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制度，本站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起居注是中國古代出現較早，具有實錄精神的一種史類，是日後修撰帝王實錄乃至國史的重要基礎史料。
漢魏以迄唐初，史官、史家密書善惡，隱而不宣。孔子作《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可見，孔子作《春秋》，除留給後世史家“春秋筆法”外，還留下“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的自保之策。司馬遷《史記》到其死後，“其書稍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盪，史官廢置不常，偶遇形勢安定，君主明達，史官方可有所作爲。這就造成不少起居注均系後世追撰而成，而非當時繕就。而到了北朝末年，隨着分裂局面行將結束，統一趨勢日漸加強，史官密書善惡、隱而不宣的做法也漸被打破。待到隋文帝統一一南北之後，更是“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進一步壓制魏晉以降，私家修史之風盛行的情況，收緊撰修國史的孔道，也爲日後唐太宗等人強化集權，進而打破“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做了鋪墊。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問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註記者，將卻觀所爲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又問:“朕有不善，卿必記耶?”褚遂良答:“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進曰:“人君有過失，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唐太宗顯然對羣臣的答覆不以爲然，他堅持認爲帝王觀覽國史大有益處，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可以追憶前非，以爲鑑誡，並一再提出觀覽起居注的要求，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架勢。
翌年，唐太宗問監修國史的房玄齡:“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房玄齡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唐太宗又說:“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諫阻，稱“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無奈爭拗不過，房玄齡等只得刪略國史，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進呈，唐太宗見其中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記載，“語多微隱”，於是對房玄齡說，“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當然，對其索觀起居注的深層原因，臣下也心知肚明，故而才刪略國史進呈，並“語多微隱”。唐太宗還借題發揮，明令史官削去浮詞，直書玄武門之變，同時卻援引“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的典故來爲自己不合道統、有悖倫理的行爲辯護，暗示史官曲爲迴護，諱飾掩過，並藉此成就一番“無畏於天，無憚於人而不掩”，尊重史官直書善惡之權的“帝德”，其爲紓解心底的歷史焦慮，可謂煞費苦心。
受唐太宗影響，唐宋君主多對起居注給予莫大關注。唐玄宗初即位，好觀書，“尤注意於起居注”，“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年冬季，成七百卷”，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由玄宗兄弟岐王、薛王等輪日載筆而成的起居注新形式———內起居注。唐文宗也曾數次取觀起居注。爲打破“天子不觀起居注”傳統，強化帝王對歷史敘事的話語權，唐太宗及其後世君主們採用明尊暗降、分而治之的辦法，來逐步分化、瓦解史官手中的“史權”，最終實現了從“索觀”到“進御”起居注的目的。
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初年，史館修撰張佖向宋太宗進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得到宋太宗允准，“置起居院于禁中”。事後不久，兼掌起居郎事的樑周翰又進言，請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爲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至此，雖其後多有反覆，但“天子不觀起居注”的傳統已基本上被打破。
