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贄，字敬輿，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政論家、宰相，溧陽縣令陸侃第九子，人稱“陸九”。他是爲中唐賢相，其學養才能、品德風範，深得當時及後世稱讚。權德輿比之爲西漢名臣賈誼;蘇軾認爲他是“王佐”、“帝師”之才，文辯智術超過西漢謀臣張良。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陸贄出身江南四大姓之一吳郡陸氏。爲唐代宗大曆八年(773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唐德宗即位，由監察御史召爲翰林學士。“涇原兵變”後，隨德宗出逃奉天，起草詔書，情詞懇切，“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貞元七年(791年)，拜兵部侍郎。貞元八年(792年)，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相時，指陳弊政、廢除苛稅。貞元十年(794年)，遭構陷後罷相。永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贈兵部尚書，諡號“宣”。陸贄工詩文，尤長於制誥政論。所作奏議，多用排偶，條理精密，文筆流暢。權德輿稱其“榷古揚今，雄文藻思”。《全唐詩》存其詩。有《陸宣公翰苑集》及《陸氏集驗方》傳世。
政治思想
治亂由人，不在天命
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封建統治的政治基礎和經濟基礎都遭到了嚴重破壞。藩鎮割據，山河破碎，戰火紛飛。到德宗時出現了一派蕭條破敗的氣象，田園荒蕪，人煙斷絕。“四海騷然，靡有寧處”。涇原兵變後，長安失守，國難益重。但唐德宗在談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時卻說：“此亦天命，非由人事。”針對德宗的這種“國家興衰皆由天命”的錯誤思想，陸贄指出把國家興衰說成由於天命是荒謬的。他認爲“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否定了天有思想、有意志、能主宰人類社會的命運，得出了“天命在人”的結論。並說：“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說明了治亂由人，不在天命。
陸贄還辯證地分析了“治”和“亂”的關係。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會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認爲“理(治)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所以他面對於亂並不悲觀失望，而是充滿“治”的信心。他躊躇滿志地勸誡唐德宗“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修之”。不要憂慮“亂”，不要害怕“厄運”，只要“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盪滌妖氛，旋復宮闕”。陸贄的這種“反天命，重人事”的進步的歷史觀，構成了他治國思想的哲學和理論基礎。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
在分裂混亂之中“海內波搖，兆庶雲擾”，“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誰要想在這種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陸贄進一步闡發了“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的傳統儒家思想，認爲“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陸贄反覆強調人心的作用，這是他的治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所說的“得衆”、“得人心”的階級內容當然主要是指廣大農民對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統治階級內部取得地主階級的擁護。那麼怎樣才能“得衆”、“得人心”呢?陸贄曾懇切而又深刻地向德宗談了自己的想法：“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查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難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查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又說：“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情乃固，失則危。”作爲一個賢明的君主必須要使“其欲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當然在封建社會裏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兩者之間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同其欲惡”。所謂“同其欲惡”不過是相對而言，也就是說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在不損害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基礎上儘可能地協調和農民階級的關係。這就必須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最大局出發，適當地考慮一些廣大農民羣衆的切身利益，“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以便爭取更多人的支持和擁護，儘可能地集中目標打擊主要敵人——破壞統一的割據勢力。爲了取得民心，陸贄請求賑救災民。貞元八年(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發生水災的時候，他勸德宗給予撫卹，並說：“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爲了取得人心，陸贄提出國家必須要用度有節，躬行儉約，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以弭民怨。他要求“均節賦稅”來減輕人民的負擔。爲了取得人心，陸贄建議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動人心;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併爲之親自起草罪己詔。詔書中還特別宣佈對那些受到“凶逆”煽誘的脅從者，如能幡然悔悟，就既往不咎。詔書下，“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淚感泣”。後來李抱真入朝對德宗說：“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陸贄的這些措施和建議收到了一些效果。緩和了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顧瞻觀望的勢力能夠傾向於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鎮。
立國之權，居重馭輕
安史之亂後，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到唐德宗時有增無減，“假王者四，僭帝號者二，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河南、河北、淮西早已擁兵自守，不聽朝廷號令。涇原兵變後，京畿地區也爲割據勢力所控制。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大，有的已經世襲，他們可以“自置文武將吏，私貢賦”，並可以大量召募軍隊，擁有很大權力，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決定，“天子不能制”。在政治、軍事、經濟上保持獨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雖稱藩臣，實非王臣”。顯然唐朝要想恢復昔日的統治，消滅藩鎮已成爲迫在眉睫的大問題。陸贄是一個博通古今、明於治亂、具有遠見卓識的人。他總結了歷史經驗，尤其是吸取了西漢賈誼在《治安策》中所闡述的加強皇權集權的思想，深刻地指出：“立國之安危在勢。”認爲“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這就必須要採用強幹弱枝之術。加強皇權實力，削弱地方勢力，這樣纔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有利於封建政權的鞏固。爲此他對唐朝前期的歷史作了一番回顧：談到在唐太宗時，由於妥善地處理了朝廷和地方的關係，內重外輕，“舉天下不敵關中”，處於“居重馭輕”的有利地位，因而能夠保持安定統一的局面。可是後來“承平漸久”，內地武備鬆弛，地方節度使權力日益擴大，關中實力日益削弱，外重內輕，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結果“安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發動叛亂，兩京不守。這就從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闡明瞭“居重以馭輕，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的道理。否則“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就會釀成大亂。他告誡唐德宗要“追鑑往事”，並申明：“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因而提出了“修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的方針。要求採取一些具體措施，加強關中實力以鞏固皇權，逐漸削弱藩鎮勢力，以便最後剪除“凶逆”。陸贄的這些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陸贄認爲能否正確地使用人才是關係到國家存亡的大問題。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頓吏治、廣開才路是不會取得什麼成效的。而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賢任能，又缺乏知人之明，“累嘆乏才，惘然恍見於色”。又往往對臣下吹毛求疵，求全責備。針對唐德宗的用人弊病，陸贄在《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中進行了認真的分析。認爲人才之多寡和統治者的政治思想有很大關係。說“漢高祖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覈實之能”。並向德宗指出：“朝之乏人，其患有七”：第一，人才之進用與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適爲準，而由推薦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寵信來決定;第二，聽信讒言而不加以任用;第三，求全責備，標準太高;弟四，對於有“過錯”的人，因痛恨太甚而不復用;第五，考察不當，只看表面，不看本質;第六，根據一個人一言一事來決定用與否，不是全面地看一個人;第七，援引舊例使用朝官闕員，而有才幹的人不得升遷。爲了能夠合理地使用人才，發現人才，提高吏治水平，他花了很大功夫對吏治問題在理論上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提出了“求才貴廣，考課貴精”的重要原則。
所謂“求才貴廣”就是要求廣泛地選拔人才，使人“各舉所知”，不僅宰相可以推選官吏，而且臺省長官也可以薦舉賢能。認爲“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匯徵，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才能通過更多的渠道得到更多的人才。要像武則天那樣：“弘委任之意，開汲引大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他反對對人吹毛求疵，求全責備。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認爲“人之才行，自古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他反對“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終身而不復用的錯誤做法，認爲這是造成“乏才”的原因之一。並指出：“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者”，也應該錄用，何況其中有些是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的人，只有做到這樣廣泛地蒐羅人才，才能使“人無滯用，朝無乏才”。爲了廣開才路，在陸贄的協助下，唐德宗又開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敢諫科、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量才取士，招攬各種不同類型的人材，以滿足封建國家各方面的需要。
所謂“考課貴精”就是“按名責實”，依據一定的標準進行考覈，加強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標準地培養官吏。爲了全面地瞭解一個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陸贄提出了考課的具體內容，即所謂“八計聽吏治”，有以下八個方面：一、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二、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三、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五、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六、視奸盜有無以稽禁御;七、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八、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在考課的過程中他強調不能注重言論，而要注重行動。不能看表面現象，而要看內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辯的人不一定就聰明;直樸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諛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實。因而“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通過實踐檢驗是非優劣。這種比較實事求是的考覈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對於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虛作假、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時通過考課可以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才能，合理使用，使舉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發揮官吏應有的作用。他認爲“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必須使其才幹和所授之官相一致，如果委非所任，處非所宜，就會使器大者不能人盡其材，才小者不能承擔重任，這是不利於地主階級的統治的。爲了使獎懲分明，升降得當，在考課的基礎上陸贄還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術：“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這樣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無能、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貶斥，使吏治清明，提高官僚機構的工作效率。
廣開言路，改過求治
陸贄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對唐太宗從諫如流的政治風度特別讚賞，認爲“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致理太平之功”。而“從諫改過爲其首焉”。說：“諫而能從，過而能改”是“帝王之大烈”。把對於納諫作用的認識，提到一個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唐德宗卻對納諫一無所知，他“嚴邃高居”，很少“降旨臨問”，以致出現了“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的可悲局面，這是非常危險的。鑑於這種情況，陸贄對君主納諫這個問題進行了極爲認真的總結，從理論上作了比前人更爲詳細更爲具體的分析。他上書唐德宗，力陳要“廣諮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雍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要召見羣臣“備詢禍亂之由，各使極言得失，不能當耳目閉塞的孤家寡人”。並進一步指出世界廣大，社會複雜，“以一人之所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是不可能的。只有虛受廣納，勤與接下，“總天下之智以爲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才能使下情上達，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權鞏固。
陸贄認爲要使諫路暢通，必須克服堵塞諫路的九種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種弊病是：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臣下的三種弊病是：諂諛、顧望、畏懦。九弊之所以阻塞諫路是因爲：君主好勝就一定嫉恨直諫，這樣下邊諂諛的人就順情說好話，而真實情況就聽不到了;騁辯給就必然不讓人把話說完就給頂回去;炫聰明就必然自以爲是地加以猜測而懷疑別人欺詐，這樣顧望的人便不敢多說話，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見解就不能盡言;厲威嚴就一定不能和顏悅色地待人接物，恣強愎就一定不能承認自己的過錯而接受勸告，這樣下邊畏懦的人避免進言得罪，而一些合情合理的意見就得不到發表。所以必須克服這九種弊病以廣諫諍之路。要“以求過爲急，以能改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使臣下敢於盡言。認爲諫者多，才能表明君主喜歡納諫;諫者直，才能表明君主的優容大度;諫者冒犯而不罪責，才能表明君主的容忍寬恕。“惟恐讜言不至”，這樣才能使諫路暢通無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