非其人，像丹朱、商均這樣的帝王后代尚且無力守護百里封地，更何況公卿的後代呢!
爲了選出真正的人才，蘇綽規定，以後選拔標準不再限定在家世上，而應以道德和才能爲標準。蘇綽的這項改革，與六官制互爲表裏，選官重視才能，意味着各項官職都與才能密切相關，沒有才能的士族子弟無法再佔據清顯的官位，原來由士族把持的職閒廩重的"清官"也因此消失了。以後，北周和隋朝繼承了蘇綽的改革成果，選拔官吏不分清濁、不重門資，中華帝國逐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
蘇綽還爲西魏制定了基本的賦稅制度田租戶調式，只是史書失載，難知其詳。不過，有一點相當清楚，蘇綽對自己制定的賦稅制度並不是十分滿意，他認爲稅額定的過高，在當時只是彌補國家財政不足的權宜之計。所以，他感嘆道：現在所做的，猶如一張張開的弓，並不是太平盛世的制度。不知道以後哪位當政者能將這張弓鬆弛下來。兒子蘇威聽到蘇綽的感嘆，默默記在心中。四十年以後，蘇威在隋朝擔任了幾十年前與父親相同的角色——民部尚書在他的建議下，隋朝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蘇綽的願望最終得到實現。
蘇綽在文風方面的重大改革，容易被人忽略。從西晉以來，天下文章以辭藻繁富相誇，宇文泰對這種不良風氣深惡痛絕，想加以改革。他到太廟祭祖，當着朝廷百官命令蘇綽撰寫了一篇《大誥》，宣讀給大臣們聽，勸誡他們勤於政事，不要像蕭樑羣臣一樣，做一些無益於時、無補於世的事情。並下命令，從此以後，西魏的文章都要按《大誥》形式損寫。
蘇綽生性忠厚儉樸，從不經營產業，家中沒有任何多餘的資財，經常對別人說，天下尚未統一，人人當以天下爲己任。他在任內，推薦賢才不遺餘力。宇文泰對他也推心置腹，信任無間。宇文泰有時出巡，爲了不耽擱政事的處理，常在沒有文字的空紙上籤下自己的名字，然後交給蘇綽，讓他隨機應變地處理政務。宇文泰回來後，蘇綽向他報告一下就可以了。蘇綽常說，治國之道，在於愛民如父，教民如師。與公卿大臣議論國家大事，經常廢寢忘食、通宵達旦，事無大小，他都瞭如指掌。最終，蘇綽積勞成疾，於46年去世，時年四十九歲。
宇文泰深感悲痛和惋惜，他對大臣們說："蘇尚書一生廉潔謙讓。我想按照他平素的志向辦理後事，又怕吏民不理解我的用意。如果對他厚加追贈，又違背了我們以往的相知之心，不知怎麼辦纔好。"在有關大臣的建議下，宇文泰從簡辦理了蘇綽的喪事。用一輛白色喪車載着蘇綽的遺體，送回老家安葬。宇文泰和大臣們步行送靈車走出同州城外。
宇文泰在靈車後面把酒灑向大地，他悲痛地說："尚書一生做的事，你的妻兒兄弟不知道的，我都知道。這世上只有你最瞭解我的心意，也只有我最瞭解你的志向，我正要與你一同平定天下，你怎麼這麼快就離我而去，你太不負責任了啊!"說着說着宇文泰放聲痛哭，不知不覺中，酒杯從手中滑落到地上。
蘇綽英年早逝，但他制定的改革措施，在西魏、北周廣泛推行，西魏北周國力迅速發展。蘇綽爲北方少數民族的融合、經濟發展以及北方的統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