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張之洞與李鴻章是什麼關係，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李鴻章(1823~1901)於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考中進士，三年後散館授翰林院編修，由科舉進入仕途。後回籍組淮軍對太平軍、捻軍作戰有功，封一等伯爵，授協辦大學士，並且於1870年(同治九年)繼曾國藩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作爲同光中興名臣，主持清朝外交、軍事二十餘年。
張之洞(1837~1909)比李鴻章小14歲，應屬晚輩，他雖然於1863年以進士第三名(探花)進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但既沒有對太平軍直接作戰的經歷，也沒有中興名臣的光環，而且在翰林院一待就是18年，只是一名並無實際執掌的詞臣言官。直到1881年，他才得以出任地方督撫，並且在甲午戰爭以後，成爲一顆冉冉升起的政壇新星。
由於兩人在個人閱歷、政治地位和思想理念上的差異，彼此在軍政外交等重大問題上有不盡相同的體認和主張，甚而產生矛盾和爭執，在所難免。
甲午中日之戰，同十年前的甲申中法之戰一樣，李鴻章主和，張之洞主戰，並因此調署兩江總督，爲率軍北上的湘軍宿將、時任總督劉坤一籌餉濟械。他對前方戰事的發展多有建言，如戰爭初起時，建議速借洋款購艦船以增實力，結強援(英俄)以牽制日本，明賞罰以勵士氣;旅順陷落、威海危急時，建議李鴻章電飭北洋海軍就現有鐵艦快船出海襲擾日本運兵運械船及遊弋之船，不宜龜縮威海港內坐失制海權，束手受攻，同時發動團練義勇助官軍擊倭。
然而，這些大概又被主持戰事的李鴻章視爲書生之見，均未被採納實施。他希望朝廷將“規畫大端遇有飭知北洋大臣之事，一併電飭南洋知之”，奉旨：“前奉懿旨令該督通籌戰守，原指餉械兵將而言。至機宜重要，必須慎密。北洋事務自有專司，焉能事事飭南洋知之?所請着毋庸議。”因此，張之洞對甲午戰局的影響力遠不及十年前的那場戰爭，自然也沒有鎮南關大捷那樣的戰役的勝利。
中國在完全戰敗的前提下求和，李鴻章也只能在不容置辯的情況下全盤接受日本提出的條款，在奇恥大辱的《馬關條約》上簽字，因而遭到朝野上下和國人的強烈譴責。給事中餘聯元，編修丁立鈞、宋伯魯、徐世昌等68人呈文代奏，謂李鴻章萬不可回任，必當速行罷斥。李遂被調離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一重要崗位，暫時失勢。
而張之洞於戰後及時提出編練新式陸軍、重建海軍，亟造鐵路、多設槍炮廠、廣開新式學堂、獎勵工商、多派人員出國遊歷遊學，藉以起弱振衰、救亡自強的一系列重大建議，被朝廷採納和漸次推行，其政治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在議及鐵路一條時，他說：“臣原議由漢口至盧溝橋先成幹路，嗣以造山海關鐵路，遂將此項經費改歸北洋。軍事之興，一切隔閡，兵餉、軍火轉運艱辛，勞費百倍，而仍有緩不濟急之患。使鐵路早成，何至如此。”
這其實是借題發揮，第一次公開流露對李鴻章的不滿，因爲即使每年200萬兩部款有着落，按照他先儲鐵後修路的構想，也是十年左右造成全路，況且漢陽鐵廠直至甲午戰爭的前夕才勉強出鐵，焉能使盧漢早成?
甲午戰後的幾年，李鴻章先是作爲朝廷特使赴俄參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典禮，並遊歷訪問德、法、英、美諸國，歷時半年多。由於李鴻章訪俄期間簽訂《中俄密約》而傾心於聯俄製日，張之洞因爲在練兵興學等方面得到日本的幫助而傾向於聯日製俄。這種外交理念的差異，最終導致一年後兩人矛盾升級和激化。
1900年6月，八國聯軍由天津進犯北京，清政府內外交困，無人主持，又想起剛剛赴任的李鴻章，促其北上，旋復任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並不急於動身，電促朝廷先定內亂(剿除義和團)，再弭外侮。7月下旬，李鴻章由廣東滯留上海，坐觀形勢變化。8月上旬，聯軍進逼北京，朝廷授李鴻章爲全權大臣，與各國商議停戰，先與俄國會商，並多次電促其迅速入京。
14日，聯軍進入北京外城，李鴻章電商聯銜諫阻帝、後西幸，張回電拒絕副署，說“西幸誠非上策，尚可暫避其鋒。(如)兩宮身入圍中，將來議和惟所欲爲，焉能立國。此奏洞萬萬不敢列名”。後兩宮逃至太原，李事先並未徵得張的同意，聯銜奏請帝、後回京，“南皮不悅”，顯現出兩人的意見不一。
李考慮更多的是各國的要求(俄國等堅持兩宮回京始開和議)，張考慮更多的是帝、後的安危。9月14日，李鴻章由上海乘輪北上。1900年9月19日，李鴻章抵大沽，由俄軍迎護至天津，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10月至北京，仍由俄軍保護，乃照會各國公使請停戰議和。各國仍以兩宮迴鑾、嚴懲肇事禍首(指煽動義和團圍攻北京使館、教堂的王公大臣)爲議和條件。
李多次奏請兩宮迴鑾，不允，一路向西逃至西安。直到這年年底，在清廷承諾嚴懲王公大臣十一人，並做出“一俟款議就緒，即定期迴鑾，並無久居長安之意”的保證後，各國才同意停戰議和，提出和約大綱十二條，其中最要害的幾條是：軍火及專爲製造軍火之材料不準運入中國;劃定使館區，由各國駐兵護衛使館;北京至海邊須留出暢行通道;大沽炮臺一律削平，由各國駐兵留守通道;賠款。
12月26日，李鴻章致電朝廷，說大綱十二條系經各國公使密商數十天而定議，“非敷衍所能了事”，請朝廷全盤接受。28日，奉旨：“所有十二條大綱應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輕重詳細節目，設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資補救。”
張之洞和劉坤一曾被授權與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會辦議約事宜，自然對大綱條款十分關注，尤注重軍火禁運、京津駐兵兩事，認爲必須竭力補救。12月29日，他電奏朝廷，請飭全權大臣與各公使商改禁運軍火一條，說昨見議和條款第五款，有禁運軍火及各種軍用材料等語，萬分焦灼。“若全行照允，中國永無禦侮之具，如何立國?請飭下全權與各使婉商，將‘及專爲製造軍火之材料’一句刪去，並商定軍火只暫禁運，限定幾年，以維大局。”
31日，又急電朝廷，說大綱條款前言總冒有“遵奉內廷諭旨”一語。“此數字句中有眼，用意難測”，請告全權婉商各使將此數字刪去，萬分緊要。所謂“句中有眼，用意難測”，顯然是怕各國追究到西太后。他知道實際主持和談的是李鴻章，對“合肥從不來商，但電奏後轉知”的作風表示不滿。雖然朝廷屢諭李相商，但他給出的理由是，“劉、張等相距太遠，情形未能周知，若隨時電商，恐誤事機”，並電促明旨畫押，說“所交各款，無可商改，稍一置詞，即將決裂。
日來德瓦帥方厚集糧械，左顧右盼，分兵四出。若有耽延，必即別出詭謀，臣等何敢當此重咎”，危言聳聽，跡近要挾。張之洞仍堅持“大綱必不能改，細目必當妥商”，電請李鴻章“萬勿遽行畫押”，並提出各國駐兵應限定人數及暫緩迴鑾等建議。
李不能忍受張的喋喋不休，全面反駁他的建議，奏陳朝廷，說：“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蓋局外論事易也”，完全是老輩教訓後生不長進的口吻。二十年後的張之洞已是朝廷重臣，自然也不能忍受這樣的奚落，於是反脣相譏：“合肥謂鄙人爲書生習氣，誠然，但書生習氣似較勝於中堂習氣耳。前數日(英德)兩領事來見，照錄兩使覆電，詞甚和平，皆言大綱速允以後，鄙人所擬各條極願詳加酌議語，毫無慍意。不謂外國人易說話，而中國人反難說話。合肥諫電‘不與劉、張相商’一語，感甚。”
後來最終議定的和約條款中，沒有了“遵奉內廷諭旨”一語，禁運軍火、材料明確以兩年爲期。這兩條是張之洞首先提出並堅持必應商改的。至於駐兵人數，李鴻章後來給朝廷的回電稱：“其各使館留兵現無確數，聞統計約在二千內外。天津及沿途洋卡亦無確數，聞天津約留六千或八千，沿途洋卡每卡約三百，共計不逾二千。”這些數字都遠遠超過了張之洞的“臆斷”。如此看來，張之洞的建議並非都是“局外論事”的書生之見。李鴻章作如是觀，只能說明他的成見太深。
張、李的爭執在《中俄交收東三省條約》的問題上趨於白熱化。原來俄國在參與聯軍進攻津京的同時，還以保護其正在修建的中東鐵路爲名，派兵十餘萬人分三路侵入黑龍江、吉林、奉天(遼寧)三省。各國和議開始後，俄方誘迫盛京將軍增祺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約章》，以中方解散軍隊、交出軍火炮臺，營口暫由俄方管理，俄派員駐守瀋陽預聞要公並派兵巡捕，以及允俄國建築哈爾濱至旅順鐵路等九項條件，換取俄軍撤離東三省。
朝廷以增祺無權簽約，予以否定，並授權駐俄公使楊儒另立條約。1901年2月，俄單方面提出東三省交地約稿十二條，除俄國繼續護路，禁軍火入滿洲，賠償俄兵費外，另有滿蒙、新疆等處路礦及他項利益不得讓與他國，允俄國造鐵路至長城，中國北境水陸軍不用他國人訓練等項。張之洞即電奏朝廷，說“增祺與俄擅定約事，荒謬萬狀”。
果如所約，東三省及直、晉、陝、甘沿北邊一帶皆非我有。爲了防止出現俄國獨佔東三省利益和各國效尤瓜分中國的危局，他建議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將俄約公佈各國，請其約齊向俄理論。俄或畏公論，尚冀和平了結”。主導談判的李鴻章不認爲有公佈俄約的必要，說“彼蓋謂俄畏各國，不知一提各國，俄即艴然怒。若將俄約佈告，怒必更甚。向例西國議約未定稿之先，不得漏與他國，況佈告耶!”同時指示楊儒繼續磋磨。
3月16日，李鴻章接到楊儒磋磨修改後的約稿，認爲“刺目處均刪除，照允無後患”，便電奏朝廷，說“現約款既經刪改，若必待各國排除，恐俄未必再讓，轉多一異日之酬勞，不可不慮”，請按照俄方指定的最後時限即3月16日，明旨畫押。張之洞即聯銜兩江總督劉坤一等電奏朝廷，說“俄約雖經略改，皆系無關緊要之處。甘言欺我，勒逼畫押。此約一允，滿洲已全爲俄有，直與英待印度、法待越南無異。
各國斷不肯獨令俄人吞噬，勢必種種抵制、均沾，各出新奇花樣。是中國不亡於八國之環攻，而亡於一俄之作俑，萬分可痛可惜”。他提出救急之策，包括請英、日等國商俄展限畫押，聘英、日於北洋水路和山海關等處陸路幫助練水、陸軍，以抵制俄國修路駐兵直抵長城，以及東三省開門通商，以歆動各國出力調解。但李鴻章並不遵旨與各國公使詢商。當時最爲反對俄國獨佔滿洲利益的是日本，李表示：“若謂(日本)因此事動兵，吾不信也。”
限期畫押的前夕，李給西安朝廷發出加急電報，說限期已到，“若不切實電令畫押，俄必決裂，禍患即在目前。務乞速定大計，以救燃眉”。朝廷以“各疆吏及英、日等駐使紛紛力阻”爲詞，堅持緩畫。結果限逾後，也並未出現李所謂“俄必決裂，禍患即在目前”的局面。李鴻章頗爲失落，致電舊識俄國吳克託親王，說“各國多方恐嚇，中外大臣多信其言。我雖屢奏催，孤掌難鳴。望密勸大皇帝寬宏大度，仍守不佔中國土地原議，俟公約定後，再行畫押”。俄約遂暫時擱置。
1901年6月中旬，《辛丑和約》談判幾近完成，各國開始撤兵，朝廷指示李鴻章詢商俄國何時撤出東三省俄軍。李鴻章藉機發泄不滿，說“東三省俄隊設專約早畫押，易商撤減。江、鄂督爲日本所愚，力阻畫押。今忽爲商撤俄隊之說，甚非情理。自停畫後，俄使除公會外，絕無往來，何從與商，即商必置不理。不料力阻畫押者爲此謬論也”。
張之洞以爲此電“種種可怪”，即與劉坤一聯銜電奏朝廷力駁，說：“江、鄂所以堅持(不畫約)，各駐使皆以爲然者，誠不忍坐視祖宗發祥之地淪爲異域，全國權利爲各國分沾，非故與全權爲難也。日本深慮脣亡齒寒，不得不與我合。而中俄強弱不敵，亦不能不引日本爲援。而全權始終爲俄所愚，而謂江、鄂爲日本所愚乎?全權於江、鄂似有意見。”雙方相互指責，使朝廷不得不出面調解。
李鴻章也確實不易，以年近八十的高齡，與各國公使進行了長達十個多月的磋磨周旋，忍辱負重，乃於1901年9月7日抱病在《辛丑條約》上簽字。“歸復寒熱間作，痰咳不支，飲食不進，益覺委頓難堪”，仍表示“俄約暫不暇議，姑俟異日”。但他沒有等到俄約完成的那一天。兩個月後，李鴻章因“忽病吐血”而終於不治。也許張之洞自覺很受傷，於病中沒有致電慰問，於逝後沒有致送輓詞。
而在十年前李鴻章七十大壽時，雖然在鐵路、鐵廠等問題上與之多有不快，張之洞仍撰有三千餘言的駢文爲他祝壽，讚譽他“文長綸閣，武鎮畿疆，內掌海官，外綜商政。有一德之美，兼四事之勤”以及“既以一身兼南征北伐之功，遂爲九州建內修外攘之策”等文治武功。比較而言，此時的張之洞，似乎少了一些政治家的風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