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康熙和西方科技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康熙皇帝不是對西方科學和技術有很深的興趣嗎?清代爲何開始從世界掉隊?
康熙對西方科學的濃厚興趣是人所共知的，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許多被他招攬到宮廷之中爲他服務，其中著名的就有南懷仁、徐日昇、張誠、洪若翰、劉應、羅德、德里格、馬國賢等等。
這些人有的掌管欽天監，有的擔任使臣，有的作爲康熙的私人醫生。西方傳教士們爲康熙帶來了曆法、醫學、數學等科學知識，還帶來了望遠鏡、顯微鏡、放大鏡、西洋鐘錶等新奇物件。康熙對於接受西方事物一點都不保守，這些在宮廷任職的西方人許多都曾當過康熙的老師。康熙也很聰明，學什麼一學就會，說他是歷代皇帝中最懂科學的帝王並不是誇大。
但爲後人詬病的一點是，康熙的興趣主要是爲自己服務，並沒有把西學推向全國，有人據此認爲，康熙的封閉保守是清代開始從世界掉隊的一大原因，近代中國沒有走上科技強國之路，康熙要爲此負很大責任。
總之，似乎康熙只要不把這些西方技術藏着掖着，清代就能與西方一樣享受到工業革命的成果，在近代就不必遭受如此屈辱。
事實是否果真如此，對比一下同時期東西方的歷史進程，我們或許能發現一些不一樣的結論。
玄燁生活的年代是1654-1722年，8歲登基爲帝，15歲拿下鰲拜後真正親政，也即他1669年開始真正手握大權。
那麼在這個年代，西方正處於什麼時期呢?事實在康熙生命大部分時間，西方的變革還在醞釀之中，歐洲真正的劇變在他駕崩後纔開始。
七年戰爭的時間是1756年—1763年，當時歐洲上的主要強國均參與了這場戰爭，英國在此戰獲勝後纔開始邁向日不落帝國的傳奇，七年戰爭使英國擴大了海外殖民地，對這些殖民地的直接掠奪，爲工業革命提供了大量資金，而哈格里夫斯在1764年發明了珍妮紡紗機直接標誌工業革命的開始。
法國大革命於1789年7月爆發，持續到1794年，法國才完成舊觀念的轉變，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新思想被接受。法國革命精神被播撒到歐洲，還要等到1799年拿破崙以霧月政變開始統治後，西方格局纔開始被改變。
總之，在被稱爲18世紀的1700-1799年這段時間裏，歐洲正發生前所未有的劇變，誰也無法預測最後結果會是如何。而同時期的中國正處於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社會的鼎盛時期，要康熙去學習西方那套談不上成熟，效果不知如何的思想和制度，限制自己的權力，哪個皇帝都不敢冒這個險。
再具體到一些自然知識和科學技術上。
首先是醫學，康熙確實用傳教士帶來的金雞納霜治好了自己的瘧疾，並在出京巡幸時也有外國傳教士醫生隨行。但是據此就認爲當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醫術就是現代西方醫學，實際上是個誤區。
從醫學發展上看，16世紀歐洲醫學擺脫了古代權威的束縛，開始獨立發展。但直到17世紀，內科學也沒什麼進展，醫術比中世紀時期並沒強多少，四體液論依然是疾病理論的基礎，當時西方的臨牀醫學談不上先進。
顯微鏡雖然最早在16世紀末就在荷蘭被製造出來，但早期這種簡易的儀器並沒有引起人們重視，也沒有被用於任何重要的觀察。它要到17世紀中葉起纔開始被應用於生物醫學領域，最早是被用來觀察青蛙的肺。此後一兩百年間，顯微鏡逐步得到改進，直到1872年，德國物理學家Abbe提出學顯微鏡的完善理論，理想的顯微鏡纔開始被設計出來。康熙開始親政時，顯微鏡仍然是個由上下兩塊透鏡組成的較爲簡陋的設備，看上去確實更像個玩具。
西方對疾病的認識由症狀推到器官，並建立病理解剖學的時間是17世紀，以1705年“病理學之父”莫幹尼發表論文《解剖雜錄》爲標誌，直到他在1761年發表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疾病的位置與病因》。
至於西方臨牀醫學和藥物學，真正得到發展要到19世紀初期。解剖學的發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無菌法的應用時間是19世紀中葉以後，而康熙駕崩的時間是1722年，在他生前來自西方的傳教士並不能爲他帶來這些東西。
即使到了19世紀，在面對一些自然災害或者疾病面前，東西方醫學的知識與技術其實都是非常無力的。
如常被稱爲第一次現代化戰爭的克里米亞戰爭(1853年至1856年)，英軍在傷員救治、藥品補給等方面表現得依舊一團糟。根據英軍軍醫在日記中記錄，當時英國的戰地救護非常原始，他們對於疾病的理解其實和明清的一些中醫理論差不多：吃草藥可以排除體內毒素，出汗可以幫我們排除過多的熱氣，有了膿包以後先用涼水然後用根管子把膿抽了。
換而言之，由於解剖學的發展，如果有一場人體知識競賽的話，19世紀中期的英國醫生可能比同時的中國醫生了解多得多，但實際面臨各種疾病的時候，大家能做的其實都很有限。那麼在康熙生活的年代，西方醫學更未表現出多少領先於時代之處。
那麼其他呢?
政治上，歐洲議會制君主立憲制最早的國家英國，行憲日期是1688年(康熙27年)，挪威是1814年，瑞典、丹麥等國更是遲至20世紀中晚期。
思想上，啓蒙運動開始的時間是18世紀初，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爲標誌，那時康熙早就涼了，根本不可能預見到這些新思維。
再看真正的物理學，在康熙死了很多年之後，奧斯特才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而在約兩百年之後，電磁波才廣泛應用。那麼與康熙同時代的牛頓與牛頓三大定律看起來也確實沒什麼用了，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些奇淫技巧罷了。
再拿被人詬病的《幾何原本》來說，康熙讓傳教士翻譯成滿文，並討論其中的數學問題，因爲他沒有把這套科學類書籍刊印推廣，被認爲是保守封閉的一個實錘證據。
但是大家都沒看到這件事是有後續的，康熙說歸說，最後還是接受了泰州進士陳厚耀“請定步算諸書以惠天下”之議，花了十年時間編撰了《數理精蘊》出來，介紹包括西方數學知識在內的數學百科知識並刊印出版，這套書又在雍正時期作爲《律歷淵源》的一部分再度出版。
以上能看出，所謂康熙固步自封其實是我們的驗證偏見，我們瞭解啓蒙運動以來科學體系開始爆發，但是在這個體系尚未展示它的強大戰鬥力的時候，歐陸的萌芽理性主義不過是諸多思想方法的一種，那些初步的自然科學知識不過是博物學的方方面面罷了，要一個君主集權正處於巔峯時期的東方帝國君主去學習西方那些不成熟的經驗，還真不比如何擺平帝國內部種種事務重要。
當然，還有被許多人詬病的軍事方面，恰恰與許多人對清軍火器落後的印象相反，清軍一向是一支注重火器的大軍。
明末清軍還沒有製造火器的能力，大軍中的火器多來自繳獲，不過自皮島三將降清後，皇太極已開始擁有自造紅衣大炮的能力並在其後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入關後，隨着佔有資源的越來越多，火槍也得到普及，清軍遠程三大武器即爲弓矢、火炮與火槍，其中較爲先進的鳥銃佔據不小比例。到康熙年間，清軍已經在漢八旗軍裏建立了成建制的火槍部隊，稱爲火器營。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我朝武備整齊，弓矢槍炮最爲軍營利器，法制精良，百世不易。
康熙二十七年，一場橫跨三朝，持續時間長達70餘年的大戰——清準戰爭打響，兩軍都是冷熱兵器混用，除了近戰接敵，在中遠距離上的火力投射都已經由火器進行主導。
著名的南懷仁是康熙的軍事參謀之一，康熙二十八年他曾鑄成3600斤的永固大將軍炮，並將西洋炮鑄造技術的原理寫成了一本書，名爲《神武圖說》，爲了方便中國工匠仿造學習，還在這本書裏面附了很多的圖，以方便其理解。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中，雙方以大炮火槍互轟宣告戰役開打。此戰中準噶爾軍的“駝城”正是被清軍以密集火炮轟擊的方式摧毀，一舉奠定勝局。這些戰爭場面在清代宮廷繪畫中表現得很明顯，如下圖《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第八張呼爾滿大捷》裏，列陣的清軍前排是舉着鳥銃的士兵，後排以駱駝爲炮架，支起了一排火炮，與印象中的冷兵器大軍大相徑庭。
再如另一張《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戰圖》，裏面也清楚得表現出了清軍正用火炮轟擊準軍，隱蔽在駝陣後面的準軍則以火槍在進行還擊。
確實，15世紀起歐洲火器得到了極大發展，軍事革命正在發生，戰爭面貌已被極大改變。但也要看到歐洲的火器技術也在被不斷引進到中國，帶來東西方之間技術差距的縮小，雖然這並沒有讓中國的火器技術追趕上西方。差距確實存在，可那是自明代起就已拉開，在康熙時期，相比明末與西方軍事技術的差距並沒有被拉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縮小的。
要說清代火器發展真正被世界拉開代差，那是在乾隆朝，乾隆十全武功的對手們已不復鼎盛時期準噶爾汗國之強大，後來的承平日久更是讓大軍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失去了軍事技術改革的動力。
最後我們可以假設一下，假如自己是個生活在康熙年間的清人，有機會看到康熙展示他所得到的來自西洋的新奇玩意，比如西洋鐘錶、放大鏡、看星千里鏡、西洋地理圖等。這些東西肯定是很有趣，但除了讓人大開眼界之外，也就是圖個新鮮，只是衆多有趣知識中的一種，與來自帝國偏遠地區，或者藩屬國進貢的東西是類似的。
更進一步說，傳教士帶來的知識確實能讓我們更好地瞭解真實世界，他們可以把帝國的疆域、人體的構造、星球的軌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呈現在你面前，但這些除了引起一陣陣驚歎以外，又能讓人聯想到什麼實際作用呢。當然，在適當的時候，它們會有一些特定的用處，但也僅此而已，要靠這些就讓君主放下身段對西方技術頂禮膜拜，顯然是並不足夠的。
總而言之，康熙那時的科學成果真的不多。康熙年間經典力學還在初步建立中，第一臺有使用價值的蒸汽機是在乾隆四十一年被製造出來，電磁學的庫侖定律提出是乾隆五十年，安培定律發現於嘉慶二十五年，歐姆定律提出時是道光六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爆發。
從那個時代來看，西方那一套並沒有決定性的優勢，所以並沒有引起重視。康熙的傳教士們瞭解的科學知識可以說相當有限，他所接觸到的“西方科學”大多也不過是耶穌會士傳介的歷法與一些西方草藥學之類。康熙自己說的“中國道理無窮，文義深奧，非爾等西洋人所可妄論”並非沒有一點道理。
對於歷史人們總是不自覺地打開上帝視角，從某種角度上來講，我們看現在的西方那一套，也是一種倖存者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