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唐朝是中國公認的強盛朝代。不過755年安史之亂的爆發造成了唐朝歷史前後分成兩個階段，那麼安史之亂爲什麼會爆發在唐玄宗時期?唐玄宗在位時究竟都做了什麼呢?感興趣的朋友就跟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事實上，雖然安史之亂以後中央權威衰弱，並且百姓遭受戰亂之苦。但是從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依然能夠延續150年就可以看出，戰亂之後的唐朝也取得了一系列其他方面的成就(比如對南方的開發、地方鄉村貿易的發展、鹽鐵和漕運的崛起等)，帝國尚未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即便如此，安史之亂對晚唐乃至五代、兩宋的影響依舊深遠。那麼這場動亂究竟是怎麼爆發的?作爲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唐玄宗李隆基又應當負有怎樣的責任呢?
均田制瓦解，募兵制助長藩鎮實力
均田制是由北魏馮太后改革，在北方長期遭受戰亂，出現了大量無主荒田和失地流民的基礎上推行的。這套土地分配製度保證了土地資源被充分利用、使“耕者有其田”，極大的促進了中原農耕經濟的發展，爲後來的隋唐盛世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隨着社會穩定、國家日漸富足，唐朝人口不斷壯大，到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終於再次反超了隋朝鼎盛時期。
人口增長的速度遠超耕地面積擴展的速度，人多地少的情況越來越顯著。而此時與均田制配套實行的賦稅制度是租庸調製，這是一種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均按丁交納定額徵稅制度。如此以來，百姓所分得的田地越來越少，所承擔的賦稅卻越來越大。爲了躲避朝廷重賦，許多人選擇賣身爲奴，將戶籍併入門閥世家之中，成爲他們籍下的佃農。就這樣，唐朝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許多農戶甚至是府兵要麼隱匿人口進入門閥名下、要麼逃遁到南方或地方鄉村等人煙尚且稀少的地方去了。
土地兼併、人口隱匿導致朝廷財政壓力巨大，許多府兵戶籍的流失又引發府兵制的崩潰。此時稅收的基本原則就不應再以人丁多寡爲本，而應當以資產爲宗，就如同唐德宗時期的兩稅法和後世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那樣。奈何唐玄宗要麼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存在，要麼出於維護局勢穩定的考慮而不願意進行如此傷筋動骨(朝臣官員大多是門閥世家或庶族地主，均爲土地兼併的既得利益者)的大改革。隨着均田制的逐漸崩潰，原本依託於它的府兵制也支持不下去了，朝廷隨即進行軍事制度改革，以募兵制取代之。
在募兵制度下，軍隊不再是義務制，轉而變成了職業軍人，將士們對直接統帥的認同感遠勝對朝廷和皇帝的忠心。另外在募兵制度下，西北和東北邊區所招募的大多是粟特、契丹等胡人，他們對胡人出身的將領的號令顯然更爲信服。凡此種種，給予了唐朝北方邊鎮實力壯大的機遇，安祿山就是在此背景之下走上歷史舞臺的。
帝王術失衡，新的權力角鬥規則
除了對稅務危機的失察之外，唐玄宗還特別迷信於帝王之術，善於通過平衡朝堂各方勢力，以確保皇帝享有一個權威的仲裁位置。在他四十多年的統治期間，朝中這樣的派系爭鬥始終就未曾停歇過。玄宗前期曾出現文學和吏才兩大派系之間的爭鬥，所謂“文學”是指仰仗科舉選拔上來的朝官，所謂“吏才”則是指從地方上憑藉政績一步步爬上來的朝官，這兩大派系在朝廷上原本僅存在少許偏見爭鬥，卻在玄宗的刻意引導之下漸成水火之勢。
早年間文學科舉派系的代表人物是張說，而吏纔派系的代表人物則是宇文融。後來兩人相繼遠離朝堂，張九齡和李林甫分別接替了文學和吏才的大旗。雙方鬥爭多年，最終以張九齡落敗而結束。然而正當李林甫如日中天之時，唐玄宗再度出手，一面打壓李林甫，一面爲他尋到新的對手。
原來，唐玄宗中期特別寵信武惠妃，武惠妃生有壽王李瑁(另一說，李琩)自幼聰明伶俐，很受唐玄宗喜愛，因此武惠妃就動了立自己兒子爲儲君的心態。爲了達成這個目標，她就必須扳倒太子李瑛，於是在外朝就與李林甫聯合起來。但是李瑛同樣獲得了朝臣的支持，以張九齡爲首一派就是太子的支持者。正因如此，武惠妃始終未能如願，直至去世。
後來張九齡倒臺，李瑛和他的另外兩個兄弟旋即遭受滅頂之災(即著名的“三皇子時間”)，儲君位置空虛出來了。此時，武惠妃已死，李林甫又與壽王李瑁同屬一黨，爲防李林甫一家獨大，唐玄宗並未冊立自己喜愛的兒子壽王爲太子，反而選擇了明顯弱勢的另一個兒子李亨。不過太子的冊立只是對李林甫勢力的初步遏制，武惠妃去世以後，唐玄宗藉口心情低迷、急需慰藉的幌子，從壽王李瑁那裏搶走了壽王妃楊氏。通過讓楊氏以道號太真身份入道觀，而後入宮的方式更換身份，後冊封爲楊貴妃。
楊貴妃上位以後，唐玄宗開始扶持她的族兄楊國忠，將楊國忠逐漸培養成爲李林甫晚年最大的政敵。晚年的唐玄宗在生活方面變得日漸奢靡，恰巧楊國忠在斂財方面(主要是由於李林甫不睦的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饋贈)輕車熟路，深的帝心。早期的楊國忠爲了升官而竭力討好李林甫，兩人在構陷太子李亨方面一唱一和，但最終在唐玄宗的設計下，新舊貴族之間爭權奪利的勢頭日趨明顯。
朝堂如此，軍中也不例外。唐玄宗最初在西北邊防軍所倚重的是王忠嗣，而後由哥舒翰接任，同時又在東北邊防軍扶持安祿山。至於安祿山和楊國忠之間的矛盾，對於唐玄宗而言也是樂見其成的。只是讓唐玄宗沒有想到的是，隨着均田制、府兵制的瓦解，大唐的權力爭鬥規則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曾經被他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張說、宇文融、張九齡、李林甫、李瑁等人，如果缺少了皇帝的支持將一無所有。然而安祿山和哥舒翰不同，他們在邊關鎮守多年，在當地擁有極高威望，並且手握重兵。這些軍隊當中有許多是當地胡人，並且極有可能與安祿山有相同的宗教信仰，因此出現了私軍傾向，成爲安祿山重要的政治資源。
不論是張九齡還是楊國忠，甚至是李林甫，都對地方藩鎮軍閥的崛起如鯁在喉。他們當中即便有人爲了拱衛自身權勢而提拔外藩，卻也處於政治嗅覺看到了地方勢力做大對帝國中樞的威脅。然而唐玄宗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沉迷於自己的權術遊戲之中，渾然沒有察覺各方力量早已失衡。即便楊國忠屢次提醒皇帝謹防安祿山造反，也僅被置於一旁，權當朋黨之爭而已。爲了取信於皇帝，楊國忠竟然突擊安祿山在長安的府邸，並逮捕和殺害了安祿山多位親信。此事被安祿山認爲是朝廷風向的轉變，直接激怒了安祿山，讓唐玄宗措手不及。
綜上所述，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重要節點，它爆發的原因在於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瓦解，導致經濟基礎和權力結構發生變化。而唐玄宗既未重視經濟層面的危機，並推行改革，同時在熱衷於帝王平衡權術的同時，未能注意到權力鬥爭規則的變化，終於在一系列失誤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誘發了安史之亂。
當然，安史之亂的影響不僅僅侷限於唐朝，它對五代乃至宋朝均產生了深遠影響。五代時期的北方藩鎮大多胡人，並且其所盛行的“假子”制度(即收傑出將領爲義子)更是從安祿山時期開始盛行。安史之亂以後，北人南遷浪潮加劇，南方獲得進一步開發，到了兩宋時期南方已經成爲中國新的經濟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