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禹名列雲臺二十八將第一位，是東漢初年最著名的軍事家之一，被光武帝劉秀視爲東漢之“蕭何”，協助劉秀建立東漢，“定河北，平關中”，頗受信任，年僅二十四歲就受封爲酇侯，官至大司徒。
但在班固的《後漢書》中有一句話，說鄧禹“威損栒邑，兵散宜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呢?鄧禹“威損栒邑，兵散宜陽”對我們後人又有何啓示呢?
“威損栒邑”發生公元25年，當時，赤眉軍已經攻下長安，而鄧禹則率部進入夏陽(今陝西省韓城東南)。
在夏陽，鄧禹的手下都勸他應趁機率部去攻打長安，鄧禹卻認爲：自己的部衆雖多，但真正能打戰的太少，且無後援糧食。而赤眉軍剛剛攻下長安，士氣正盛，手中有錢有糧，“鋒銳未可當”。
同時，鄧禹對赤眉軍還做出了自己的判斷，說赤眉軍“盜賊羣居”而無長遠之謀劃，雖然攻下長安，但日子一久，內部必定生亂，不會長期佔據長安城。
因此，鄧禹決定“休兵北道，就糧養士”，靜待赤眉生變。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導下，鄧禹於是引軍北至栒邑。
栒邑位於今天的陝西省中部，咸陽市以北，古稱豳，秦孝公時置栒邑縣，秦、漢時期沿襲了這一稱呼。
鄧禹的想法是好的，只是這樣一來，收復長安、平定關中的時間顯然就要大大推後。
這是劉秀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給鄧禹下了一道詔令，要求鄧禹儘快收復長安。劉秀在詔令中說："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系百姓之心。"意即讓鄧禹要抓住機會攻打長安，以獲取長安官民的心。
但鄧禹仍然堅持己見，自統主力去平定北地，另派軍去攻打上郡諸縣，而讓將軍馮愔、宗歆留守栒邑。
令鄧禹始料未及的是，馮愔、宗歆二人在留守栒邑期間，卻因爭權而打了起來。結果馮愔不僅殺了宗歆，還率部去攻打鄧禹。
鄧禹無奈，派人問計於劉秀。劉秀問使者，馮愔最要好的人是誰?使者說是護軍黃防。劉秀推斷馮愔與黃防一定不能久和，於是派遣尚書宗廣去招降黃防。
一個月後，黃防果然抓住馮愔，率領其部衆歸罪。馮愔到洛陽，劉秀赦免不殺。
因爲這件事，鄧禹在軍中的威望嚴重受損，故班固在《後漢書》中才有鄧禹“威損栒邑”之說。
鄧禹之所以會“威損栒邑”，至簡以爲，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在赤眉軍攻下長安後，鄧禹採取了避其鋒芒的策略。鄧禹採取這一策略，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客觀原因，從軍事角度上說也是正確的。但遺憾的是，鄧禹的軍事正確卻是以政治正確爲代價的。
當時的政治正確是什麼?就是聽從劉秀的指揮，率部攻打長安，以獲取長安官民的心。
然而，鄧禹卻置這些政治正確於不顧，不聽領導的意見而堅持己見，“休兵北道，就糧養士”。這不僅讓軍中的將士誤認爲鄧禹“膽小如鼠”、“欺軟怕硬”，從而有損他在軍中的威望，也讓一向對他期望頗高的長安官民和劉秀皇帝大失所望。
二、鄧禹讓馮愔與宗歆留守栒邑，結果造成了馮愔與宗歆爭權內鬥。這說明鄧禹不善用人，至少在用人調度上出了問題。同時，馮愔與宗歆因爭權而內鬥，也說明了鄧禹極有可能御下無方。
無論是用人調度還是御下能力，都是軍中統帥所應該具備的最重要的能力和素質。鄧禹在這兩個方面都出現了問題，在軍中自然會被人低看一等，從而有損他在軍中的威望。
三、在處理馮愔與宗歆內鬥這件事上，鄧禹很有可能拉偏架，處置不公。這一點，我們從後來馮愔被抓到洛陽卻被劉秀免了死罪就可見一斑。如果馮愔有錯，劉秀豈能容他?又怎會免其死罪?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鄧禹在處理馮愔與宗歆內鬥的事情上不太公平，所以才導致了馮愔帶兵去攻打鄧禹。劉秀知道馮愔無錯，鄧禹有過，故免了馮愔一死。
總之，鄧禹不聽領導正確的意見，終於犯下了嚴重的政治錯誤，“威損栒邑”。所幸鄧禹遇到的是較爲開明的君主劉秀，否則，單憑他這次不聽指揮的糟糕表現，只怕也要前途盡毀了。
而從鄧禹“威損栒邑”這件事來看，想要成爲一名成功的統帥或領導者，不僅要善於識人、用人，處事公平，考慮問題還要儘量周全，要顧及到各方面的利益得失，在與競爭對手進行競爭時，既要採取正確的手段和策略，也要考慮此手段和策略所造成的其他影響，不能僅僅以戰勝對手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