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的滎陽劉禹錫公園內樹立着十二個牌坊，分別記載了一代詩豪，唐代著名詩人劉禹錫從出生地嘉興，做官地長安、揚州、和州、洛陽，到去世地滎陽，一段段豐富的人生經歷。
劉禹錫(公元772-842年)，字夢得，中唐時期著名文學家、思想家，祖籍洛陽，生於浙江嘉興，曾在鄭州滎陽生活過，晚年居於洛陽，逝後葬於鄭州滎陽檀山原。
劉禹錫生活於安史之亂後的年代，這個時候有三個最尖銳的社會矛盾，一個是藩鎮割據，二是宦官專權，三是國家財政嚴重的困難。唐德宗統治的時期，也就是貞元年間，有一大批中下層官僚子弟家庭出生的知識分子，一直在反思，想要進行改革。
這一時期，新文學、新樂府、傳奇小說等爲代表的新思潮開始涌現，它有着人們期望進行深層次改革的要求。因爲，安史之亂使國家財政收支減少，藩鎮割據的這些地方不向朝廷輸納貢賦，國家的開支越來越困難，養兵卻越來越多，面對這種局面該怎麼辦?
於是，改革的歷史使命就落到了當時以劉禹錫爲代表的，年齡爲二、三十歲的年輕士大夫身上，他們的官位很低，政治資源夜不夠豐富，這個時候他們能夠想到的改革途徑就是緊密地團結在皇帝的周圍，利用皇帝的權力來實現他們這種改革的訴求。
在文壇已經享有盛譽的劉禹錫，此時在朝廷擔任監察御史，官品並不高(正八品)。監察御史雖然級別很低，但是具有上監察宰相，下監察地方各級官吏的權利。劉禹錫倡議實行舉報制度，他倡議採取設立缿筩，類似後來舉報箱的監督措施，用來監督昏庸的官員，獎勵揭發檢舉違法亂紀之人，打擊社會邪惡勢力，嚴懲欺下瞞上的人。
所謂缿筩，是當時一種口小肚子大的，類似於儲錢罐一樣的一種製品。劉禹錫設立的這種缿筩，口小肚子大，使人們舉報意見，投進去以後，就不容易再被拿出來，起到保護舉報人的作用。這種作爲舉報貪官，舉報腐敗現象的一種方式，在當時有效，到今天夜逐漸地演變爲 我們現在的舉報箱制度。
劉禹錫在《答饒州元使君書》中說到：“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缿筩之機或行，則奸不敢欺，此政之助也“。也就是說爲政者必須要做到誠信，只有做到誠信，才能夠不讓百姓心存疑慮，這是爲政者的首要之所在;其次 作爲爲政者，一定要做到政治清明，只有做到政治清明，才能夠對老百姓產生激勵，出臺的一些政策措施，才能夠獲得老百姓的擁護和支持，這是爲政者的根本之所在。
“天資帝王宅，以我爲關鑰;能令下國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垠，如此方爲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這首《華山歌》作於公元794年，爲青年劉禹錫的明志之作，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對於國家和民族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們願意以一腔熱血，爲國家、民族、社會的進步發展做出貢獻。
唐德宗晚年，太子李誦希望革新王朝政治，中下層官僚中影響力最大的就是，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位監察御史。
貞元二十一年，太子李誦繼位，歷史上稱爲唐順宗，改革開始了。他首先通過加強執掌鹽鐵轉運使，來整頓財政，加強國家的財政收入;其次，是整頓宦官，因爲宦官掌管着禁軍統帥權。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的局面並沒有緩解，相反愈演愈烈，成爲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之一，藩鎮割據削弱了中央的統治力，使得中央的政令不能下行，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藩鎮與藩鎮之間，時不時地會發生戰爭，使得人民的生活陷於了水深火熱之中，這也是劉禹錫最痛心的。
但是，要讓那些擁兵自重的藩鎮貴族們捨棄自己的權利和既得利益談何容易。改革遭到了強烈的阻撓，首先是來自地方強藩的阻力，強大的藩鎮聯名上書朝廷，其實便是宦官，在藩鎮和宦官的聯合打壓下，新政推行了一百天左右的時間，唐順宗就被迫把權力交給他的太子李純。
新繼位的唐憲宗李純雖部分地保留了改革措施，但是把劉禹錫、柳宗元等八個年輕的官員外派爲八個邊遠州的司馬，劉禹錫被分配到了朗州爲司馬，朗州就在今天湖南的常德，從此劉禹錫開始了長達二十三年的地方官的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